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资逐利的“乐命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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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偏好均衡,可市场却偏好波动。在波动不已的市场浪潮中,蕴含着无穷的能量。那波动的市场能量,没有一份虚伪,也没有一份牢骚,有的只是一份真诚,一份理解的霸气。在这种真诚与霸气之间,波动不已的市场能量,寻求的是它们灵魂的安息――每一块钱的长期和短期资本都获得同等的利润和报酬,回归到经济学家的均衡怀抱中。

我们习惯了陆地上的生活。朝阳与暮霞中的小溪、池塘、湖泊,总是那么温馨静谧,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我们多情地陶醉在储蓄中。涓涓细流形成的长江、黄河、珠江,拥挤在崇山峻岭和大自然巧夺天工的银行中,尽管也波澜壮阔,但还是没有显示出水流的英雄本色。一旦融入了大海,流水就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天地,遵循着独特的规律,形成潮起潮落、洋流、飓风、台风。这些水流可以翻江倒海,也孕育着无穷的生命。地形的起伏变化,可能会模糊我们的双眼,但却不会模糊大海能量运行的规律。游资、热钱,就是市场大海中的魅力四射的水流。游资不会带着多情的双眼,同情人间的悲欢离合。在1997年手持量子基金让东南亚国家心寒的国际游资大亨乔治・索罗斯如是说。游资只会带着海水般的能量,在市场中展现自己的规律,无情地、大胆地、倾心地、信任地利用人性的一切弱点,并将此转化为超额利润。投散闲置的居民储蓄小溪,是无法与在市场博弈中获得了自己生命的巨额游资相提并论的,因为游资可以实现获得巨额利润的使命。

在中国,市场经济正逐渐获得旺盛的生命力,人们也逐渐富裕起来,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甚至拥有了巨额的资本。这些国内的巨额资本,还有国际上的更庞大资本,都要寻求自己的生命价值。1994年,当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5.4元增加到8.3元时,游资就开始在中国游荡,引发了世人的注意。1997年底到1998年初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是让中国人见识了国际游资无与伦比的威力,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都从国际游资那里接受了惨痛的教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股票、各地房地产、山西煤炭等产品价格的暴涨,都有国际游资和国内游资推波助澜的神秘身影。当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2005年的8.2元升值到2009年的6.8元时,游资时隐时现。迪拜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更是见证了国际游资的潮起潮落。对于刚刚在市场经济中湿脚的中国人来说,游资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恐惧。遏制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规范国内游资的口号不绝于耳,好像我们能控制大海的潮起潮落似的。

犹如水在引力的作用下总会从高处向低处流动一样,资本也在利润动机的引导下从低利润的行业不断转向高利润的行业。游资是所有资本中最能快捷地实现资本的使命和价值的一部分。只要市场经济存在并表现出产业和地区的不均衡,资本就会游动不止,游资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利用自己巨无霸的力量,游资就会从弥合这种价格差异中获得超额利润。掌握这些游资的人,往往是市场的弄潮儿。他们有胆量,有气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真实信奉者,因为他们相信市场是按照内在的规律运转的。

粗略地说,面对市场的股票、外汇、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涨落,人们往往采取两种不同的投资态度。一种人是经验主义者,他们从各种产品价格的历史变化中探寻产品价格的未来趋势。在经验主义者中,有些人比较乐观,有些人比较悲观。当悲观主义者的资本金额较大并采取竞抛的行为时,股票、外汇、房地产的价格就会下跌。当乐观主义者的人数较多且所持投资的金额较大时,市场的价格就会上涨。当两者的人群和金额势均力敌时,市场就处于上下起伏不已的状态,犹如2010年1月份的上证指数在3100点至3300点之间搏杀一样。这些乐观或者悲观的情绪,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看来,就好像动物的血性一样。后来的经济学家,把这些经验主义者统称为适应性预期主义者,我们在报刊杂志上把这些人称作图表派或者技术分析派。如果市场只有这些经验主义者,那么,市场会处于毫无限制的熊市或者牛市中,繁荣后面总是繁荣,熊市后面总是熊市,市场经济就具有高度的内在不稳定性,甚至泡沫连着泡沫,崩溃连着崩溃。还好,市场还有第二种投资者――基本价值分析派。这些基本价值分析派从经验主义者的投资中看到了市场的投资机会,发现了投资的价值,并最终稳定了市场的运转机制。当多数交易者是经验派成员时,市场的稳定性会下降,抢购和竞抛的风潮就会出现。但是,这会造成资产的价格与其基本价值的差距拉大,基本分析派就会进行充分的投机,从而为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市场提供了恢复稳定的补救机制。这里,资产的基本价值是充分利用一切市场信息和政府政策信息所产生的价值。在经济学上,这个基本价值就是人们理性预期下所形成的资产价值。基本分析派人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搜索这些市场信息和政府政策信息,以便发现市场的不均衡或者政府政策的偏向所隐含的投资价值。游资的投资人,就是这些基本价值分析派成员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所颂扬的企业家精神的代表者,与经验主义者的投机行为具有根本的不同。温州商人就是中国的游资代表,频繁出现在各地的房地产、山西煤矿、迪拜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游资的投资人与进行长期投资的企业家是可以合二为一,也可以是一分为二的。

由于游资需要从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的差价中获得利润,游资的移动就会遵循特定的规律。第一,在最短时间内追寻价格差、利率差、汇率差,游资就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和大脑的智慧,尽可能减少劳动的投入。因此,游资不会涉足那些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和较长时间进行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游资不会慢慢地开采,也不会慢慢地去制造,它们只想快捷地追求市场的价格差。字画、邮票、古董、文物、稀世珍本书籍具有投资的价值,但都需要专业知识和鉴赏能力,对于游资不具有投资的价值。因此,游资的投资对象就是需要最少的专业知识与技术、鉴赏能力的领域。出租车牌照的价值在过去二十年中,已经涨了十几倍,从三五万元增至到四五十万元不等,但游资很少有进入的,因为这需要劳动的投入和持续地营运,还有管制的限制。第二,游资涉足行业的交易成本足够小。由于游资的利润来自价格差和交易成本的差额,因此,存在巨大交易成本的行业会限制游资的进入或者退出。例如,外汇资金进出的管制、征收资本交易税、征收高额的房地产交易税等,都会抑制外汇、股票、房地产市场的游资进入。火车票、飞机票,因为时效性、地域限制、耗费劳动力和管制太强,也不具有游资的投资价值。第三,游资只能出现在高度不平衡性的产业、市场和城市的布局中。那些完全没有市场经济或者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家中,是很难见到游资的身影的。从世界各国来看,最贫穷的国家对游资没有吸引力,像美国、欧盟这些具有信息充分披露的国家实体也对游资的吸引力不大。高度不平衡性的产业或者市场,往往出现在快速工业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东南亚国家、俄罗斯、巴西、中国等国也就容易成为游资的集散地。一个城市的发展不均衡,也会见到游资的身影。第四,游资要进入的产品和行业领域,必须要具有可交易性、可储藏性、供给集中性、需求分散性、预期基本价值稳定性等特点。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不具有可交易的产品和服务,就不具有游资投机的价值,因为政府可以随时改变政策。电影、球队的比赛、、赌博等行业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也不具有游资的投资价值。

2010年1月份是近五十年来所遇最冷的天气。渤海湾出现了三十年罕见的海面冰冻局面,平均冰层比往年加厚一倍,有的地方冰层厚度高达1米,渤海海域结冰面积达到四万平方公里以上,约占渤海海面的45%。大面积的冰冻造成烟台、威海、潍坊、青岛、锦州、葫芦岛等地的滩涂贝类和海上网箱养殖损失严重,鱼类产品在短期内呈现供给短缺现象。但很少听说游资快速进入鱼类、蔬菜领域进行投资,尽管供给的减少造成了蔬菜、鱼类的价格快速上涨。理由非常简单,各个地区的鱼类、蔬菜的供给高度分散,数量大,且具有可替代性、储存期较短的特点,不易形成长期的垄断价值,这就破坏了鱼类、蔬菜的投机价值。

从历史上看,游资投资的领域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投资于具有固定价值比例的产品。当一种产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上升而另一种与之关联的产品价格保持不变或者轻微上升时,后一种产品就可能成为游资投资的对象。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桶石油价值2美元,每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根据历史经验和大量研究表明,黄金和石油在价格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即每盎司黄金价值相当于大致18桶石油。当每盎司黄金涨到1200美元时,每桶石油的价格将达到70美元左右,黄金价格的上涨将推动石油价格的上涨,反之亦然。所以,从2005年起,石油的价格从每桶35美元猛涨到2008年的140美元,并在2009年后回调到70美元左右。当石油价格在2005-2009年猛涨时,在单位能量内与石油具有完全可替代性的煤炭价格在长时期内保持不变,这自然成为游资的投机对象。温州商人的热钱涌入山西煤炭,就是一例。只是煤炭不是国际大宗商品,加上政府的强有力限价政策,才避免了煤炭价格像石油价格一样疯涨。

二是投资于政策支持的固定价格或者预期价格的产品。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受到美国的大规模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海外投资的困扰。当时,1盎司黄金被固定在兑换35美元的水平上。在经过多次国际游资的攻击和调整后,美国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现在,1盎司黄金已经从1973年的38美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1200美元。随着发达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发展中国家却采取了盯住美元、欧元、英镑或者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的机会。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国际游资根据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固定汇率与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计算的实际均衡汇率的差异进行的疯狂投机所致。由于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较少,国际投资基金在很多的时间内就催生了这些国家的汇率大幅度贬值,获得了巨额的投资利润。

除了外汇市场外,各种政策左右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各地的游资投资的主要领域。当政府采取房屋拆迁或者其他政策措施营造了大量的房地产需求者时,这个地方的房地产就成为游资的投机对象。对于一般来说,由于政策在不断波动,解读政策的含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游资的投机人都是一些政策解读专家,他们从政策的变迁中发现巨大的投资价值。主要大城市的房屋拆迁和快速经济增长无疑形成了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在政府控制土地供给的局面下,房地产投机就成为游资的主要投资对象。海南省的房地产价格飙升就可以作为近期的例子。2009年12月31日,中央政府颁发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各种媒体也对海南岛国际旅游建设的政策、措施和目标进行了推波助澜的解读。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从2009年底开始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千亿元的房地产资金在最短的时间内涌进海南岛,海口、三亚等地的房价在国内外购房客的疯狂抢购下飙升。在短短的几天内,海南的房价以每天1000元/平方米的速度高速增长。海口市海甸岛的“荣城”楼盘,每天有200多批外地客户来看房,该楼盘的房价从2010年元旦的每平方米1.5万元增长到1月20日的每平方米1.98万元。“三亚・凤凰岛”楼盘被界定为超星级国际养生度假中心后,2009年底内部认购的“诚意金”就高达50万元到100万元,房价从每平方米5万元到9万元不等,短短几天内所有房屋销售一空。这种投机性炒房让海南省政府决定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规划》在国家发改委批准前,暂停商业性开发地出让、暂停审批新的土地开发项目。尽管海南省政府在近期内不对土地成片开发项目和大型主题旅游公园项目作出任何承诺,但是,国际旅游建设的国家战略目标却是具有不可逆转的信息,也不是海南省政策所能扭转的,海南省政府也不可能放弃这样一个取得自我发展的天赐良机。因此,海南省政府“限制投机性热钱”的措施是不可信的短期策略,这无疑会进一步推动房价的飙升。有这样的投资机会,大量的闲散资金自然疯狂抢滩登陆海南了。

不得不提的是,当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暴跌至1664.93点时,中央政府在短短两个月内迅速出台了刺激经济的“国十条”、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金融“国30条”、振兴九大行业的计划等政策措施。游资坚信中央政策的真诚与决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让上证指数达到了3300点的高峰,也让各地的房地产价格在2009年上涨了近60%。

三是投资于固定价值比例与政策结合的产品。现在,美元、英镑、欧元、日元、加元、澳元等发达国家的汇率都是浮动汇率,国际外汇市场的游资或者短期资本就根据不同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状况及货币政策的变动来进行投机。当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国内的就业、财政赤字等原因而采取宽松或者紧缩的不同货币政策时,国际游资就会把资金从宽松货币政策的货币转换成紧缩货币政策国家的货币,从而通过套利获得巨额利润。只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海外投资的增长速度不同,以及政策不具有完全的同步性,国际游资就会在外汇市场进行投机。 这就是游资坚信政策基本价值的威力。有人说,游资跟政策走,市场跟游资走。这至少是2009年的中国股市和楼市的真实写照。

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股票成为游资投机的主要对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的明确参与向市场透露了预期的价值。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规划纲要,就是释放了特定区域市场的潜在价值。区域越小,政府的战略和工作报告的市场投机价值越大。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振东北的国家战略,由于其区域过大,其投机价值必然体现在特定的小地区,如成都、重庆的特定市场。对于游资来说,政府的承诺、市场的刚性需求都是有价值的,游资就是帮助人们实现这个价值的手段。政府的承诺越严格,承诺的价值就越大。当一切价值都处于市场的起伏不定的波动中时,投机的范围和幅度就会小了,因为没有明确的承诺就没有游资投机的明确对象。在金融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假设断言,所有的信息都会被市场充分地利用,很快地体现在股票价格或者资产价格中。特定房地产、特定股票的供给都是非常有限的,当其市场价格与其政府支持或者基本经济指标支持的基本价值相差较大时,这些产品成为游资投机的对象。而且,特定地区的房地产具有特定地区的内在价值,较大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会形成不同地区之间的的房地产分割市场,削弱了不同地区房屋的替代性。天津市滨海新区在2010年投资550个、每个高达5000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投资总额达到11000亿元。这些项目的投资,一旦完成,必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配套产业的投资,这将提升滨海新区的房地产价值。尽管如此,由于绝大部分产业项目都是资本密集型项目,较少的劳动力需求和较低的工资妨碍了房地产价值的提升空间。因此,滨海新区没有成为游资的投资对象。相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地产却容易成为游资投资的对象。

台湾著名作家三毛曾说:“抗命不可能,顺命太清闲,遵命得认真,惟有乐命,乐命最是自由自在。今日的事情,尽心、尽意、尽力去做,无论成绩如何,都应该高高兴兴地上床恬睡。”游资就是遵循资本的乐命活法,自由自在地在全球游荡,寻找人性的弱点,并让这些弱点付出代价。在中国,大量民营资本成为游资,政策限制长期的投资领域是诱因之一。当基础设施、金融服务、高利润的新兴产业等行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时,大量的资金从长期投资转化为短期投资,在“国进民退”的浪潮中,资金为了生存就会到处游荡。当货币供给量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长带来通货膨胀预期时,游资就可能采取不断飞翔的方式,在短期内投资于特定的不平衡产业和不平衡发展的城市中。在躲避通货膨胀时,游资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