比尔·布兰德: 光影中的别样风景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比尔·布兰德: 光影中的别样风景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比尔・布兰德（Bill Brandt，1904-1983）曾在1966年将自己几十年的摄影作品集结成集出版，名为《光之影》（Shadow of Light）。这本似乎是在总结自己一生摄影作品的集子，将摄影回归最本真的状态――光之影。没错，正是因为有了光的介入，影才成型。在晚年出版的摄影集中，以这样本分的名字命名，说明了布兰德一直所怀有的摄影态度。
不像其他惯常被冠以某种流派或风格的摄影家，布兰德一生的摄影很难用一个名号来定义。从纪实摄影到艺术摄影，从社会题材到风景与人体题材，布兰德的跨度之大，几乎无人能及。他是一个多面手，不拘于一格，却又尊重真实，从不制造虚幻，通过摄影视角的转换即可达到那种想要展现的艺术效果。对于色彩，他只爱反差强烈的黑白，通过光线的手段，刻意去掉自然界各种层次的灰调子，只留下浓烈的黑与白。因此，虽然不能对布莱德的摄影做流派和风格上的界定，但是他的作品本身却是有着一目了然的识别性的。
与摄影结缘
1904年，比尔・布兰德出生在德国汉堡，其祖父出生在俄国，父亲出生在伦敦。布兰德家族世代从事着航运和银行业务，中产阶级优越的家庭背景给比尔・布兰德提供了优厚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文化空间。青少年时期，布兰德因为患有肺结核，离开德国，前往瑞士疗养了四年多。他先是在阿格拉，之后是达沃斯。在达沃斯，宁静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布兰德广泛的阅读书籍和电影，他对视觉和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时间和地域给布兰德提供了成长的沃土。在达沃斯，布兰德开始尝试摄影。
1927年的春天，布兰德被肺结核的心理疗法所吸引，来到了维也纳。也许是治疗起了作用，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布兰德的病情得到了稳定的控制，他也开始思考之后的人生之路。在哲学家尤金妮亚・施瓦茨（Eugenie Schwarzwald）的鼓励下，布兰德选择了摄影。布兰德先在维也纳的格瑞特・科利纳（Grete Kolliner，1892-1933）摄影工作室做学徒（1927-1928），那张为意象派诗人埃兹拉・ 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拍摄的肖像便是在这个时期留下的。科利纳善于把握传统的摄影技术，定向照明，普通背景，浅景深，这些都能在庞德的那张肖像中看到，通过这些技术，布兰德将庞德独有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布兰德在摄影学习中的悟性，为他日后对摄影灵魂的精确把握奠定了基础。而在这里，布兰德与日后的妻子――同样为科利纳学徒的爱娃・ 伯拉斯（Eva Boros）相识。
1930年，布兰德和爱娃都开始移居到巴黎，再后来，1932年8月的一场西班牙旅行中，他们结为夫妻。到巴黎之后，布兰德开始成为曼・雷一名非正式的学徒。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巴黎，摄影人才辈出。曼・雷（Man Ray，1890―1976）在达达主义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中的艺术与摄影实践，给布兰德提供了新的视野，并且将其转译为自己的摄影语言――不是流于一种摄影形式，而是挖掘摄影在艺术表现上更本质的意义。这种吸收和转化语言的能力，是布兰德在后期从事艺术摄影的强有力的工具。尤金・阿杰特（Eugène Atget，1857-1927）的作品在1930年被出版，布兰德从尤金・阿杰特记录巴黎城市诗意的艺术实践作品中得到灵感。他开始用相机记录巴黎的诗意生活，1934年，一张作品被René Crevel选中，在当时超现实主义阵地中具有导向意义的杂志――Minotaure中进行大篇幅的介绍。从曼・雷和尤金身上，布兰德领会到了摄影可以是诗意的，更难得的是，他悟出了可以将纪实摄影变得诗意，而艺术的诗意化尊重真实。
为英国记录社会景观
1934年8月，布兰德和妻子爱娃又从巴黎移居到伦敦。在伦敦，布兰德的新闻报道摄影生涯从这里开始起步。布兰德开始拍摄大量的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社会纪实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成为人们日后了解英国20世纪中叶社会历史状况的重要图像资料。1936年，随着第一本摄影作品集《在家里的英国人》（The English at Home）的出版，布兰德在英国一举成名。当然，这部作品与1933年法国摄影师布拉塞（Brassa?）的那本《巴黎之夜》（Paris de Nuit）有着相承性。布兰德把在巴黎对现实主义摄影的兴趣结合到英国的摄影实践中。
布兰德不仅记录英国的中产阶级生活状态，亦记录底层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境，各个阶层的生活在布兰德这里被客观地记录。1937年，布兰德前往英国北部的工业城镇拍摄照片，那些已经陷入工业经济大萧条的城镇社会生活状况，失业的煤矿工人，被布兰德用相机记录下来。没有极端情绪，一种平和的反差或许正是其诗意性纪实的体现。而这独特的中性情感在布兰德第二本作品集《伦敦的夜晚》（A Night in London，1938）中得以体现。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灯火管制下、月光中的伦敦与闪电战下的地下避难所，成为布兰德记录的主要社会景观。夜晚的宁静与避难的人们，构成二战期间布兰德记录的主要画面，无意避开战争的灾难性，布兰德却以自己平和的视角记录下了当时英国的战时日常。作品中所反映的城市与人物直接而真实，他用心灵作为眼睛去观看，记录下了更贴近生活的本质。
二战结束，布兰德的摄影发生了重要转折，开始拍摄风景、肖像和女性，由之前的社会景观转战到自然景观。自然而然的地景与人物，脱下了战时的外衣，布兰德仍然用心灵去记录，他相信直觉和事物本身的魅力，或许换句话说，正是他心灵深处对事物唤起的直觉，才使他的照片散发出与众不同的真实魅力。
虽然他坚信，每个事物都有别人暂未看到的真实，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去不断发现，但是，一直以来，布兰德总是选择最简单的标准镜头表达这个真实的世界。而20世纪40年代奥逊・ 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导演的电影作品――《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所呈现的仰角视角和不同镜头的转换，让布兰德看到了发现事物真实的其它方法。广角镜头和深焦距的使用所带来近距的、极其夸张的写实风格，给布兰德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看方式。就这样，布兰德找来一部木质的老式柯达大广角相机。
之前对风景与的拍摄经验和电影《公民凯恩》带来的新的创作灵感，都在之后的广角拍摄中得以施展。他拍摄远山，无限深的远景，与女性身体的细部放大的前景相逢。这一60年代对女性的艺术探索，给观者带来新的美感。镜头把身体极度的夸张与扭曲，与人眼的正常视角明显不同。身体的延伸，蜿蜒与局部轮廓的凸显，这些女性身体的表达画面会让人不自觉的就能看见绵延的远山与弯曲的道路。在布兰德的系列中，自然的地景已然与女性的身体融为一体，他发现了女性的另一种美，这种与自然景色相呼应的美，比起之前人们所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幻想显然更平和，这种平和，造就了女性身体的别样风景。
比尔・布兰德一生都没有放弃对现代摄影的探索，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亦或是新即物主义，都在他的摄影观念中得以提炼，糅合到他的摄影实践中。他不是去制造一种新的摄影方式，而是在现代主义的摄影传统中发掘无限可能。诗意并且真实，这一摄影哲学的领悟，让摄影在记录中变得更听从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