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向左,投资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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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随时都有可能遇到绝望和痛苦，但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历练，才能知道自己的价值定位。生活中，很少有完全的好运或者纯粹的厄运，很多事情缘于生命的偶然性。经过不同的角色转换后，才能慢慢寻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二赴深圳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走一条跟原来的设想不一样的路线。”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李立新说。1985年，李立新获得清华大学电子工程学士学位，1986年在导师的建议下转攻清华经管学院读研究生。留在电子系，走技术官僚路线，是当时很多理科学子的梦想，而李立新的这次选择却让他的人生迈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1989年，李立新离开清华，到南方创业。在深圳，李立新创办了一家从事图像处理及影像记录的公司。团队最初做画面分割器全系列产品的技术研发，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在一个屏幕上同时看到四路、九路甚至十六路画面。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由于研发费用难以为继，公司不得不走上贸工技（贸易、工程、技术）的道路。“因为企业得活下去。”李立新无奈地说。

在没有天使、没有VC的时代，只有自己奋斗。“如果挣不到钱，下个月就没有工资发，现实就那么残酷。”李立新说。

产品做出来了，但却叫好不叫座，市场需求远不如他们所想象那样。“当时客户告诉我，他们可以用多台监视器工作，不需要一屏多显。”

从1990年到2000年，李立新在为这家公司付出了10年的努力后，最终选择将其出售。出售企业以后，李立新希望做些实业以外的尝试。李立新说：“换一种工作方式未尝不是件好事，我自己也更有兴趣做些跟资本有关的事。”

2001年底，李立新加盟北大青鸟集团，并代表公司收购了一家深圳的上市公司――麦科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于是他重回故地。2002年，麦科特公司完成并购及重组。2003年，李立新进入公司任CEO，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

“我完成了从兼并上市公司到重组、再到卖出上市公司的整个过程，期间我们还并购了很多产业链上的其他公司。”李立新说。

但凡有过创业经历的人都知道，创业压力很大，不单要为自己考虑，更要为整个企业考虑；在面对或激进或保守的机会时，每个判断都与企业生存息息相关。

“创业和在一个大平台上做事的压力不一样。”李立新说，“因为平台规模会更大，现金流的问题没那么严重，足以支撑企业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存。”

在北大青鸟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李立新积累了很多并购经验，同时，也让他对中国资本市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青睐清洁技术

2007年，李立新赴美国硅谷考察。在那里，他遇见了北极光创投的创始人邓锋。邓锋和李立新两人是校友，早在清华大学时就认识。

当时的北极光创投在TMT领域颇有名气，但作为一只外资基金，北极光创投需要发展人民币基金。对于这位在本土资本市场颇有经验的同学，邓锋自然求贤若渴。在邓锋的邀请下，李立新担任北极光创投顾问，并在一年之后正式成为北极光创投的一员。

李立新关注清结技术，这和他的背景不无关系。作为新兴产业之一，清洁技术的核心之一是高端制造。“我原来学电子，又做过制造业，对这个领域比较熟。”李立新说。

在他看来，这几年清洁技术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传统意义上讲，清洁技术以再生能源为主，但再生能源成本太高，与石化能源相比，有很大的成本差距。

“通过吸引投资进入到这个领域，让技术越来越先进，单位生产成本越来越低，进而接近传统能源价格，这是清洁技术发展初期的市场本质。”

2010年，北极光创投投资了从事新型高功率储能产品“超级电容”研发和制造的集盛星泰。通过集盛星泰的技术，可以把传统电容的容量做得很大，实现快速充电，然后利用电容的高功率特性实现快速放电。“公司产品的市场成长速度比预计要快，而且有很强的技术壁垒。”李立新说，“在中国，颠覆性创新很难。利用市场的规模优势做到阶段性创新或应用性创新或许更现实一点。”

清洁技术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尽管政府不能作为投资者或者产业执行者，但政府就是杠杆，能提供政策引导，包括补贴政策、税收政策，包括未来混合动力或者电动车成熟以后的牌照问题。京都协议后，碳交易开始大行其道。节能的得到补偿，耗能的付出代价，用一种货币化方式进行衡量。

“我认为目前的碳交易市场很难维系下去，也许会有另外一种方式替代。想要让地球更清洁，光靠交易、靠钱是行不通的。”李立新说，“最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他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人们形成根深蒂固的环保意识，让政策制定者、掌握资源的人、破坏环境的企业有这类意识，这比其他惩罚要重要。

投资三要素

市场、人、技术是保证投资成功的关键要素。如果没有市场规模，就难以做大；如果没有技术壁垒，就不能保持竞争优势；如果没有人去执行，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三者缺一不可，否则投资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三个要素我们都关注，但最关注的是人，特别是在中国。美国创业公司更简单一些，技术更重要，在中国，人更重要。”李立新说。

如果创业者的素质相对比较高，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绩。然而很多创业者往往不能安分守己，偏离了主业，以至于丧失了真正的机会。

“原来的创业环境野蛮、粗暴，创业者被直接扔到深水区，要么喝水，要么挣扎，否则就会被淹死。现在，因为有了政府、孵化器的支持，企业能够在温室里成长。”

对于某些阶段的技术，孵化器可以加速技术产品化。对于投资技术类早期项目的基金，可以通过孵化器寻找案源。

“孵化器要有自己的规则，不能一直养着企业。创新工场定的是18个月之后，企业必须走人。”李立新说，“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深化改革，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给创新带来更大的空间。”

判断一项技术是否可以产业化有三个标准：第一是实现此项技术的产业链是否成熟，生产条件是否具备，产业链的设备、成本、工艺的复杂性、辅助材料、供应链是否发达；第二是技术的可复制性，即一项技术变成产品以后，可否大规模、批量化制造；第三是市场窗口期对技术的影响。

在李立新看来，多年来高校技术转化成功率其实并不高，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中国高校实验室研究出来的技术，离规模生产还很远。另一方面是技术拥有者往往期望值过高，不认可一项先进技术的规模化需要各方面要素的配合。

“我们自己也投资一些早期项目，主要看团队的经验和潜力。大学生往往是第一次创业，失败率比较高，所以我个人也不是特别鼓励大学生辍学创业。但我鼓励创业精神，创业要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对行业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创业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在李立新看来，对于清洁技术领域的投资，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机会相对较多。以深圳为例，不论是经济总量、人均GDP，还是城市税收都比较高，因此具备较强的资本实力，对于环保产业的投入也更大。此外，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也会对环保产生迫切需求。

相比互联网项目的高风险和高回报，清洁技术项目的估值并不是很高，成长也不是很快。在2010、2011这两年，由于资本的大量涌入，投资机构之间充满了恶性竞争，项目价格被人为拉高。尤其在成长期后期或者Pre-IPO的公司里，这种情况更是常见。

“北极光创投从来不用高价去抢项目，我们不单有品牌，还有原则。如果一家公司接受价高者的投资，一定不是适合我们投资的阶段。”李立新说。

投资是一种学习

“投资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切碎，然后全部利用，不让自己闲下来。”李立新说。

投资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因此，对投资人来说经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李立新喜欢投资的原因有三：第一，可以不断遇到各种极具挑战的事物；第二，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技术驱动的过程，还是模式创新的过程，总会出现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和新技术；第三，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帮助创业者实现目标。

“站在创业者背后时，如果看到企业有了进步，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当然，如果与投资佳期失之交臂，或者判断错误，也会有挫败感。”

由于年龄、兴趣等原因，很多人在选择做投资人后都会一直做下去。经验积累得越多，对投资的判断也越有帮助。

“在硅谷，大部分投资人都有创业经历，年龄相对比较大，此时他的年龄已经不允许他再创业了，所以转型做投资人。在中国则不尽然，有很多投资人转行做企业家。不过，我会一直做投资，我喜欢这种工作方式。”李立新说。

从创业者转为投资人，两个角色存在很大差异。简单地说，第一，企业家要更坚持，更执着，投资人则灵活性更强。第二，企业家往往更激进，更乐观地看待事情，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既定路线冲过去；而投资人则相对更谨慎，需要考虑对同类公司、行业市场、技术趋势的变化等，同时要做出理性判断。第三，做企业要有执行力，把正确的意识全部贯彻到每天的每件事当中，做投资则要求更强的策略性。

“企业家和投资人分别在桌子的两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总会有不同。如果同时具备这两种经历，可以让你更全面地看待问题。”李立新说。

在中国，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商不能太低，人际交往技能不能太差，尤其是身为投资人，需要跟各类人群打交道，人际交往就更为重要。

“人际交往不是刻意去迎合某些人。不管做什么，为人处世不能让别人很不舒服、很别扭，别人觉得你很自我，这不是我的座右铭。”

在李立新看来，投资人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企业家给社会带来的贡献最大，资本和投资人应该是辅助角色，帮助企业和企业家获得成功。

投资跟所有行业一样，都会面临竞争压力，而一名优秀的投资人要能够在投资以后花更多精力帮助企业，集中资源帮助企业成长，将风险降到最低，给投资人带来回报。“我们不追求快速回报，会按照自己既定的策略稳步进行。”李立新说。

“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2013年的资本市场都会转好，会对投资人和企业带来正面帮助。北极光创投希望整个团队能够共同努力，发现好项目，投资好项目，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