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我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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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作为德国前总理，在任期间，政绩显著，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等领域大举改革。

施罗德在《抉择：我的政治生涯――施罗德回忆录》的开头，作者深情回忆了自己贫困而上进的童年岁月，他对父母充满了感恩之情。

在对童年和家庭的回忆中，我一再问自己。我那惊人的升迁在家庭出身方面可以找到哪些原因和背景呢?虽然我很自信，一种建立在实际成绩之上的自信，但我仍然始终为自己的能力和成就感到惊喜。

我反复这样想着，又觉得这只说对了一半。回忆战后最初的岁月时，我发现那些磨难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而主要是母亲经受的。我们以奇怪的方式没有遭遇苦难的折磨。时事艰辛，但我们出自两次婚姻的孩子们并没有感觉到。

诉说童年的艰辛是不对的，连我母亲也不会这么做。她天性极为乐观，不管什么境遇，日子多么难熬，我从没听到她抱怨过，她总是尽量让事情变得更好。

母亲是个私生女，很早就开始干活儿，给人帮佣。对她来说，连写在纸上的受保护权或8小时工作制都不存在。与父亲的爱情也是她改变生活境遇的机会。她非常爱他。他在战争中阵亡时，我刚满半岁。

几十年后，姐姐贡希尔德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了父亲的墓。一等兵弗里茨・施罗德于1944年10月4日被葬于罗马尼亚的一个小地方。在核实的过程中，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当然想去墓地看看，于是商定在对罗马尼亚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于2001年9月18日那天前往。结果“9・11”打乱了所有计划。直到2004年，他阵亡60年后，我才来到他的墓前。对他，我知道得很少：母亲只在某些谈话中说起过他。但是，当我站在他最后安息地的那一刻，还是以某种难以言传的方式感觉到与他的亲近。那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士兵墓，父亲和他的10个战友被一起葬在那里。因此，我没有采纳罗马尼亚政府把他移葬到德国的建议。

在很多方面我都很崇敬母亲。她不约束我们，让我们自然成长。她毫无偏向地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我们从她那里得到的只有爱。这话听起来似乎过于动人，但却是事实。在母亲少有的绝望时刻，我曾试着这样安慰她：有朝一日我会用奔驰车来接她。至少这个承诺我是兑现了。

我的继父保罗・福塞勒是个寡言而谨慎的人。头几年，他在被老百姓称为“托米”的英国占领军那里工作，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只记得他带回来的白面包和咸牛肉，大概是小偷小摸得来的。我们总觉得饿，很多德国人肯定都有过同样的经历。

保罗・福塞勒可能是个关心政治的人，但我从没和他谈过政治，那时我还不到10岁。后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个肺病疗养院，他的病是从战争中带回来的。但我记得，“小岛居民”(柏林的一个广播讽刺剧团)的节目他从不错过。这个团的团歌至今仍回响在我耳边：

小岛居民不惊慌，

小岛居民不装样，

小岛居民坚持自己的希望，

小岛重新变成美丽的大陆家乡，

啊，那该多棒!

当时我根本不懂这首歌的意思，更不会想到，歌词所表达的希望会在我从政时期成为现实(德国分裂时，西柏林位于东德境内，是地理上、政治上的孤岛。此句意指两德1990年10月3日重新统一，1999年夏首都迁回柏林)。

上到公立学校八年级时，我去参加德国联邦铁路的招工考试，没通过。理论难不倒我，但实践部分不行，他们说我的手不会干活儿。这当然不是政治评价。后来我向现任联邦铁路总裁哈特穆特・梅多恩讲起这件往事时，他没有表示同情，而是不无讽刺地说，这不更好吗?因为这样他便少了一个现任职位的竞争者。

我大概是个很出色的学生，因为我的老师想尽办法要说服母亲和继父让我上高中。但对家里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想法太鲁莽。不说别的，学费到哪里去找?谁来承担这笔费用?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曾为我指明道路。一切都不得不经过尝试，走弯路也在所难免。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壁垒森严，这是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是来自底层的，哪怕在再细小的事情上也让我时刻感觉到这一点。上坚信礼课时，我们的牧师只负责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其余的就让助理牧师去管。我感觉到这里面隐藏着的歧视。

在我认识到该如何摆脱似乎给我安排好的狭小、有时甚至是压抑的生活环境之前，我寻找了很久。开始对政治感兴趣时，我已经生活在哥廷根了。1962年到1964年，商校毕业后，我在哥廷根的一家五金商行当推销员。赫尔穆特・施密特令当时的我着迷，尤其是他的口才。但我先得摸清情况，对那时活跃着的各个政党做些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当时想在政治中寻找的东西社民党内最多。这个党不甘于社会的阶级现状。也许正是在社民党那里，我才真正明白了当年上坚信礼课程时感觉到的东西：只有受教育才是走出塔勒、获得认可的唯一出路。于是我加入了社民党。

1962年秋，我重新找到了那个本已不见的啤酒杯垫，上面有一个夜校的地址。半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一个酒馆打牌时得知，我的两个牌友每天晚上都上三个钟头的夜校，补实科中学课程。这个地址是个动力，第二天我就到夜校报了名。我终于有了方向。

1966年我通过第二条教育道路获得高中毕业文凭，我上的是比勒菲尔德市的威斯特法伦预科补习学校。当时我的继父病情加重，危在旦夕，我想离母亲近一点。这段时间的生活费是民政局给的，我是半个孤儿，有权享受抚恤。这也是后来我上大学的物质基础，另外还有艾伯特基金会“天才资助”项目给的书钱。

我终于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可以上大学了。我欣喜若狂。在哥廷根上大学!对我来说，大学是通向无边无尽可能性的大门，现在我有了入场的门票。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学法律和当律师的梦想一下子都变得触手可及。

回想自己的身世和母亲，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对我始终至关重要的一条：永不忘记这个源头。清贫的童年以及对它的清醒认识是我的指南针。

（摘自《作家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