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的德育是“知行合一”的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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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办学是时下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学校德育也是。两者放在一起，自然让我想起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说陶行知，也许能让人从一个侧面更加清醒地认识今天德育存在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改进德育。

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受杜威影响很大。杜威到中国讲学，在南京、上海期间都是陶行知担任翻译的。美国教育学者布朗指出：“当杜威访问南京时，陶行知作为主人和翻译。这或许是陶行知同杜威理论最持久的一次正式接触……”陶行知在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过程中受杜威的影响很大，他吸取了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并在长期的平民教育、农村教育行动中加以改造，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何以要改造老师的思想理论呢？这不能不说到陶行知的另一个导师王阳明。如果说杜威是陶行知的理论导师，那么王阳明则是陶行知的精神导师。陶行知是在金陵大学就读时服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1912年，21岁的陶行知研究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在学报上用英文发表作品，即以“知行”为笔名。1934年，43岁的陶行知在《生活教育》发表《行知行》一文，正式改名为“陶行知”。从他的两次改名中，可以看出他对王阳明思想从信仰走向超越，如同他对杜威思想一样。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意义。他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为知。”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1927年他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正式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教”与“学”都必须以“做”为中心，实行“教学做合一”。

以陶行知的思想来衡量当前德育，就能看出问题所在。当前的德育出现了一种“教学做”三者割裂的倾向，教是教，学是学，做是做。“教”就是道德知识的灌输；“学”就是道德知识的学习，以应对学科（政治课或公民课）考试之需；“做”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是按照道德规范来进行，而是按照功利的思想来进行，即如何有利于自己的规则来进行。如此一来，教成了伪教，学成了伪学，做则成了反做。从表面上看，这虽然也是以“做”为中心，但它与“教”和“学”完全脱节。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学校教育的问题，那就是将德育学科化，将德育孤立起来进行，这就势必把德育变成一种与行为无关的知识教学。当然这不仅是学校教育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出了问题。当前极端实用主义盛行，其演化成极端功利主义，人们缺乏道德信仰，缺乏从内心深处树立的坚定不移的道德守则，一切唯利是求，一切唯利是图，只要是有利于自己的，就不顾任何道德规范、法律规范，践踏道德，践踏法律，于是 “毒牛奶” “毒豆芽”之类的事件一再发生，导致社会无公信可言。

社会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来整治，当然，教育工作者也有责任；而教育的问题尤其需要教育工作者来解决。教育家的德育就是知行合一的德育，重温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就是要把德育的“教学做”完全统一起来。这也是纪念陶行知先生一个最切实际的行动。

【程红兵，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