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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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工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革命，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成为生产力革命的决定性因素。论述了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之间关系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作出了总结。

关键词：技术进步；技术选择；资本深化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00902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成为生产力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技术进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技术选择的偏差抑制了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前几年全要素生产力率的高速增长，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增长放缓，这是因为我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是有偏的技术进步，资本持续替代劳动，资本密度持续升高，这种资源消耗型的生产模式，将使经济的发展受到经济资源的限制；另外，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已经出现了重工业化趋势，但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还不具备重工业化的条件，过早的资本深化显然违背了要素禀赋优势，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过早的资本深化减缓了经济增长。

1 技术进步测度的相关研究

Farren（1957）在对生产效率的测算时提出了技术效率的概念。Dennis Aigner，C.A.Knox Lovell，Peter Schmidt（1977）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了扰动项的因素，使随机前沿模型得到完善。A. Charnes，W.W. Cooper，E. Rhodes（1978）推广了Farren的方法，首次用dea数据包络方法评估和控制公共项目的管理行为。Mieko Nishimizu和John M. Page， Jr.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并测算了南斯拉夫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而Bauer（1990）使用参数方法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规模报酬变化、技术效率变化以及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他的分解用到了综合生产前沿，同时允许有多个产出。Feeher与 Perelman（1992）分解OECD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Boris E.Bravo-Ureta和antonio E.Pinheiro测算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技术效率，特别是研究了印度农业，印度农业是以生产大米为主，它的技术效率达到了72%。R. F·re， S.Grosskopf， B. Lindgren and P. Roos（1992）用非参数方法计算了瑞典Malmquist生产率指数。Subhash C. Ray and Evangelia Desli也用了相同的方法计算生产率，不同于前者的是他们对生产率的分解基准不同，从而得到了不同结论。他们以VRS前沿作为基准进行分解，VRS函数的斜率度量了技术进步。Sangho Kim and Gwangho Han（2001）应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把韩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变，规模报酬的效应，通过对1980-199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提高对生产率的提高有正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有负的作用。Subodh Kumar and R. Robert Russell（2002）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了分解。两位经济学家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生产前沿的移动），技术追赶（向生产前沿的移动），资本积累（沿着生产前沿的移动），这里的世界生产前沿是通过确定性方法构造的，这种方法不用考虑方程中技术表示的具体形式和市场结构，市场缺陷的假设。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分解和比较，他们发现技术进步是非中性的，增长主要是资本深化推动的。

在国外经济学家研究技术进步得到丰硕成果的同时，中国的学者们也对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姚洋和章奇（2001）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和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探索了影响技术效率的原因，并且得出以下结论：企业的国有性质，企业的规模，企业的R&D对技术效率有正的影响，企业所在区域也是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之一。胡鞍钢和郑京海（2004）借助中国省际数据用DEA一Malmquist指数方法对TFP的增长率进行分解。 Yanrui Wu（1995）测算了改革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生产函数的估计使用到了1985-1991的面板数据涉及到国家工业，农村工业，跨地区，跨要素的比较了生产率和效率的不同。ZhuobaoWei（2002）等人关注到企业层面，他们用1993年1036家特大型工业企业的数据研究了所有制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颜鹏飞和王兵（2004）用非参数DEA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角度，从中国30个省的层面对中国经济的1978—2001年的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分解，并分析了人力资本，制度因素，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涂正革、肖耿（2006）采用非参数生产前沿方法，将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38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分解为资本深化、前沿进步、技术效率。宋冬林、王林辉、董直庆（2010）研究了我国技术进步存在物化和技能偏向型特征，并导致技术行业劳动需求的增加，因而收入结构出现变化。赵文哲（2008）利用1985—2005的省际数据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对技术进步的原因进行了思考，基于分税制的考虑，他以1994年为界限，之前财政分权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是正相关的，1994年后呈负相关。刘小玄、吴延兵（2009）对1022户企业2000-2004数据用DEA-M方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我国技术进步率停滞，并且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存度比较大。李文启（2011）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效率有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视企业所在地区，规模，国别，所有制形势不同而不同。

这些学者的实证研究都说明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也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改革之初的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2 资本深化的研究进展

Edwin Burmeister和Stephen J.Turnovsky（1972）认为资本深化，简单来讲，可以理解为“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反之则为资本浅化。以Hoffman（1958）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深化和重工业化是工业化升级的必然阶段，资本—劳动比例会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提高。他认为政府出于政绩的考虑，会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大规模投资出现，出现资本深化。在现实中，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资本深化的现象，但某一国家某一时间段也可能出现资本浅化，比如日本（费景汉和拉尼斯，中译本，2004）。而以Krugman（1994）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Gustav Ranil（1981）和Pack（1987）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可以吸收发展中国家富裕的劳动力，收入分配差距不会拉大，有利于提高工业部门的产出和利润，所以对于劳动力剩余的发展中国家，应进行适宜的技术选择（Galenson and Leibenstein，1955），避免在要素察赋发生变化前出现过早的资本深化。

中国学者也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本深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军（2002）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资本深化比较明显，主要是资本替代了劳动，而随后的十年资本—产出比例没有持续改善的趋势，改革后的中国经济经历了资源配置的改善后出现了粗放型增长的特征，资本的形成过快。林毅夫（2004）认为我国金融深化的不足，银行部门的配置效率低下，导致企业资本深化加剧。蔡昉（2004）认为国有企业资本要素的供给充足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受到户籍的限制，国有企业会用资本要素替代劳动力要素，加剧资本深化，而民营企业资本要素的成本比较高，劳动力要素成本比较低，资本深化迹象不明显。刘世锦（2005）研究发现我国重工业具有资本密集性特征，但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却在下降，GDP增长所增加的就业减少，重工业化是我国资本深化的主要原因。丁从明，陈仲常（2005）认为资本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投资决策机制和投资项目选择相当有限，地方政府短期化投资决策，导致大量重复建设，投资远超过最优值，过早的加速了资本深化的过程，同时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产生了巨大的投资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必然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也加速了资本深化。

3 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的动态关系相关研究

资本深化作为技术选择的一种类型，技术进步可以推动资本深化，因为技术的创新需要前期资本投入，资本品是技术的载体，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有很强的联系。Edward N，Wolff（1991）认为技术进步通过体验效应发生了资本深化，因为技术一般是通过设备体现的，而且资本深化会产生 “卡尔多效应”，投资促进了消费，消费反过来改善了投资环境，同时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利润，要素根据逐利的需要会促进资本的形成，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组织和管理的变革，扩大资本投入。Mark Funk和Jack Straus（2000）实证研究了1958-1994美国制造业得出结论技术进步是资本深化的Granger原因，反过来不成立。但是技术进步不一定是被资本深化所推动，比如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进步将不会导致资本深化。费景汉、拉尼斯（2004）观察到日本在1890-1930年间发生了成功的资本浅化，用事实证实了这个观点。

反过来资本深化对技术进步也有影响。谢千里（1995）、张军（2005）、李小平等（2005）认为中国过早的资本深化使得资本要素的边际报酬下降，进而导致了技术进步减缓，陈勇、唐朱昌（2006）认为资本深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正的，并推动了技术前沿的外移，但这种促进作用不大。张平，刘霞辉，张晓晶，张自然，王宏淼，袁富华（2010）认为资本深化对技术赶超和效率改进有积极作用，但却抑制了技术创新，目前资本深化过快，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创新不足，产能过剩。

林毅夫、刘明兴（2004）认为企业的技术选择要与本地的要素禀赋结合，这样才能使成本最小化，企业不分所有制，不分地区都要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在资本深化的过程中资本要素会对劳动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减少就业的岗位，产生社会矛盾。所以选择适宜的技术是我国新时期面临的一个挑战和机遇。

4 总结

通过对这些研究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结论：（1）学术界一致认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现阶段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测算方法也很成熟。（2）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技术选择问题尚存在分歧。

目前关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都研究要么是企业层面的，要么是行业层面的，尚没有学者同时从国家，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这会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另外资本深化和技术外溢，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研究还不成熟，这个领域也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Farrell， M.J.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J].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General，1957，120（3）：253281.

[2]Aigner， D. J.， C.A.K Lovell， and Schmidt ，Formul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s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77，6：1（July）1977：2137.

[3]李小平，朱仲糠.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基于各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5，（3）.

[4]林毅夫，姜烨.发展战略、经济结构与银行业结构：来自中国的经验[J].管理世界，2006，（1）.

[5]陈勇，李小平.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造及资本深化评估：1985-2003[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0）.

[6]陈勇，唐朱昌.中国工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1985-2003[J].经济研究，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