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一定要有制度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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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这种尴尬的位置不是他们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也不是政府造成的。

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基本局限于经济领域之中，但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转型，仅有经济的现代化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制度的现代化，而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法律和政治制度。此外，还必须要有人的观念的现代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一直是经济改革先走在前面，制度改革和人的观念转变都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观念和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而我们的企业家正处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摩擦甚至冲突，他们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我相信，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愿意在一个透明、公平、合法的环境中开展竞争，不愿意去做贿赂等违法的事情。但是制度的落后，导致我们无法在短期内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

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具有“双重性”：在经济市场中我们的竞争是透明、公平的，但在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上，却不是公开、独立、公平的。经济与法律、政治制度之间的这种摩擦，就使得企业家陷入尴尬的境地。

企业家面临的另外一种尴尬就是经济体系与社会观念的脱节。当前社会上流行着两大观念，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主义都是由观念落后导致的，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再加上民间的仇富心态以及对于产权的不尊重，甚至不时有“打土豪分田地”这种声音出现，更使企业和企业家倍感压力。

今天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正是国家在发展中各系统之间不同步导致摩擦不断的局面。未来，这种摩擦和冲突还将长期存在。企业家必须学会面对，同时，我们也期望着制度改革的推进。

传统模式的最后告别演出

转变经济的模式，我们已经谈了十几年，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话也不会再谈了。转型失败的原因，我觉得最根本是政府和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GDP年年增长，从政府到民间，弥漫着一些不好的情绪，甚至金融危机也没有获得传统模式的冲击，市场无形之手'则被迫后退，每一次单位产生的转型效果，都使企业的信心大增，特别是每年4万亿的财政刺激，还有18万亿的银行贷款，这使得政府主导下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所未有的投入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反弹，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这毕竟是传统模式的最后告别演出。

在中国企业界和中国拯救世界的过程中，GDP一度下滑，我觉得这不是常规的经济体系循环。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的终结。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政府参与经济的活动越来越多，对经济的微观管理越来越严，政府和相关部门从管制中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有部门的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空间，导致了创新精神的衰弱不仅使经济增长难以维系，而且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如何渡过难关？我认为不能再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问题留给下一代，而是要直指病根，对症下药。既然原因是产能过剩和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收购，进行行业重组，或者是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既然消费的正式原因是民众的收入滞后，就需要全面减税，弱化政府的经济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既然成本扩张的道路走不下去了，企业就要尽快从制造向研发创新转型，但所有这一切，都要求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

重振民营经济

重振民营经济有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意义。由于垄断性国有企业，它们没有创新的动力，即使创新成功，也不能享受创新带来的回报。没有民营经济的重振，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民营经济目前占GDP的一半，雇佣了70%以上的劳动力。要稳定社会，必须稳定民营经济，否则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如何重振民营经济，我想我们需要的改革措施，法律上、政策上有很多，我想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非因为英国当时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技术革命，而是一场制度革命。

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的创新。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提到国有产权马上脑子里想到的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私人资产似乎是神圣可以侵犯的。近年来就发生过多次侵权的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我们可以看到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在弱化。

经过30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财产，因此产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在改革开放的当下，无论采取怎样的宏观政策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将继续下降，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回到小平同志所确定的改革开放状态，而是一味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受的范围。所以我再次呼吁，及时启动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