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的我国本土文化性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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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家精神是现代企业管理活动向理性的回归，但在具体的社会生活而非纯粹的“分析框架”下，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成长会受到现实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传统习惯等文化性因素的影响。本文集中探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企业家精神所受本土文化性因素的影响，分析的对象主要包括中国文化传统、传统行为模式和家伦理等文化性因素，希望通过系统分析突破以往企业剩余索取权和产权激励理论分析框架的局限。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本土文化；影响因素

一、企业家精神培育中文化性制约因素的存在

企业家精神的内核是一种纯粹的市场理性，这种市场理性的发育和成熟本身必然表现为企业的制度、组织机制等物化形态，然而，也必然有其非物化的形态特征。约瑟夫・熊彼特和彼得・德鲁克较为有代表性地指出，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在于创新精神，同时又表现为如马克斯・韦伯和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这些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的概括表明，企业家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主体能力特征的精神元素。因而，就企业家精神的内在本体来说，必然地会受到外部性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既然企业管理者及其所在的组织结构都置身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企业家精神物化为创新机制和创新活动的过程本身就会受到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也会受到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本身所导致的文化性因素变动的制约。因此，企业家精神在受到制度、社会结构和组织机制的制约的同时，不可能不受到传统习惯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其实，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既不是一种纯粹环境下的“自我觉悟”，更不是脱离企业家所在本土文化环境的纯粹的“知识重建”，其过程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活动过程。

企业家精神的行为特质也表明，企业家的天赋和个体风格特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成长。不是每个个体都有成为企业家的“机会”，企业家精神中富有创新激情的市场理性必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禀赋，个体风格也由此必然应该受到关注。但是，任何个体风格及受其影响的团队风格的形成都是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中发生的，也由此离不开文化传统和文化系统中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

虽然，马克斯・韦伯式的宗教与伦理文化的分析路径遭到了不少质疑，但如果不从其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有效性角度对其进行评价，而是从另外的一个侧面把该理论中用以解释文化影响经济生活的合理成分整理出来的话，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能够给我们提供必要启示的思想因子，那就是，企业家精神受到了社会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不能忽视。

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种内源性文化机制，而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这一主动过程本身似乎也证明了同时存在着一种被动的来自于文化及传统习惯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了来自地域文化方面的因素。

现有的对于企业家精神培育中的影响因素所做的分析，多数偏重于从产权制度层面展开，但此种进路却又不能完全解释民营，包括私有企业中企业家精神的缺乏。同时，已有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和产权激励理论尚不能完全有效地解释国有企业管理者也包括民营企业经营者经营行为的非理性现象。因此，借鉴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将偏重于从文化性因素的分析方向进行理论拓展。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了制度和非制度因素。制度性文化的影响是明显存在的，如许小年认为，中国的传统权势文化影响了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而笔者在这里所要探讨的主要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因素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前述企业家精神的市场理性认识是在“抽取式”分析框架下实现的，这里强调了企业家精神的纯粹性。而实际上，企业家精神的纯粹市场理性特征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里却又是难以独立存在的，它必然受到“复杂性”因素的影响。企业家那些类似于“勤勉敬业”、“节约”、 “富有远见”、“机敏”、“慎重”、“质朴”、“用心周到”、“诚惶诚恐的危机意识”和“大胆冒险”等必备的品格无不是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下造就和接受影响的。正如前述所提到的，马克斯・韦伯明确指出了新教伦理对企业家精神即其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作用。其实，企业家精神本身及其“示范效应”恰恰就形成为一种高层次的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在一个层面上是一种与企业管理活动相伴随的文化性过程。因此，企业家精神必然极大地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

中国文化传统体系博大，作为传统的文化因子系统非常复杂，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也是复杂的。

有利的影响因素包括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道德为本的中庸精神、知行合一的务实精神、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仁爱厚生的胸怀精神、坚韧顽强的意志精神、信义至上的道义精神以及《周易》、《老子》等之中阴阳变化、有无相生的辩证精神等对创新思维的启示。这些，可能是现代企业家精神培育和成长中能够获益的文化源泉。对这些积极影响，学术界已有较多探讨。

但是，对企业家精神的不利影响也应该重视。这些不利影响包括重义轻利、“担当天下”的抱负观念、经验主义等。重义轻利影响到了中国人的财富竞争意识；“担当天下”的抱负观念极不利于纯粹的市场理性的发育，它使得企业家担当了太多的“额外义务”；经验主义则很容易导致生成非理性的对企业家精神的替代品。另外一些因素也产生了不利影响，还需要我们关注到。如官本位和权力本位观念使得领导风格易于官僚化而非市场理性化。又如，现代企业家精神发育的土壤是货币、市场、工业技术、知识和信息要素的革命性整合。传统农业文化下的主体意识与对此等要素的认同和领悟要求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三、中国传统行为模式

与传统文化大环境紧相关联的另一个影响到现代企业家精神培育和成长的因素是传统行为模式。

传统行为模式是文化影响的内在习惯化，是指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被群体所继承和传递的并可能影响未来社会成员行为的文化性因素，包括知识、信仰、伦理价值观、心理认同、思维方式、习惯、制度倾向和语言系统等。

中国传统行为模式中对企业家精神培育较为有利的因素是群体行为和互助意识。

中国传统行为模式中的不利影响更多一些。例如，中国传统行为模式下的一种行为倾向是缺乏竞争意识和自强精神，这使得企业家群体的资源分割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其创新动力。低劳动成本在一国产业发展的初期不失为一种“比较优势”策略，但在后期，这一“比较优势”却日益成为一种在内部对资源进行强迫性分割的工具，同时也成为创新的阻滞因素。问题更在于，很少有企业愿意主动放弃它。亨利・福特企业帝国的最终形成，实际上与那次5美元工资制度创设的关键性创新举措有着非可小觑的因果关系。又如，传统行为模式下的另一行为取向是重形式轻内在和模糊化，此种因素会消减企业家精神内涵所规定的内在品质创新和核心财务管理原则较为彻底的贯彻。

虽然，当前普遍的观点是，经济与社会转型为企业家精神成长提供了必要机会，然而，传统文化和传统行为模式的建设性扬弃可能更是一种远期的软性保障。

四、中国的家伦理

为深入对中国传统行为模式的影响进行分析，还需要提及另一个因素――中国的家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家伦理是笼罩在“个体主义”之上的“框架”。中国文化传统主体地表现为一种集体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主义。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是集体主义的，然而这已被学者提出质疑并进行了学理上的“重建”。但是，退一步说，以家为基本诉求目标的集体主义依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固化性基础，这种集体主义又表现为家伦理的泛滥。

西方人的“个体主义”与东方的家伦理指导下的“家族主义”不同。前者连同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极力鼓舞个体的财富成功冲动，特别是北美文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观念可谓对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永久性动力，而后者则过于强调一种“复合性”的人生使命。所以，反过来看，中国的家伦理作为传统习惯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又是极为不同的。

家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结构本身形成良性过程。笔者认为，在家伦理观念的作用下，中国人在社会活动中普遍地发展了准家庭关系，这种准家庭关系在现代企业活动中对凝聚力和使命意识的形成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家伦理对组织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也会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对此，郎咸平等学者有相同的看法。

同时，家伦理的消极影响又不容忽视。例如，家伦理所中的情感关系范围及其差序性不能够在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上建立信任关系。又如，中国传统行为模式中有着区别于西方个体主义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有机团结）和集体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主义（机械团结）特征，这对于企业家精神内涵所规定的合作精神来说，也可能是不利因素。再如，使家伦理自身理性受到限制的道德范围观念因素可能会导致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在更广阔的社会交往中的丧失。

五、结语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成长机制的形成实际上涉及了市场的规范体系，涉及了政商博弈的外部环境，涉及了公司治理制度和官僚行政体系，涉及了国民教育体系，涉及到了知识创新机制和学习型组织的发展水平，非受单一因素制约。然而，除上述之外的文化性因素却又是在理论探讨中始终无法忽略的一个更加重大的结点。

综前述所及，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成长受中国本土文化性因素的影响极为复杂，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转型期”，时代动力与文化传统制约力之间的此种张力很值得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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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红河学院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