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阻击投资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民意阻击投资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直到几年前，环境运动的热心参与者还只是一些热爱自然的环保先锋，如环保NGO、媒体、学者和文化名人、部分大学生以及少部分当地社区的居民。但近几年，高污染的投资项目在各地相继引发大规模，参与者扩大为本地的主体居民，发生路径和结果高度类似，并呈现更加频繁和剧烈的态势，其结果是政府、民众和企业都付出了更昂贵的成本。
在马军主持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网上，披露了各种污染及查处，企业环境表现首当其冲，位于最重要位置。点击进去，信息的主要模式就是：居民举报、环保局查处、从罚款到关停各种等级的处理意见。明知道问题遍及中国大陆，可是似乎很难看见更多。
这反映出一个现实：要想找到一个故事去呈现民意与投资的实情，有点难度。即使在冲突性事件中也找不到完整的叙述。在碎片化的信息中，往往看到愤怒的居民与失措的政府，而作为环境运动缘起的企业、股东和投资人则隐身在看不见的地方。
政府，不恰当的人
从厦门、大连PX项目，到什邡钼铜项目，再到启东排海工程，何以一再有环评等各项合法手续的经济项目在上马后引发规模甚大的政治和社会风波，且无改观迹象。
我们会看到，每一场看不到和平解决可能的环境维权活动背后都有一个相同背景——政府和行政官员被推到了企业人的地位上，扮演者一手托三家的角色：为地方发展的政绩操心、为企业保驾护航、处理居民的不安情绪。大政府以无所不能的方式把自身卷进麻烦里。
当然，政府并非要包庇每一家污染企业。分析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网的信息可见，只有那些对于本地GDP有巨大贡献的企业，才可能升格为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此时，政府以庇护者的身份出现，全程服务：土地、税收、水电、厂房乃至于招工都一路绿灯，地方政府官员甚至乐于出席这些企业的活动，体现官商互惠。而企业投资潜伏的项目污染风险，并非不被注意，而是被淡化和隐瞒。因强调投资带动效应而失去对环保的警惕，多少污染投资借首长工程之名施行。
以往，企业深谙此道，因对政府的心理把握精确，故不愿意与居民直接谈判，指望政府为其扫平障碍。于是，居民及环境牺牲的成本被忽略不计，政府以一种惯常的强硬作风，抑或借可说服的环评环节，实现对居民利益的排挤，变相剥夺居民的议事权。
地方政府养成了一般性的流程：逢迎大企业，规避环境问责。在舆论看来这是对GDP的片面理解，但在地方官员那里就是全部。官员考核升迁的标准没变，唯GDP是从，让他们很难摆脱投资性污染、实业污染对政绩的捆绑，如此埋下后患。
诉求集中而组织涣散
无论政府多么体贴，企业污染是无法长期欺瞒的。周边居民的生存体验会敏锐地感知污染事实的存在，即使在那些污染物不可见的状态下。只是，居民对待投资性污染的态度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犹疑到确认需要时间，从个体感知到群体经验也需要时间。
这个过程中，以往只出现在政府文件和电视宣传中的大企业面目逐渐变得清晰。GDP是地方政府政绩的需要，而非民众的需要。民众在这些污染项目中所能获得的好处有限，而环境和社区遭受的害处却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会以感知威胁的形式体会到这些政绩项目对社区的病毒式植入。关键只在于，当居民意识到自己的意见和利益被忽视后，要经历多长时间、以何种方式实现自我动员，召集更多人站在政商的对面？
在民意表达公开之前，地方政府的封堵过程是常态。这可以看做是引进污染性投资时政府承诺的延续，比如会采取强制措施化解环境诉求，或者在行政体系内向上求援，实现对居民环境权益的全面封杀。许多环保事件中，上诉乃至于无效，皆是此间操作的结果。
民意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型的，而是随着居民与政商的互动挫败实现聚合。换言之，在应对不得法的前提下，政商在环境污染的议题上尽管有优势，但促成了对环保诉求的反向动员。从很大程度上讲，环保的民意诉求恰恰是被官方激发，是政商合谋之下的塑造产物。
再看启东、什邡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群体环境维权活动，有个共同点就是，民意的抬升乃至于愈燃愈烈，将居民从涣散的个体聚拢成有着统一意见的力量，要拜政府所赐，也要拜污染性投资项目所赐。他们用污染的工业生产，动员起了自己的反对者。
民意在公众中的传播是不对称的，也许离工厂近的更激烈，离污染厂区远的更淡漠。而且在缺乏真正组织化的联系下，一夜之间就能动员大多数居民站在工厂大门前，甚至走上街头，几乎不可能办到。污染受害者之所以能从个体走向联合，都与政商联盟低估了形势有关。
保育民意如何成为可能
在引进投资阶段，民意往往不在政商合作的框架内。这固然是政绩观之下的通常做法，但恐怕也跟散沙状的民意不具有约束力有关。可越来越多的环境事件说明，投资当中拒绝民意参与的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钼铜项目终止、排海工程终止、PX项目迁址……政商人士恐怕都要想想日后该如何更新模式，以容纳民意。
事实上，在民意阻击投资的过程中，一旦爆发规模性事件，结局通常都是双输：居民在环境权益上继续处于劣势，而工厂企业受到当地居民的憎恨，投资人表面上即使赢了，可他们连同地方政府的官员都输掉了民心。
这个结要怎么解开才合适？
其实，阻击资本并非民意的终极目的，其全部诉求无非是让企业和政府正视环境污染，以诚意和有效的技术手段。问题是，政府与投资人之间没有中间地带，要么顺从要么放弃合作；在政府与民意之间也无回转余地，民意与企业间更是“寸草不生”。
如果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没有屏障，只有裸的对决与冲锋，便难有调停的空间。但现今正有一种尝试在成长，概括来讲，就是在三者之间植入第三方社会机构，将对冲的格局调整为以第三方机构为缓冲地带的新型关系。
马军领导下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组织都在这方面做模式创新。他们不仅做环境信息搜集，还尝试建立投资与环境污染的评估标准，并且努力使得这些民间评价获得科学与权威价值，从而区别于环保局等政府内机构，能够在民众那里获得支持。
这些工作的实质，是将环境评估与投资污染的评价权从政府板块中化出来，只要它具备科学资格，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可以服膺之。“变阵”后，会很好地取得与民意对话协商的柔韧性，拆解旧模式中用暴力填塞政商、官民空隙的粗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