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卫普 时装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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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稀少的雨夜，斯凯尔特码头旁一座不起眼的大仓库里，一群梦想成为世界顶级时装设计师的年轻人们正在向众人展示他们的最新设计：摩天大楼成了西装上的夸张浮雕，锅碗瓢盆成了镂空的短裙，尖刀取代别针在长裙上，这场毫无章法可循的时装秀是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学院2012年的毕业设计展。在这个秀场里，台下坐着 Dior 的创意总监 Raf Simons ，Chanel 化妆品的创意总监 Peter Philips ， 比利时时尚教父 Walter Van Beirendonck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这个秀场的常客，有些甚至是当年从这个秀场中走出来的设计师；他们一边想着如何为大品牌招兵买马，一边从天马行空的学生作品中获得灵感。而台上的那些学生，有些人压根就没想要博得台下人的赏识和邀请，他们最大的梦想是在安特卫普的小巷里开一家自己的品牌店。
Walter 对我们说：“安特卫普的时尚，和巴黎的那一套完全不同。” 安特卫普的时尚始终在一片非主流的土壤上开垦，直到今日，很多人对安特卫普的时尚印象仍然是不清晰的，因为它张扬，却不四处招摇；它精致，却不是随手可得。
安特卫普的老城里有很多店铺，每走过一条街都会看到几家叫不出名字的品牌店。它们装潢低调，门脸窄小，对安特卫普时尚毫无概念的外地人往往会无视地走过，却不知道里面的鞋子或者衣服可能出自一位国际顶级设计师之手。时尚不是安特卫普的传统，钻石总是比衣服更有名，这座城市和时尚这个词勾连在一起不过是过去二十几年的事。上世纪80年代，6个皇家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开着卡车到伦敦时装周门口上演了一场格格不入的时装秀，安特卫普才开始在世界时尚界发出声音。之后的很多设计师从安特卫普走向巴黎、伦敦和米兰，他们的名字更多地与 Dior、Chanel 和 Gucci 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人们忽略了他们来自一个叫安特卫普的地方。更多的人留在了安特卫普或者重新回到安特卫普，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时装店，坚持自己的风格，接受固定客户的订单，不理媒体，也不管巴黎和纽约的人到底在干什么。
安特卫普的时尚植根于这座城市，但绝不挂在墙上。安特卫普是比利时的一座海港城市，坐上有轨电车不到20分钟就出了城区。初到这座城市时，很难把它和“前卫”、“时尚”等一些时髦的词联系在一起。低矮的新建筑和老房子总是肩靠着肩站在街道两旁，房主们都没有想过要定期为外墙刷刷新漆，街上的行人也并没有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这不是一座张扬的城市，但就像卡尔维诺描述的那样，一座城市的面貌视乎你用怎样的心情去看它。“如果你当时吹着口哨，昂首阔步而行，那么你对它的认识是从下而上的：窗台、飘动的窗帘、喷泉。如果你当时指甲掐着掌心垂头走路，你的眼睛就只看见地面、阴沟、路洞盖、鱼鳞、废纸。你不能说这一种面貌比另一种面貌更真实。”在安特卫普，时尚是另一座城市，低调外墙里一座飞扬跋扈的城市，它有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态度，追求的是另一种自由。只有推开那些矮门，才能够看见和街道上不一样的风景。
一辆卡车闯出的异数
安特卫普的时尚始于六君子。六君子和一辆卡车的故事在坊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我们所听到的一版是这样的：1987年，毕业于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学院的6个比利时年轻设计师—Ann Demeulemeester、Walter Van Beirendonck、Dirk Van Saene、Dries Van Noten、Dirk Bikkembergs和Marina Yee，开着一辆破卡车出现在伦敦时装周上。因为从没有人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展位被安排在远离设计师作品的一个无人经过的地方，为了吸引注意力，他们在官方会场外自己做了一场前卫时装会。厢型卡车和简陋的音响灯光搭出露天T台，超大廓形的外套、极长的袖子，将原先用做衬里的面料直接暴露在外，用皱巴巴的织物做正式晚装……大胆前卫的设计概念，细致的剪裁和五彩拼贴的新颖手法，这场游击战似的会震惊了当时低迷保守的时装界，“安特卫普六君子”的封号横空出世，世界时尚版图上从此多了一个“安特卫普”的标签。
六君子让安特卫普一夕成名，但用偶然事件来诠释安特卫普时尚的崛起是不准确的，六君子故事的背后是蠢蠢欲动的安特卫普时尚新浪潮。
当年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学院的院长Linda Loppa被公认为是安特卫普时尚业的幕后推手，她不但参与策划了伦敦的露天会，还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坚守着安特卫普前卫创新的设计理念：“时尚有着更丰富的内涵，绝不仅仅止于奢华和性感。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成为巴黎、米兰那样的时尚都市。我们更专注于设计，和文化更有联系，也就更有创造力”。在Linda Loppa的指引下，Raf Simons、Kris Van Assche和AF Vandevorst等大批世界级时装设计师从安特卫普走出来，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安特卫普时尚的先锋性。
在安特卫普时尚教母 Linda Loppa 的光环下，另一位幕后推手一直被掩盖在公众的视线下。他叫 Geert Bruloot ，是 Coccodrillo 精品鞋店的老板。一个鞋店老板左右一段时尚史，听起来匪夷所思，而事实上，他不但见证了六君子的成长史，更用他独特的商业眼光帮助一个个安特卫普设计师走向世界。我们在 Schuttershofstraat 大街8号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鞋店老板。与设计师们不同， Geert 喜欢从商业生态去审视安特卫普时尚业的发展，但他从不质疑安特卫普所秉持的先锋态度：“安特卫普注重创意，而不是为时尚行业培养工人。”
32年前，来自比利时西海岸的 Geert 在安特卫普的商业街上开了第一家鞋店，那时的安特卫普时尚业还是一片荒地。“时尚并不是比利时的传统，70年代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嬉皮设计师 Ann Salens ，但那只是一些异数，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作室里手做的，并没有形成气候。比利时之前也有纺织厂和成衣厂，但大都是靠接国外设计师的订单过活。那时候很有意思，大部分工厂都给自己起了一个意大利的名字。他们没有自我意识，只觉得如果有个意大利的名字会显得更时尚，他们不懂得原创。” Geert 说。
那个年代，Geert 的鞋店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只卖“设计师的鞋”。 Geert 回忆道：“当时大部分鞋店都是高级皮革制鞋铺，和时尚毫无关系，于是我们从服装精品店的想法出发，要做一家鞋的精品店。从一开始我们就和很多国际设计师合作，只卖设计师的作品，不卖二线的，也不卖大众品牌。”
外面的世界也同时在发生变化，时尚浪潮开始受到种种怪异理念和奇思异想的冲击，传统的时装概念被一群日本先锋设计师在巴黎颠覆。那一代的安特卫普时装学院的学生们也开始逐渐显露出反传统的设计理念。1980年，Walter van Beirendonck 和 Martin Margiela 从学院毕业。1981年， Dirk Van Saene 、 Dries Van Noten 、Marina Yee 毕业。他们和之前的毕业生一样，到服装厂里打工或是去大品牌的公司做助理，但这些热血的年轻人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先锋设计，始终没有停止创作。喜爱艺术和设计的 Geert 很快就和这些年轻人打成一片，他们的奇思妙想经常让 Geert 感到震撼，于是他开始尝试在自己的店里展示这些毛头小子的作品。早在 Martin Margiela 加盟 Gucci 前，Geert 就已经在店里展示 Martin 的作品，那时他还只有鞋的设计。之后不久便是 Dirk Bikkembergs 设计的鞋。
于此同时，安特卫普政府也开始投入资金支持发展比利时自己的品牌。1982年，在政府资助的金纺锤设计比赛上，后来的六君子和 Martin Margiela 获奖无数。 Geert 也参与了那次比赛的策划，并和这几个年轻人一起到日本继续做展，但对外面的世界来说他们仍然是无名小卒。这时 Dirk Bikkembergs 找到 Geert ，请求他帮助把自己设计的鞋推广到世界的其他地方。Geert 于是带着 Dirk Bikkembergs 的鞋到荷兰和德国的鞋店去推销，但每次打开鞋盒，对方总是立刻摇头摆手：“哦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要这样的鞋。”Dirk 的设计和那个年代的时尚定义格格不入。“他们都很有才华，但不被世界认可，他们需要被人推出去。”于是两季之后，Geert 决定带着这些年轻人去参加伦敦时尚周，因为那时的伦敦是世界时尚的中心。几个年轻人立刻响应，并迅速做了各自的参展系列。
那是最好的时光，几个年轻人无视所有的传统和定义，没有任何包袱地、尽情展现着他们的想象力，夸张的轮廓、大胆的色彩拼接和精致的剪裁……在一辆破卡车上，他们公然向巴黎、伦敦和米兰宣战，告诉世界时装也可以这样。Geert 提起那段日子仍然很兴奋：“头一天我们就接到了一个纽约的订单。他们只有一个问题：‘你们从哪来？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你们，你们的态度、展示和作品简直精彩绝伦。’那时我看到，好日子就要来了。”
Geert 继而开了一家专门出售比利时设计师作品的时装精品店 Louis：“Ann Demeulemeester 在去伦敦前让我给她的新装设计提意见，看是否适合伦敦的会，我看到那系列新装的时候立刻就被折服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开一家时装店，专卖比利时设计师的作品。”
六君子在伦敦露天会后并没有以一个设计团体的形象继续合作，而是很快就创办了各自的品牌，因为他们本就是6个个性鲜明的独立设计师。就像 Walter 对我们解释的那样：“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充满激情，我们渴望表现自己，那场会让世界知道了我们。但六君子不过是英国媒体对我们的称谓，因为我们的名字都太难读了。其实我们的设计概念各不相同，伦敦时装周之后我们也都有了各自的发展方向，但人们还是习惯把我们归为一个群体。”
六君子的标签加速了安特卫普时尚业的发展。Geert 说：“六君子得到国际认可后，我们发现自己人好像也不是那么蠢，之前我们一些很商业的产品和品牌，大都向意大利看齐，看他们怎么设计，现在是意大利人在看安特卫普是怎么设计的。
六君子给了比利时一个独特的标签，服装企业因此可以发展商业生产线，这样很好。现在时展很快，在时装学院学习的学生大约70％都是外国学生，他们大多会在安特卫普待一段时间，或者离开后再回来，这些都不断影响着安特卫普的时装业，并逐渐形成一种所谓的安特卫普新浪潮。”
现在，Geert 和他的品牌店仍和安特卫普的年轻设计师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变着法地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每年都参与策划皇家艺术学院的毕业设计展，并为优秀者提供奖金和店面展示机会：“每年我都想跟学院推掉这个差事，因为我实在太忙了。但每次看到那些年轻学生让人兴奋的作品，我就忍不住想去看看他们下一年的新作。就这样我在那待了25年，明年我还会挣扎，但我肯定还会出现。”
伦敦的露天会让六君子出了名，也让时尚界记住了安特卫普。更重要的是，它激励无数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六君子的成名让他们看到了坚持反传统设计也可能获得成功。于是大批梦想成为前卫时尚设计师的年轻人开始涌向安特卫普。
这个群体式的标签在上世纪90年代被另一代皇家艺术学院的毕业生继承，Veronique Branquinho、Raf Simons、Kris Van Assche、AF Vandevorst、Bernard Willhelm、Haider Ackermann，他们和第一代六君子一样，一边捍卫着安特卫普设计的先锋性，一边保持着各自鲜明的特色。
疯狂的学院派
安特卫普国家大道28号是安特卫普的时尚心脏，这栋不起眼的白色建筑时常牵动整个世界时尚的风向标。它是安特卫普时尚博物馆 MoMu 的所在地，也是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学院的院址。
在这栋建筑的顶层，我们见到了当年六君子的领军人物 Walter Van Beirendonck， 除了独立设计师外，他现在还多了一个身份—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学院院长。此时，他正在为即将开幕的2012年毕业设计展做着最后的准备。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墙上凌乱地贴着历届学生展的海报，大厅里各种稀奇古怪的道具和玩偶摆在一旁，奇装异服的年轻人不时从门前走过……
自2007年从 Linda Loppa 手里接掌权杖后，Walter 便每天在学院里忙得不亦乐乎，甚至把自己的精品店也关了，只不定期心血来潮地出些新品系列在朋友的店里卖：“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和这些鬼灵精怪的年轻人在一起我每天都很兴奋，也经常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设计灵感，但管理店铺那些麻烦事我就不想再操心了。”
从过去二十几年这两位时装学院院长的身上，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安特卫普会制造出如此多的鬼才设计师。1983年 Linda Loppa 接管时装学院前，巴黎的时尚法则主导着时装学院的教学，中产阶级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仍被奉为不二标准。创办时装学院的 Mary Prijot 倡导的是“真正的时尚尊奉轮廓的和谐，就像莫扎特那样，和谐的音符。”Linda Loppa 和六君子无疑打破了这些音符。1971年从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学院毕业后，Linda Loppa 成了一名独立的设计师，并于1981年回到学院任教。虽然她在设计上从未有过人之举，却是个慧眼识英的伯乐。她鼓励学生抛开束缚，发挥想象力，并与 Geert 联手将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先锐设计师的作品引进安特卫普，山本耀司、川久保玲的作品是他们当年最大胆也是最成功的尝试。六君子伦敦之行后，Linda Loppa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发掘自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从那以后，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学院的教学大纲就没有再变过，这在瞬息万变的时尚业几乎是自杀行为，但事实却证明这套方式至今也没有过时。1985年就回到时装学院一边做教书匠一边做独立品牌的 Walter ，其教学方法和 Linda Loppa 一脉相承，他们从不告诉学生一个口袋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在我上学的年代，我们被教受很多规矩和法则，那让我们这一代人迫不及待地想冲破那些旧观念，天天想着改变世界。现在的学生完全不一样了，在这里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自己，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表达时尚，他们在这里学习四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找到自我意识。”Walter 说：“好的老师是去激发学生的创意而不是给他们订规矩。”有学生问我：为什么 Vogue 上没有我们？为什么 不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被时装比赛青睐？我的答案永远是：这些事情都不足以构成你的自信，它们并不是最重要的。在T台上展示你的作品，如果你够好，自然有人记住你。每年都有人毕业后直接去大品牌工作，他们总是邀约不断，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我们的优势。相反，我力争维护着这所学院最本质的东西：教育。教会学生发展他们的自我意识。因为创意和想象力是角逐时尚界的唯一妙方。”
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学院的教学方式对现今的很多时装学院来说是个异数。学生入学第一年学习的不是量体裁衣，而是开始寻找自我。他们被鼓励回溯到自己的经历和文化中去寻找自我意识，不着边际的想象力便是最好的学习成果。一些学生毕业后即使没有成为时尚设计师，也养成了保持创意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习惯。一个学生这样评价这里的教育：“在这所学院里，你始终在一面镜子前学习。”从这样一所特立独行的时装学院毕业不是件容易的事。2012年的毕业生只有11个人，入学的时候他们有60几个同学。一直关注着这些学生的 Geert 说：“有时候入学时有两百个学生，从第一个星期就开始有人退学，到最后能够顺利毕业的学生很少，有些年份甚至只有几个毕业生。有些人学到一半就去做自己的品牌了，更多的则是没有办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创意。”在这个学院里，创意和想象力是唯一的生存法则。
时装学院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教学准则就是坚决地排斥商业课程，在世界各大时装学院都开始加强市场推广课程的大潮流下，安特卫普的时装学院仍然专注并只强调创意。“一旦学生开始把商业因素考虑进去，他们的创意就会受到很多局限，而只有创意才真正能够让时尚继续发展。” Walter 说。这也是为什么安特卫普出来的时尚设计师很少有人去开大公司，很多人都宁愿自己开家小店给那些品味相投的人做时装。
一代代毕业生的发展呈现着这种独特教育的各种可能性。伦敦露天会后，6个好朋友在伦敦和巴黎各走一圈后都相继回到安特卫普，并开始创作自己的独立品牌。 Ann Demeulemeester 一如既往地沉浸在“几何”与“黑白”的设计中，从不关注流行，自成一派，深受欧美时尚界的追捧，她一直坚持经济和设计上的独立，并一直生活在安特卫普；钟爱怀旧色彩的 Dries Van Noten 不喜欢给自己的品牌打广告，店铺里没上架的衣服绝不提前宣传； Dirk Bikkembergs 算是会推销自己的，他宣称“已娶时尚为妻”，他的设计一直顽固地和足球绑在一起，保持着运动风； Dirk Van Saene 则开了一家名为“美人与英雄”的时装店，除了经常回学院帮 Walter 做学生展之外，很少在公众面前出现；Marina Yee 更是选择退隐江湖，而把六君子的名号交给了自己的男朋友 Martin Margiela ；后继者 Raf Simons 蜚声国际，并在今年4月荣任 Dior 首席，但他仍坚持每周末回到安特卫普设计自己的品牌。
六君子开创的安特卫普时尚的先锋性和独立性，通过这所时装学院一直得以传承。每年的毕业设计展都会吸引大批的品牌总监和国际媒体，不时地牵动着国际前卫时尚设计的新动向。
Walter Van Beirendonck 除去教书匠的身份，作为设计师，他是安特卫普前卫设计的一面旗帜。在六君子的伦敦露天会上，他被公认为是最有才华和最为狂野的一位，之后他也一直保持着大胆前卫的设计风格。不规则的线条、耀眼的色彩搭配，大胆的拼接和各种实验性布料的运用，他的设计总是具有强大的活力和爆发力，完全不顺应传统的审美常规，像童话一样充满色彩与能量。此外，迷恋音乐、电玩和新媒体的 Walter van Beirendonck 还是第一批运用CD和互联网来展示时装的设计师。
《玩》：你从哪得到那么多天马行空的灵感？
Walter：从身边的一切。我总是热衷探索新事物，然后看看怎么和我的设计结合起来。我经常逛博物馆和美术馆，我喜欢艺术，一有时间就看书。我特别着迷看那些关于民族部落和各种仪式的图片，我一直保持着收集这些图片的习惯，并把它们分类收在小册子，那些图片册往往就是新一季设计的灵感来源。
《玩》：据说你有一季的针织系列来自中国？
Walter：是的。我没有去过中国，但有一次我看到一组图片，里面是中国福建的惠安女。她们在一个石矿里做重活，切石头，然后用肩扛，但同时她们的民族服装和发式又那么美。那种强烈的对比让我着迷，然后我就开始研究她们的生活和故事，于是便有了那个系列的服装。类似的情况还很多，有时我也会受到京剧的造型和妆容的启发。我尤其喜欢龙的形象，关于龙的很多传说都让我着迷，它肯定也默默地融进了我的设计风格中。
《玩》：在设计时装时，你有想过是在为谁设计吗？
Walter：没有。我从不去想我的时装是要给明星穿还是给街头的小青年穿。相反，我从自己的灵感出发去设计服装，然后我看到那些对色彩敏感，并想通过服装展现个性的人总是对我的设计产生共鸣，他们来自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不同体态，各种不一样的人，这让我很享受。我不介意大明星穿我的衣服，但那绝对不是我的营销战略。
《玩》：你那么热衷设计，为什么不专注在自己的品牌经营上？
Walter：我不专注在任何事上。我在自己的设计上投入很多精力，它们卖得很好，全世界有40几家都在出售我的作品。同时我给学生们上课，还参与很多好玩的项目，现在我就在给巴黎剧院做一个芭蕾舞剧的服装设计。我喜欢同时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我对建立大公司一点兴趣都没有。90年代我曾经和一个大公司合作过，2000年我彻底放弃了。这和金钱与时间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我想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创作。现在我所选择的方式正是我想要的。
Walter 的想法体现了很多安特卫普设计师的态度，这里的独立设计师不会追着流行，也不天天琢磨着人们想要什么，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设计告诉人们你们还可以拥有什么。他们的作品也许不被所有人甚至大部分人接受，但只要还有人还肯为他们的格格不入买单，他们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为格格不入买单
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安特卫普的时尚，这个城市的时尚不建立在任何法则上。就像 Geert 对我们说的那样：“不熟悉安特卫普时尚的人总会对它有些失望。时尚总是有自己的语法，而安特卫普是一种没有语法规则的时尚，他们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做时尚。有时人们觉得它模仿法国或者英国，但其实不是，它是安特卫普的。我们接受很多外来的东西，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我们都吃进去，但是生产出来的是自己的东西，而不是重复语法规则。比如 Raf Simons 在为 Dior 工作，他的设计和想法都非常棒，但如果没有法国的时尚语法，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要读懂安特卫普的时尚，首先要读懂他们的自由。比利时在历史上长期受异族统治，1830年革命宣布独立后仍分为法语区和佛兰德语区，位于比利时北部的安特卫普则在佛兰德语区。这里的人习惯叫自己佛兰德人，因为比利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长大的人大多会说三种以上的语言。Geert 向我们解释：“安特卫普的设计风格其实是非常佛兰德的，佛兰德文化保留至今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应该是独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这来自哪里。把你的东西卖给比利时的其他地方，就像出卖你的灵魂一样。我们在历史上一直被侵略，多语种民族混杂，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希望独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设计师选择留在安特卫普做独立的设计师。他们不去伦敦巴黎和纽约，他们留在安特卫普。”
此外，安特卫普在欧洲的特殊地理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这些设计师的性格。Geert 说：“因为它在欧洲的中心，离哪都近，而且这里的生活成本低，你不需要为生存挣扎。这里文化多元，很多人都会说两种以上的语言。我们有多文化的社区，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节目，意大利的、土耳其的、俄国的都有，这在法国是无法想象的。设计师在这里可以专注自己的创作，而不受大城市的其他因素影响。如何工作是设计师的重心, 他们都很注重创作的过程，而在巴黎那样的大城市里是很难的，要承受很多生存压力，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特立独行的态度不只体现在时装上，与六君子一起成长起来的造型师和摄影师也深受影响。在欧洲享有盛名的前卫造型师 Inge Grognard 和她的摄影师丈夫 Ronald Stoops 早在伦敦露天会前就开始和六君子合作了。与六君子的先锋设计相呼应， Inge Grognard 打破传统的造型法则，大胆地把各种材料和颜色铺在模特脸上。鲜明的个人风格让她逐渐成为各大品牌时装秀上炙手可热的化妆师。冰岛歌后 Bjork 和美国摇滚歌手 Marilyn Manson 也都曾邀请她参与 MV 的造型设计。
但 Inge Grognard 和 Ronald Stoops 一直保持着安特卫普的自由和随性，他们总是把更多时间放在家里的猫狗鱼虫身上，创作自己的私人作品，那才是他们觉得最好玩的事情。与 Inge 见面时，她把我们约在远离闹市区的一家露天咖啡馆，她一坐下便不停有人从身边经过并和她打招呼，包括咖啡馆的服务生。刚刚从西班牙度假回来的Inge说：“只要在安特卫普，我每天都来这，这里大家都认识大家，我一到这就跟回家了一样。”
与六君子早期的合作是 Inge 最怀念的一段日子：“那时我们也像这样成天耗在一起，花大把的时间做各种实验性尝试，把那当成乐趣。不过正是那些玩儿似的尝试让我们一点点找到的自己的方向。”Inge 在交谈中不断强调“过程”这个词：“寻找自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实验。但实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耐心地一步步尝试和成长。现在有很多人不愿意经历这个过程，他们只想要一夜功成名就，那样永远找不到自己。”
安特卫普的很多年轻人并没有丢掉这种实验性。28岁的时尚摄影师 Frederik Heyman 就是个例子。他的摄影作品独辟蹊径，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复杂的道具布景让人印象深刻。他一开始并不热衷时尚，学习的是平面设计，毕业后他有点迷失，直到时装学院的一个韩国学生找到他合作设计作品，于是他们一起尝试把时装、绘画和各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做实验性的拍摄，从那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很多时装杂志刊登了那组作品并纷纷来找他合作。“之前我对时尚摄影师的印象并不好，他们总是拍那种很干净很规矩的照片。有些杂志喜欢我的风格，他们让我做一些实验性的尝试，一些设计师也找我合作一些好玩的项目。然后我想，好吧，看来做时尚摄影师也可以是不一样。”
Frederik 仍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时尚摄影师，他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实验性摄影上。看他的作品，每次都更像一个舞台道具师的实验作品。他每次都要花至少一个星期的时间和朋友一起做布景和道具，经常搭建起一些不合视觉常理的场景，轮廓夸张，色彩强烈。他喜欢和时尚设计师合作，因为他们更理解他的想法。“我还在寻找自己风格的路上，还在不停地做各种尝试，我希望自己永远别找到自己的定义，一直在路上。”
在安特卫普，所有的格格不入都被接受，甚至赢得尊重。
旧价值是个好东西
在安特卫普，不是每个设计师的作品都像 Walter 和 Inge 那样离经叛道，这座城市的包容性让那些追求旧价值的设计师同样获得了成功，当然，他们的旧价值和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当反传统成为安特卫普时尚的传统时，旧价值也越来越被这些独立的设计师们所珍视，并成为他们所自成一派的另一个标签。
也有一些早年到外面闯荡时尚界的设计师最终选择回到安特卫普，回归最原始的创作状态， Anna Heylen 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 Anna 从时装学院毕业，以一组手工制作的玩偶在时尚界获得关注。之后她去了英国和美国，辗转于不同的时装公司，与各种品牌和设计师合作。三年前她回到安特卫普开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时装店，以手工作坊的方式做自己的设计：“我不想再满世界跑，也不想继续待在外面的时尚业。在那个系统里面一切都很赶，所有的事情都有时间限制，每天的压力都很大，我不想再那样工作了。”
Anna 的高级定制女装店开在古城中心的一栋三层小楼里，这栋建筑曾是100多年前的仓库，进门处还保留着当初过马车的通道。小楼的一层被改装成店面，展示完成的作品，二层是沙龙，三层是手工坊。见面时 Anna 穿着她亲手做的黑色编织衫：“这里的衣服全部在楼上手工制作的，每件都不一样。” Anna 还自己设计不同面料，然后找意大利的小工厂为她生产，就像50年前意大利的设计师来找安特卫普的工厂做成衣一样。
这里就像半个世纪前的裁缝铺，所有的流程都在一栋小楼里完成。 Anna 很享受这样的方式：“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的设计，精雕细琢，不需要每天赶别人的设计日程。以前几个月出一整系列的设计，现在我可以用更多时间去做。”和很多安特卫普的独立设计师一样，她从不费心思去琢磨如何推广自己的品牌，也不规划未来：“我在布鲁塞尔也有一家店，也在市中心，喜欢的人自然会进来。我的客户从一开始就比较固定，有些是之前就喜欢我的设计，还有一些是偶然看到了，然后就一直来。” Anna 说：“我不关注流行，就做自己喜欢的设计，还好总有人喜欢。这是家小店，我并不想在银行账户里看到上亿的存款，我就想维持这种小规模的作坊，做每一件都独一无二的时装。现在我可以直接面对我的客户，知道他们的需求，就像回到了最初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楼的沙龙里，还摆放着一些 Anna 当年为安特卫普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而制作的手工玩偶，这些没有脸也看不出性别的玩偶，因为被穿上不同的时装而显得形态各异。自1993年面世以来，Anna的玩偶便受到时尚界的关注并持续在各个国家巡展。现在她一有时间还是会继续做新的玩偶：“我们看见一个人的时候，往往通过对方的衣服、裤子和鞋子来给他贴标签，他们的内心可能和这个标签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做了这些没有脸也没有性别的玩偶，给他们穿上不同的衣服。因为这些衣服，他们和世界产生了奇妙的关系。”在 Anna 的工作室里，所有的玩偶都被尼龙线吊起在大玻璃盒子里，他们也因此摆出了各种不同的姿态。Anna 说：“剪断那些线，一切就都结束了。所以生命很短，我们得懂得好好享受。”
从安特卫普古城搭乘有轨电车穿过市区，窗外的风景逐渐由热闹变得幽静。我们的车最终停在安特卫普郊区的一座旧制衣厂门前，那里工作着一位执迷旧价值的年轻时尚设计师—Tim Van Steenbergen 。这位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痴迷于传统的手工艺，这让他在同学间显得格格不入。他的设计风格与院长 Walter Van Beirendonck 可谓背道而驰，但他却是 Walter 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时尚定义，追求旧价值却不墨守旧法则。他的精品女装系列一出现就受到了欧洲时尚界的追捧，2001年毕业第一年他就去巴黎做了自己的时装展。之后 Tim 顺利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品牌，他的设计不只局限在服装，还包括珠宝和饰品。施华洛世奇等很多时尚品牌，还有电影、舞台剧和歌剧制作公司也纷纷跑到安特卫普来找他合作。
走进这座旧制衣厂改造成的工作室里，我们还能见到工厂的旧貌，红砖墙在外，古老的缝纫机与新缝纫机分成两队排在大厅两旁，上了年纪的木楼梯走上去咯吱作响。Tim笑笑说：“我们是直接搬进来的，完全没有重新装修。旧纺织厂的布局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所需，他们甚至还给我们留下了40台古董缝纫机。”Tim没有选择像其他设计师那样把工作室放在市中心，而是这座地处郊区的60年代的制衣车间里，因为他可以不断从这个旧工厂里汲取灵感：“我喜欢这个老车间的氛围。那时的制衣业是纯手工艺的，讲究面料和手工，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手作在安特卫普设计师中并不能成为一个特色，但Tim对手工和面料的强调精细到了极致，甚至一小块蕾丝都是手工制作。这种精工细作的方式常使得外界把他的作品归为偏法国的设计，这也是他受到法国时尚界追捧的原因。但与众不同的剪裁、心思巧妙的领口和出人意料的面料纹路，总是时刻彰显着他的安特卫普气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在新世界中寻找旧价值。”对旧价值的追求从未影响他的新创意，他的设计和工作方式很安特卫普。
虽然他每年都要为自己的品牌设计四个系列的新款服装，同时还为一些大品牌设计时装、太阳镜和首饰，他在安特卫普的工作室里仍然只有4个人，而所有的设计都由他一个人完成。这和很多安特卫普独立设计师的工作状态很接近，他们甚至不开品牌店，而只在别人的店里卖自己的品牌。“纽约的时装学院会教学生如何经营时尚，安特卫普的时装学院强调创意，对我们来说经营店铺完全是另一个行业，我们宁愿做自己的品牌，而不是店铺。”
“安特卫普是个小城市，小到人人都必须出去旅行，然后把外面获得的灵感带回来创作。”现在的 Tim 到处跑，一会儿巴黎，一会儿米兰，他还计划去纽约，但他还没想过要离开安特卫普：“这里生活成本低，而且强调创意，你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
一隅一繁花
从安特卫普的特殊时尚体制中脱颖而出不是件容易的事，每年大批的年轻人怀揣梦想而来却空手而归，就像 Inge 说的那样，你需要有实验精神和足够的耐心。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在这里获得成功又不是难事，只要你有创意和想象力，总有一天会被接受。
为了支持那些还未成名的年轻设计师，整个小城都在为他们提供展示的平台。除了政府资金支持和学院每年一度的毕业设计展外，安特卫普时尚博物馆也提供专门的时间和空间来展示学生作品。博物馆馆长 Kaat Debo 对我们说：“每年我们都举办至少两次时装学院的学生展，毕业展中的优秀者还可以在大厅里展示他们的作品。”此外那些已经在时尚界立足下来的独立设计们也始终关注着这些年轻人， Anna Heylen 和 Geert Bruloot 的品牌店每年都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 Geert 还在自己的店里专门腾出地方展示学生作品，Inge 和他的丈夫也每年都会在毕业展期间为学生作品做造型指导和拍摄专题。
年轻人们自己也没闲着。在被称为古董街的 Kloosterstraat 大街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古董店，其中一个不起眼的门面旁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 RA ，不注意的话你很容易错过它。这是一家在世界上都赫赫有名的概念时装店。老板 Romain Brau 和 Anna Kushnerova 曾经是安特卫普时装学院的学生，三年前他们开了 RA，专卖年轻设计师的前卫作品。
来自法国的 Romain，28岁，一头卷发，每天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在RA里晃来晃去，与人闲聊打闹，一点都不像老板。他告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疯了，我们到处去找那些疯狂的很难被常人接受的衣服在店里卖。后来很多艺术家、乐队、作家还有摄影师一点点发现了我们的店，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梦想已久的衣服或者饰品。之后纽约时报和Vogue也来关注我们了，在很短时间内，RA就出了名。”
RA 的门面虽然不起眼，里面却是别有洞天，两层楼的开敞空间里分布着卖场、展厅、咖啡馆、餐厅、书店，还有古董衣的展示区。“我们不想挂大招牌把所有人都吸引进来，我们卖的东西不便宜，风格也与众不同，理解这种风格并且有需要的人自然会找到我们的地址。店里有70多个独立的品牌，他们都来自年轻的设计师，大多只有一件，纯手工制作，而且很多是专门为我们的店设计的。RA 是个概念奢侈品牌店，和那些工业生产的大牌奢侈品完全不同。”
这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设计师的展览和各种名义的聚会，年轻设计师们在一起交流新创意，分享经验。很多年轻设计师通过RA而被外面的世界知晓。时装学院三年级的在校生 Devon Halfnight Leflufy 刚到安特卫普时就结识了 Romain，他们经常在一起碰撞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来自加拿大的 Devon 到安特卫普前就开始尝试自己做设计，进入时装学院后很快确立了自己的风格。他的设计混合着街头和嬉皮风，并总是在面料处理上做大胆的混搭和尝试。Devon 的作品在 RA 里很受欢迎，畅销得让他自己都惊讶：“我从去年开始才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作品，买得很好，有时简直太好了。虽然整件事情不是完全商业性的，但这让我看到自己的作品是有出口的。”当然，与 RA 的合作还解决了他在时装学院的高昂学费。
Devon 的作品风格日渐成熟并开始受到关注，他已经与英国品牌London Underground 合作出了一系列鞋的作品，并开始在波兰的一座纺织品博物馆里做新面料的各种实验。Devon 未来的梦想是到纽约闯荡，但他的梦想中已经种下了安特卫普式的激情：“我想到大品牌里感受时尚业的动态，但同时我会一直坚持做自己的品牌。”
四个月前 RA 在巴黎开了一家分店，同样在一个难找的小巷，同样卖疯狂的衣服，也同样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狂热粉丝。
行走在安特卫普的大街小巷，如同漫步于一座时尚博物馆，每一个店铺的背后都有一段关于自由的故事，每一扇门的背后你都可能找到独属于你的时尚。这是个让自由和梦想落地生根的地方。
在安特卫普的最后一夜，我们在安特卫普时装学院2012年毕业设计展上见到了 Anne Kurris，她是时装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安特卫普不多见的一位儿童时装设计师。Anne 早期一直在为 Walter 等人做时装的平面设计，她总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突然想：“为什么我不能做衣服呢，做小孩子的衣服？”于是在 Walter的支持下，她很快把纸上的设计变成了孩子身上的时装，并有了自己的童装品牌。她向我们推荐当晚的学生作品：“我每年都在台下看，每年都会感到震撼，他们总是不断有新的想法冒出，这是安特卫普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毕业设计展上，我们再次见到了 Walter Van Beirendonck、Anna Heylen、Geert Bruloot、Devon Halfnight Leflufy ……他们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让我们更加看懂了台上那些疯狂作品背后的安特卫普气质。那些超出常理的剪裁和夸张至极的色彩所引起的困惑，也都有了答案。
安特卫普的时尚不是为每个人准备的。它不佯装，不世俗，它强调自我，也希望你独一无二。如果你能读懂它，或者你想读懂它，那么，去安特卫普吧！
安特卫普时尚地图
Coccodrillo 精品鞋店
位于Schuttershofstraat 8/9的 Coccodrillo 精品鞋店是安特卫普的一段传奇。它最先把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等国的先锐设计师作品引进比利时，并帮助六君子走向国际。现在的Coccodrillo分男鞋精品店和女鞋精品店，两个店铺隔街相望。鞋店里你可以找到各种国际顶级设计师的限量作品，店主本人也有收藏设计师作品的的爱好，很多大师的孤品都被他捐给了MoMu时尚博物馆做收藏。
RA概念时尚店
位于 Kloosterstraat 13 的RA概念时尚店，是安特卫普年轻设计师经常聚会的场所，这里几乎每周都有不同年轻设计师的作品展。一楼出售的时装和饰品都非常前卫，而且都是年轻设计师的限量作品，当然价格也不便宜。另外在RA也可以找到很多前卫设计师出版的书籍和画册。
寻找六君子的作品
Dries Van Noten 开在 Nationalestraat 16 ，向南可以徒步走到 Ann Demeulemeester 在 Leopold de Waelplaats 大街上开的时装店。Walter van Beirendonck 和 Dirk Van Saene 都不再经营店铺了，但你仍可以在位于 Komedieplaats 17 的 The Ballroom 时装店里找到他们每季的新品设计。
从 Modenatie 出发
位于 Nationalestraat 28 的 Modenatie 大楼是认识安特卫普时尚的第一站。这栋建筑里面驻扎着 MoMu 安特卫普时尚博物馆、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学院、Copyright 艺术书店和佛兰德时装协会。楼上的时尚协会和时装学院不对外开放，但 MoMu 安特卫普时尚博物馆常年展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比利时设计师的作品。
Nationalestraat 国家大道
Modenatie 所在的 Nationalestraat 大街上散布着各种独立品牌设计师的小店，这条街上不只有时装，还有各类饰品和艺术品。在这里你不但可以看到安特卫普设计师的时尚作品，还有很多国际独立设计师的作品，你甚至可以找到来自中国的前卫艺术品。大街上咖啡馆里的服务生决不会介意和你聊时尚，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是时装学院的学生。
Maison Anna Heylen 精品女装店
安特卫普设计师 Anna 的女装店在 Lombardenstraat 16。以高级定制女装和新娘礼服为主，所有工序都在这栋3层小楼里完成。Anna设计的新娘礼服与传统的结婚礼服截然不同，如果你要做个性的新娘，就给Anna打电话，不过最好提前半年，因为她的订单已经接到了明年四月，而设计师只有她一位。
逛跳蚤市场
安特卫普每周末有数不清的的跳蚤市场，都异常活跃，当地的报纸上会刊登每星期跳蚤市场的时间和地点。里面的摊主大部分是附近的居民，有的直接把摊位摆在自家门前，摊位上低价出售各种二手商品和古董小物件。如果你有耐心淘宝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很多古董首饰和衣服，甚至可以淘到六君子早期的时装鞋。
在古董街淘宝
安特卫普是欧洲最受追捧的古董市场之一，是众多欧美古董商旅行的目的地。喜欢古典设计的人可以在这里淘到很多宝贝，而且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Leopoldstraat 和Kloosterstraat 是安特卫普最有名的两条古董街，道路两旁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古董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