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灵魂出卖给了顶缸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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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老板的桃色陷阱

2002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从昌图来沈阳打工。经同乡介绍，我去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当力工。

一天晚上，老板把我叫到外面去吃饭，在装修豪华的酒店包房里，老板说他对我的高中学历很满意。还说我是民工里的状元。

我被老板夸奖得手足无措，心里却莫名的兴奋，以为从此遇见了贵人。

分手时，老板还说今后一定要好好栽培我。

从那以后，我一直等待着老板的栽培。夜里做梦，有几次是狂笑着醒来的。在梦里，我荣华富贵，成就大业。我实在是太渴望成功了，甚至我觉得自己对成功的渴望比任何一个人都来得猛烈。

春节前夕，母亲回信说父亲的腿病更严重了，要来沈阳看病，让我联系一家医疗技术过硬的大医院，顺便再筹集一些资金。

我顿时急得六神无主。当务之急，我想到了口口声声要提携我的老板。

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我战战兢兢地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又无比忐忑地说明了原委。

老板坐在他那张光鉴可人的大办公桌后笑了。十几分钟后，老板说他可以帮我把戏演下去，可以永远不让我父母知道我只是一个工地里的小瓦匠，甚至他还愿意出一部分钱给我父亲治病。不过，我得和他签订一份协议，帮他顶缸，做一个冒牌丈夫和一个冒牌父亲。

我暗暗吃了一惊，我才二十出头，可还是违心地在老板早已准备好的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老板的脸上又露出了微笑。他开着车，陪我到火车站接来了父母，又把父亲安排在医大二院住下。

就在当天晚上，我被老板带到了胜利大街附近的一处花园式住宅里。

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挺着肚子，可是这依然无损于她的美丽。

那是一幢跃层的房子，老板和年轻女人转身上楼，楼下的客厅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坐在沙发上。

过了许久，老板气喘咻咻地下楼来。“以后你们两个就在一起了，不过只是名义上的，她的孩子暂时冠上你的姓氏，孩子一周岁时你们离婚。”老板说得顺理成章。

然后那个年轻女人也跟着走下来，她说她叫方小亚，明天我们就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苦乐参半，我的顶缸生活

一开始，和方小亚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好过。她是那种处处需要服侍的人，在这场顶缸的婚姻里，我扮演的是她的保姆和出气筒。

方小亚常常在半夜里走下楼，用拖鞋把我敲醒，让我去超级市场给她买橙子，有一次竟然要吃海参。我不满足她，她一定又哭又闹，向老板投诉。

我为此吃了不少暗亏，无端地被老板克扣工资(和方小亚结婚的月工资是800元)。我生气，可是又找不到发泄的渠道。为了每个月那点钱，我还得咬牙忍着。况且，为了给父亲治病，我也欠了老板不少钱。

就在我们结婚的半个月左右，母亲又打了传呼来，说父亲还需要打一些贵点的药消炎，以免术后感染。可是，我们预交的住院押金已经快要用完了。

我知道，母亲是想让我再送些钱过去，可是我哪里还有钱呢?

方小亚听到了电话的内容，转身上楼，再下来的时候，手里就多了一沓钞票。

没想到方小亚竟能借钱给我。我顾不上感谢，抓起钱来，向医院飞快地跑去。

五月，沈阳的非典疫情通报最频繁的时候，方小亚的腹部也传来阵痛。我从超市回来，她正疼得躺在地板上，她的身下，枕着一摊血迹。

我连忙叫了救护车，送她去医院。与此同时，我也积极联络我的老板。老板人在外地，接了电话，火速往回赶。

方小亚难产，剖腹来不及，手术室的护士一遍遍地出来叫家属签字，一会儿要麻醉，一会儿要输血，一会儿又要侧切手术。

我颤抖着签下我的名字，里面的女人和孩子，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似乎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是他们名义上的家属啊！

我在手术室外面急得转起圈来。

老板终于赶到了医院，方小亚进手术室已经六个小时了。护士忽然跑出来说要马上抢救，以方小亚的体质，并不适合要孩子。大人和孩子也许只能保住一个。

老板毫不犹豫地说要保住孩子。

我的愤怒和眼泪一起涌了出来，男人的劣根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才得以暴露，方小亚那样的女人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交易的工具罢了。

快到晚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熄灭。方小亚被蒙上白布推出来，她的血一滴一滴淌在地上。

血肉模糊的婴孩挤在方小亚的身边，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来不及一声哭泣。

道德和良心的熬煎

方小亚和孩子的葬礼，只有我一个人出席，很简陋。墓碑上，孩子冠着我的姓氏，我叫他胡梁新。然而，在这场交易中，也许我一生都良心难安。

作为方小亚的合法丈夫，我接管了方小亚的遗产，一幢跃层房子和一辆别克轿车，其他金银首饰若干。

方小亚去世一个月左右，老板来过一次，老板得意地说他又有了新的目标，还是一个女大学生呢。

老板最后让我把房子腾出来，再过两个月大学就放暑假了，那个女大学生好搬过来住。还有车子，反正我也没有驾照，而那个女大学生已经开始学习开车了。

不过，老板仍会给我一笔钱，至少，我为父亲欠下的医药费用可以取消了。

那个晚上，我离开了沈阳。我想我需要开始自食其力地生活了。我先是到抚顺的一家纸品厂里当了一名搬运工，入秋的时候，又辗转到了鞍山，在大酒店里当了一名服务生。2004年就要来临了，我希望还可以回沈阳一趟，悄悄地把房子和汽车转手，把卖回来的钱带到安徽，给方小亚的父亲送去。

尽管现在一切都归于平淡，但是那些个顶缸丈夫的日日夜夜，一直在我的记忆 深处啃噬着我，也斧正着我，不能再走弯路。人可以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金钱，可 是一定要活得自在、活得心安理得，活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