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仅仅从红利角度考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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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动新型城镇化，解决土地、金融问题，就必须触及现有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而这些触及既得利益的问题都是我们身体上的肿瘤，不触及根本，对其进行化疗或者手术切除是行不通的。现在很多政策只是问题出现后政府给的创可贴、止疼药，没法从根本解决问题。

我用一个词来概括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也就是有关主管部门反复说要严防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我认为这个危险越来越近。

大家看，4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929 亿元，同比多增1111 亿元；广义货币（M2） 余额103.26 万亿元，同比增长16.1% 处于两年来最高位。新增货币是通过商业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发行的，也就是说经济运行必须保持16.1%的增速才能保证新增贷款换本付息的最低要求，而代表实际GDP 的发电量第一季度环比仅有0.7% 的增幅，几乎可以归零。有巨量的新增贷款，投资却没有加速迹象。因此，业内很多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的程度可能会比预想更加严重。

2002-2008 年，中国的“毛投资率”（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当年价/GDP 当年价）从36% 上升到5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口跳水，中国经济增长大幅下滑，政府急忙出台“4 万亿”刺激政策，期以更大的投资带动经济增长。顷刻间，在“从重从快”出手的多种优惠政策组合的牵引下，前所未有的天量投资被导向“造城造房”。

2009 年-2012 年， 中国的“ 毛投资率” 一路跃上65-70% 的台阶，四年累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120 万亿元以上，其中约有七成多投资投向了或服务于“造城造房”。由于国内消费市场只及全球市场的二十分之一，根本无法持续有效地消化如此大的投资，很快地就被“撑住胀死”了。房价飞涨，CPI 快速攀升，民怨沸腾，2010年下半年，政府不得不转而对投资进行收缩调控。但由于本次投资洪流的“弄潮儿”主体大都是与政府关联密切的机构，下不去狠手，结果对投资收而不紧，天量投资持续不断地被流入低效、无效、更低效、更无效的领域。

在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奇特景致：一方面，流动性奇高，M2/GDP 达到188% ；另一方面，社会资金越来越紧，高利贷越来越盛行。中国的投资效率剧降。每增加1 元GDP所对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02 年是1.78 元，2008年是2.78 元，2010 年是6 元左右，2012 年是8 元以上。从投资的宏观效益来看，十年间我们下降了75―80%，效益流失非常之快。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最近了一个新的研究成果，认为有三个重要指标或领先指数可预测金融危机是否逼近， 即快速累积的杠杆率、高企的房价、以及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下降。现在中国正显现与日本、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遭遇金融危机之前相似的特征，政府应及时执行货币收紧政策，令经济增速放缓，抑制金融风险恶化，否则未来国内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概率将大大上升。

实际上， 雾霾事件已经警告我们，现在环境已经进入了超负荷状态。老百姓对“十”和新一届领导给予了很多希望，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从“红十字会事件”、网络关于“国五条”等政策的民众调查结果来看，政府执政的威信和民众的期望正在加速流失。如果只把改革当红利来讨论，那么也许这个国家就失去方向了。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