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邻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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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运动”，指的是居民或所在地单位因担心附近设施（如垃圾场、核电厂等）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绪，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简称NIMBY，音译“邻避”）的心理，并采取强烈的、坚决的、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最近几年，从厦门到大连，再到去年的启东、宁波、北京等地，都发生了“邻避运动”。对环境污染的担忧，已成为民众最大的心病，他们的表达方式从温和的“散步”走向了激烈的街头抗争。

上海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昕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总结到，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邻避运动”可以归纳为以下3种，一是与能源类设施有关的，例如核电厂、火电厂、炼油厂、石化厂等；二是与废弃物类设施有关的，例如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等；三是与社会类设施有关的，例如殡仪馆、精神病院等。

如今，学者们往往根据“邻避运动”的发生率和激化率，来评判一座城市的管理能力与水平。从这角度看，我国的城市管理仍然处在初级阶段。“邻避运动”为何频发

世界上多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都经历过“邻避运动”期，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曾经历过此浪潮，“邻避运动”成了城市现代化发展中一个无法摆脱的窘境。

“邻避运动”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项目方案缺乏居民参与、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组织北京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研讨会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陈立雯表示，“西二旗居民不满的一大原因就是对项目第一期环评不知情，有关部门的公示范围不够广。”西二旗发生的“邻避运动”充分反映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缺失。

“邻避运动”频发，还暴露了地方政府发展主义导向固有的弊病。数十年来，不少地方官员把经济发展视作“硬道理”，这种发展观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重GDP增长而轻公共利益。即便是公民曾经激烈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在巨大的商业利益和诱人的政绩数据面前，公民环境权益仍旧无力。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某化工项目曾宣布项目停产，但日前有媒体报道证实，该项目“仍正常生产”。

探索终结之道

从许多发生过“邻避运动”的地方来看，其过程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民众街头抗议一政府压制一抗议升级一政府妥协一抗议结束。然而项目仍然开工，工厂仍然开建，这显然不是终结“邻避运动”的理想路径。

要终结“邻避运动”，从地方政府来说，必须想明白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GDP，而是民众的福利最大化，在充分树立“把发展建立在资源可持续、环境可承载”这个发展观后，再选择项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刘兵教授认为，不仅仅是核电，针对大型的、有争议的科学技术项目，比如生产转基因食品、修水坝等，都最好进行公开听证，让公民参与意识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各种项目建设的信息必须从头至尾全透明、全公开，同时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对受邻避设施影响的民众，给予合理且充分的补偿。除此之外，还应有正常运行的各项制度机制、政策等保障以上各项措施顺利进行。

在欧美，“邻避运动”曾推动了法治、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中国，如能应对得当，也会对政府改革和体制转轨形成积极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