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武曲的历史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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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琵琶艺术宝库中的经典之作，琵琶武曲主要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概括地说，琵琶武曲兴起于南北朝，隋唐最为繁荣，宋代衰落，元、明、清迎来复兴。本文着重阐述了琵琶武曲的界定及其历史发展轨迹。

关键词：琵琶；琵琶武曲；界定；历史发展轨迹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识码：A

琵琶是由外来的曲项琵琶充分吸收了中国汉琵琶的长处，逐步发展而成的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民族弹拨乐器，拥有独特的演奏技巧和纷繁的艺术表现力。

作为琵琶艺术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琵琶武曲包括武板和武套两种类型。其中，武板结构短小、节奏欢快、曲调活泼流畅；武套结构庞大、层次分明、风格威武雄壮。琵琶武曲的发展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和复兴四个历史阶段。本文着重阐述琵琶武曲的界定及其历史发展轨迹。

一、琵琶武曲的界定

1.传统琵琶乐曲的分类

华秋苹传谱的《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中提出，“文板宜文、武板宜武、大曲宜宽紧相间”[1]，该观点为后来琵琶乐曲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沈浩初编辑的《养正轩琵琶谱》中记载，根据乐曲结构的特点，传统琵琶乐曲总体上分为套曲和小曲两大类[2]。其中，套曲泛指曲式结构规模较大或由多首曲牌连缀、变奏所组成的乐曲。根据乐曲格调和表现手法的不同，琵琶套曲又分为文套、武套和大曲三种类别。文套适于表现文静细腻、柔和美妙的情趣，如《月儿高》、《塞上曲》、《汉宫秋月》和《青莲乐府》等。武套突出表现威武雄壮、豪放爽朗的气概，如《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海青拿天鹅》和《将军令》等。大曲则综合运用文套、武套的表现手法及演奏风格，主要表现活泼欢畅、自由清新的场面，如《阳春古曲》、《灯月交辉》和《普庵咒》等。

小曲则多为68板的短小乐曲，琵琶小曲又分为文板和武板两种类别[3]。文板系慢板，曲调文静而秀丽。武板则指快板，曲调流畅而活泼。以《华氏谱》为例，它收录了直隶（北派）王君锡和浙江（南派）陈牧夫的传谱，其中《思春》、《昭君怨》是典型的文板，《步步高》、《巧梳妆》是典型的武板。

2.琵琶武曲的界定及特征分析

琵琶武曲既包含武套，又包含武板，其中，武套是武曲的突出代表。武套结构庞大，而武板则结构短小，“套”和“板”是针对乐曲的结构而言的，其大小之分完全出于表情状物之需要。

武套的特点在于写实性、叙事性[4]。乐曲往往根据情节内容发展连续叙述，类似章回小说或分幕戏剧。结构上比较庞大，有声有色，绘影绘形，层次分明；演奏上巧妙地运用轮拂、满轮、扫弦、绞弦、并弦、煞弦、拍、提和摘等技巧；风格上尽显威武雄壮、气势磅礴。

近代琵琶浦东派传人沈浩初在《养正轩琵琶谱》之“曲情赘语”中这样评价武套音乐：“今谱中《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武套之表演故事，综其绘声绘色，有起有结，其节目无异章回，同于杂剧。”当代琵琶演奏家、教育家林石城进一步注释说：“武套为类同于杂剧的叙事体，采用不同的指法配合旋律变奏来叙演故事情节，演奏速度较快，有时也作戏剧性的突变。” [5]

二、琵琶武曲的历史发展轨迹

1.琵琶武曲兴起于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大迁移进一步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原音乐传承秦汉传统音乐，并融合国内各民族音乐与外来音乐，形成了以汉族音乐为中心、包含多民族音乐特征的音乐文化。这时期的琵琶种类繁多，既有汉民族固有的秦琵琶和汉琵琶，又有发源于西亚，于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的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

据考证，曲项琵琶约在公元350年前后传入中国北方，并于公元551年前传到南方[6]。曲项琵琶具有拨弹、音量大和表现力丰富的特点，演奏的琵琶曲以描述边塞生活为主要内容，曲调悲哀凄凉，并保留了西域音乐原有的粗犷风格，可以说是琵琶武曲的最初形态。

2.琵琶武曲在隋唐最为繁荣

（1）琵琶成为隋唐燕乐的主要伴奏乐器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贞观至开元的百余年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由于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优秀的外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中原大地得到广泛吸收和充分发扬。曲项琵琶在唐代歌舞音乐中倍受人们喜爱，此时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不但形制有了改进，曲目更加丰富，而且涌现出大批琵琶演奏家。值得一提的是，“琵琶”一词在唐代成为了曲项琵琶的专称。

通过大量吸收外来和国内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精华，并与汉民族固有的传统音乐文化相互交融，唐代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民族音乐，即我国音乐史上著名的“燕乐”。据《辽史》载：“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协之。”[7]可见，琵琶业已成为燕乐乐队中独领的的主奏和领奏乐器，其演奏艺术得到高度发展，从而迎来了琵琶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在燕乐大曲的伴奏乐队中，琵琶之所以处于核心地位，能够承担大型歌舞音乐的主要伴奏任务，其主要原因在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琵琶客观上具有较大的音量。就曲项琵琶而言，其音箱体积较大，发音清亮，具有当时其它弹拨乐器无法比拟的音量，这在没有任何音响设备的唐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另一方面，琵琶的演奏风格比较适合歌舞表演。琵琶具有多种演奏技法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力，符合歌舞音乐节奏复杂多变、转调移调迅速的演奏要求，这决定了它在歌舞音乐伴奏中的关键作用。

（2）唐诗中有关琵琶武曲音乐的描写

唐代，琵琶艺术和诗词文化高度发展。此时，虽然没有武曲的正式称谓，但是从诗人的吟咏中，完全能够体味出琵琶变幻无穷的技法和惟妙惟肖的声响，感受到武曲威武豪迈、激情澎湃的气势和刀光剑影、风驰电掣的场面，令人仿佛身临其境。

白居易著名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有对琵琶武曲演奏效果和演奏技巧的最经典描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意思是，琵琶演奏时的声响好像银瓶突然间撞破，水浆四溅，又好像铁甲骑兵厮杀漫天，刀枪齐鸣。一曲终了，演奏者对准琴弦中心拨弦收音，四弦一声轰鸣好像撕裂了布帛一般。琵琶武曲最擅长表现的就是摇旗呐喊、战马嘶鸣的古代战争场面。“当心画”正如琵琶演奏时的扫弦技法，是琵琶武曲最具代表性的指法。

3.宋代是琵琶武曲的衰落时期

（1）琵琶地位衰落原因之探究

琵琶是胡乐的代表乐器。宋代，汉人本土文化复兴，官方极力贬抑胡乐的地位，致使琵琶发展受到抑制。

另外，宋代工商业逐渐繁荣，且形成了很多大都市。唐代以宫廷为主的音乐便开始走向民间，以适应新兴的城市文化需要。而且，宋代以说唱音乐为主，乐队中使用的主奏乐器也随之发生变化，由吹奏乐器筚篥取代了原先琵琶在乐队中的地位。

（2）从宋词中看琵琶演奏风格的转变

宋代，词的发展达到鼎盛。北宋的词较为促碎，以小令为主，与琵琶技艺结合紧密。南宋的词则更为啴缓，且产生了长调，这与当时吹奏乐器的盛行息息相关。

此时，音乐与文学的格调都趋于婉约。苏轼在《菩萨蛮》中写道：“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拨断琵琶索。”晏几道的《临江仙》中有这样的诗句：“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8]由此可见，琵琶的演奏也由粗犷有力的武曲风格，演变为细腻柔情的文曲风格。

4.元、明、清是琵琶武曲的复兴时期

（1）琵琶武套与民间大型声乐作品的关系

宋代以后，词调音乐极其繁盛，琵琶独奏词调的器乐表演应运而生。尤其是，民间音乐中的各种说唱、戏曲表演多用琵琶伴奏，使琵琶演奏涉及到大量的民间曲牌，从而为琵琶独奏乐曲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琵琶武套多源于民间曲牌联套的大型声乐作品[9]。在器乐化的演变过程中，一方面各曲牌原先所具有的音乐性质、艺术情趣逐渐淡化，另一方面各曲牌紧紧围绕套曲特定的主题发展演变，使得武套更加结构完整且内容统一。随着武套逐渐发展成熟，尽管曲牌原有的相对独立的音乐特点越来越少，但曲牌之间的联系却愈加密切。

（2）元、明、清时期琵琶武曲的代表作品

元代，诗人杨允孚为当时流行的琵琶武套《海青拿天鹅》写下了著名的赞叹诗句，“为爱琵琶调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凉州》曲，弹出天鹅避海青”。从中可见，武曲不仅有声有色，而且绘影绘形。

明代，张雄善弹《海青拿天鹅》，确有满厅皆鹅声之声效。汤应曾弹奏《楚汉》（即后来的《十面埋伏》）一曲，精彩绝伦，声动天地，金声、鼓声、剑声、弓声、人马辟易声，不绝于耳[10]。实际上，在琵琶武套中，上述两首乐曲是记载较早的代表作品。

明清以后，琵琶演奏指法更加丰富，且乐谱刊行，流派形成，这些要素基本上奠定了文曲、武曲两种不同风格乐曲的演奏基础。此时，琵琶独奏已取得巨大进展，出现了我国琵琶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至19世纪上半叶，琵琶艺术由北向南（尤其是向江浙一带）转移，此乃这次发展高峰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以华秋苹于1819年出版的《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为突出代表，这不仅奠定了近、现代琵琶演奏艺术的基础，而且开创了近代以来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和上海派等各流派形成与发展的新纪元。

各个流派都编辑收录了历代流传及当时流行的琵琶武曲[1]。以无锡派创始人华秋苹编著的《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为例，它收录了《十面埋伏》、《将军令》、《霸王卸甲》和《海青拿鹤》4首武套，以及《步步高》和《巧梳妆》等19首武板。

《南北派十三大套琵琶新谱》由平湖派代表人物李芳园编著，其中收录了武套《满将军令》、《郁轮袍》、《淮阴平楚》、《海青拿鹤》和《汉将军令》。

浦东派始祖鞠士林所编的《闲叙幽音琵琶谱》，及其传人沈浩初所编的《养正轩琵琶谱》，共收录《将军令》、《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和《平沙落燕》（即《海青拿鹤》）4首武套。

崇明派以文曲见长。不过，在其代表性曲谱沈肇洲所编的《瀛洲古调》中，仍然收录了武套《十面埋伏》。

后人将上海派创始人汪昱庭的传谱编辑成《汪昱庭琵琶谱》，其中收录了武套《将军令》、《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和《平沙落燕》（即《海青拿天鹅》）[11]。

三、结语

琵琶武曲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和复兴四个历史发展阶段，集古今无数优秀创作之大成，凝练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非凡的艺术表现力，是中国传统音乐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作为传统琵琶武曲的典范，《十面埋伏》突出群体力量的较量，《霸王卸甲》注重个人力量的展示，两者集中体现了琵琶武曲的精髓——宣泄人生之张力[12]。

当今，琵琶武曲又有了新的发展。著名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在传统武曲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创作了现代武曲的佳作《秦俑》[13]。该曲充分吸收了传统琵琶武曲宣泄人生张力的精髓，以秦始皇兵马俑的形象展现了中国人的群体价值。刘先生巧妙地运用了现代创作技法，从乐曲结构、表现内容到演奏手法，对传统武曲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突破，使《秦俑》成为一部既继承传统武曲精髓又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艺术杰作。

总之，只有了解琵琶武曲的历史发展轨迹，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琵琶武曲才能与时俱进，并不断被赋予新的艺术生命力。《秦俑》这首融入了现代审美观念的琵琶武曲，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历经千年沧桑的磨砺，融汇中外音乐的精华，琵琶武曲必将在新世纪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林谷芳.五本传统琵琶谱[J].中国音乐，1987，（2）.

[2]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3]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4]袁静芳.民族器乐[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87.

[5]沈浩初，林石城.养正轩琵琶谱[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7]吴慧娟.略论隋唐时期琵琶艺术盛况[J].音乐探索，2004，（4）.

[8]庄永平.琵琶手册[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9]郑祖襄.从声乐到器乐——琵琶传统曲历史成因窥探[J].音乐艺术，1991，（1）.

[10]樊愉.琵琶艺术的发展历史及近代琵琶流派简述[A].中国琵琶名曲荟萃[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11]李民雄.琵琶音乐述略[A].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12]刘德海.刘德海传统琵琶曲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13]张伟.现代琵琶武曲的佳作——浅议刘德海的琵琶曲《秦俑》[J].中国音乐，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