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猛:请叫我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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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完全黑了下来，都江堰壹街区灯火阑珊。细雨中，“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们悄无声息地返回银杏园的住所。
志愿者小文把中午的剩饭热了热，大家低头吃着，一天的劳累再加上年关将至，淡淡的乡愁弥漫在餐桌之上，超男还记得去年春节因为没有回家而被妈妈责怨。
见到同伴们情绪不高，天哥讲了几个段子，饭桌上恢复了笑声。谈笑间，负责人刘猛把白天忘吃的药一股脑儿倒进嘴里，用菜汤喝了下去。1974年出生的刘猛正值壮年，却身患癫痫、脊椎炎、风湿、带状孢疹等多种疾病。他的身体让很多人担心，就像手机只剩下了“一格电”，随时可能会停机。但他却很乐观、坦然，“我已经学会了和自己的身体和平相处。”
自2008年起，刘猛已经在灾区度过了三个春节，现在第四个年关将至，他要督导工作站的活动计划，这个春节刘猛依然属于这里。
“所谓坚守时间最长的志愿者，这样的头衔对我来说既没意义又没意思。”在刘猛看来，心理救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可以不开始，那不是错误，但一旦开始了，就要有始有终，这是起码的准则。”
妈妈之花
汶川地震发生一周后，刘猛就来到了灾区，他并非由于激情而一时冲动，他觉察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样大的灾难，每个人都应该有所担当。
“失去孩子的母亲是地震灾难中遭受心理创伤最为严重的群体。”刚到灾区当天，刘猛就凭借职业的敏锐感觉察到一个群体――丧子母亲。现在，我们查阅资料可以知道，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计划生育家庭有1万多个，其中有再生育意愿的家庭达6000多个。这些丧子母亲年龄偏大、心理创伤严重、情绪起伏较大，很多人无法再孕，有些母亲好不容易才怀孕成功，胎儿却莫名其妙的停止了发育。于是，刘猛在板房里创办了“妈妈之家”，启动了“宝贝重生”计划，正式开始了这个群体的心理干预。
马军在“5・12”地震中失去爱子龙龙，此后，她每日以泪洗面，眼神空洞，“那是因为心空了”马军说。像马军一样，所有的丧子母亲都有着很严重的心理创伤。“她们的思维指向长期沉浸在过去，沉浸在失去的那个孩子身上，而正常人的思维多数时间是应该指向当下和未来的。”
按照刘猛的思路，“妈妈之家”的作用是引导丧子母亲的思维从过去指向未来，因为未来才是希望所在。然而，他一时又想不出奏效的办法，因为只要谈话，母亲的话题就会回到死去的孩子身上，每个妈妈都是一个祥林嫂，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孩子的好和自己的愧疚。一次，看到志愿者“小小马”在折叠一种纸质玫瑰，刘猛灵机一动――手工折叠的过程可以把丧子母亲的注意力引导到当下。
起初，并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愿意折叠这种纸花，因为一朵花要经过两百多次折叠，有六道工序，纷繁复杂，手巧的人一小时也才能折两朵。刘猛就给它们取了好听的名字，叫做“妈妈之花”，赋予它寓意，代表着感恩、坚强和希望。并告诉妈妈们说，折多了可以拿去义卖，贴补家用。这样到妈妈之家折花的人才逐渐多了起来。
而刘猛的心思却完全不在这些花上，他思考的是现在把母亲的思维拉到当下了，如何才能把她们的思维引向未来。
“去了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孩。”“如果再生育一个，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是男孩。”“假设是个女孩，你会不会带呢？”“我想，应当会，我得学学。”“那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怎样带一个女孩？”
这看似有一搭无一搭的谈话，全是经过刘猛精心设计的，里面充满诸如“假设”、“如果”、“想想”、“你希望”等指向未来的词语。
有了再生育的想法，也就有了对未来的希望。隐隐约约中马军感觉前面还有属于自己的路，她开始着手准备：每天6点钟起床，前往成都治疗，持续四个月后才能根据各项指标确定是否可以怀一个试管宝宝。尽管成功的几率很低，但马军很执著，因为她感到一股力量在心中升腾。
怀孕后，身子逐渐不方便，马军不能再折“妈妈之花”，便躺在沙发上看别人折，她已离不开这里，“这里有种归属感，走进妈妈之家，看到妈妈之花，我就看到了希望。”马军说。
2010年元月24日，马军诞下都江堰震后第一个试管宝宝，马军满怀憧憬地说，“我的龙龙回来了。”如此幸运的不仅是马军，至今，“妈妈之家”有150多名再孕妈妈顺利生下了孩子，而整个灾区也已经有了2000多名。
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
援助5～10个人，工作两个月，然后把个案转借给后续的志愿者，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这是刘猛最初的设想。然而，两个月到头的时候，他却才发现，个案无法转借，此时的心理援助志愿者早已如潮水般退去，轮岗变成了他的一个奢望。
“我不是高尚。”对于为什么能坚持下来这个被问了上百遍的问题，刘猛回答得很淡定，“这里不存在你想走不想走的问题，由不得你来决定。”刘猛认为，心理援助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志愿服务领域，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与方法，错误的援助方案不但不会帮助到受助者，反而会造成伤害。正如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队队长富永良喜所说，“不能保证对灾民进行持续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团体，不可以直接和灾民接触”。
有媒体用“一哄而散”来形容当时的心理援助志愿者，但刘猛却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一哄而散不是因为没有爱心，不是因为不想留下来，而是因为缺乏志愿服务本该具有的信念力量，缺乏好的志愿服务制度。
2010年7月，时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的邓亚萍组织了一次志愿服务国际论坛，刘猛是四名中国区受邀嘉宾之一，就是在那次论坛上，刘猛第一次把“慈善”、“公益”和“志愿服务”三个概念区分开。在他看来，“慈善者”捐献“资金”和“物资”。只要捐献了，无论受助者是否受益他都是慈善家。慈善家是来做好人好事儿的。“志愿者”捐献“时间”和“劳动”。他既不因为志愿服务而花费一分钱，也不因为志愿服务盈余一分钱。志愿者不仅仅是来做好人好事儿的，更重要的是来把事情做好的。公益是整合“物资”、“资金”、“时间”、“劳动”四项基本要素，实施于受助者，只有受助者受益了，发生了向好的改变才叫公益。所以公益人不是来做好人好事儿的，而是来把事情做好的。
震后的三年半里，“妈妈之家”的志愿者来来走走，一拨又一拨，从最初的200多人，到后来的600多人，再到现在的8人，流动频繁。志愿者离开时，大家往往抱头痛哭，只有刘猛在一旁看着，默不作声，这常常被志愿者形容为“冷漠”和“铁石心肠”，“有什么好哭的呢？来不是因为我而来，走也不是因为我而走，来这里是为了灾区，只要帮灾区做了一些事情就值了。”刘猛说。
“给民政部讲课，每节800元；给企业总裁班讲课，每次1万多；有时候帮大学做一些科研，也有些收入。”刘猛不爱财，但渴望多赚点钱，他把张学友的手写门票卖了2.5万元，资助给灾区困难户孔祥清一家；无依无靠，90多岁的“三轮车大爷”王家友作手术，需要3万多元，刘猛发动蔡鹏等身边好友筹集了1万多元，最终并作为家属签字。
三年多来，刘猛为“妈妈之家”已经自掏腰包投入了20多万元。为了掌控项目的方向，他甚至拒绝过主动送上门的项目资金，“我还是不太愿意花别人的钱，万一给人花不好怎么办？”
“没什么可写的吧，我仅仅做到了一个公民最基本该做的。”刘猛总是用一把叫公民的尺子衡量自己，“所谓公民，就是有了责任、担当和参与意识的人”。
在一张印有黑猫白猫图案的照片上，刘猛写道:“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动车事故、2岁女童遭碾轧而18位路人漠视等一系列的事件都是源于三大缺失：个人内心深处缺乏信念、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整个民族缺乏信仰。三大缺失导致我们迷失方向而同时缺乏敬畏，无所敬畏就会为所欲为，解决它的根本方法就在于培养公民，唯有培养公民才能够拯救我们的民族。”
2011年5月19日，在刘猛到汶川灾区整整三年之际，他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一天公益”正式挂牌成立，在为“一天公益”设计的Logo里，刘猛特意加了一层意思：公民意识就是责任、担当和参与意识。
从“十大致敬人物”到“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再到“全国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各式各样的荣誉在刘猛眼里如过眼烟云，“如果有个荣誉给我，我会倍加珍惜，那就是公民。”说这话时，刘猛目光炯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