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等为蔡元培捐房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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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革命家，一个中国现代教育与科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竟然一辈子没有去营求一所属于自己住家藏书的地方。这就是蔡元培公而忘私的品质。一群朋友、同事、学生发起捐房祝寿，充分表现了他们及社会，对像蔡先生这样的民族灵魂的真诚的敬佩与爱戴。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先生在浙江绍兴出生。

2012年1月11日下午，一个年少近百年的小小“兔子”（本人属兔）走进他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的故居。“‘八一三’沪战后，先生忧怀国事，每欲驰往国外，争取友邦同情。”（《蔡元培口述传略》）随着战事的日益紧张，先生于10月间由上海愚园路寓所迁至当时法租界海格路的此处居住，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27日先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这里是先生在上海的最后一处寓所，也是大陆内地最后一处寓所。虽然先生在此居住时间短暂，虽然先生曾“忽卧病，濒危者再，卒以诊治得宜，调养经年，渐告痊可，此后身体转弱，时愈时发”，但仍然于11月2日，带头与交通、同济、暨南、浙江等大学校长黎照寰、翁之龙、何炳松、竺可桢等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日本对华之侵略，并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我国文教机关之暴行。因此这里充溢着蔡元培先生为抗战为民族独立解放竭心尽智的爱国情怀。

细篾编织的竹篱，沿街散植着几株已经长得相当高大的盘槐与黄杨，叶子落尽了，尽显虬曲遒劲之态。这里原是法租界，房型自然是西洋式的，陡陡的坡面上伸出一阁楼式小窗，不仅是为了透亮，僵硬的格局与线条也平添温馨变化的情调，外墙的灰砖爬满苍苔，更显时间的古旧与历史的沧桑。二楼、三楼居住着蔡元培先生的小女儿蔡盎，只在一楼设立了陈列馆。会客厅中间塑着一尊蔡先生的半身铜像，像前摆着蔡盎敬献的花篮。北墙悬挂先生中年时代一帧巨幅画像，目光炯炯，神态严肃。墙下置一张老式写字台，除了文房四宝、花瓶、水盂之外，台历撕到公元1868年1月11日先生生辰之日。台上还陈列着先生各种版本的著作，写字台前那张老式转椅是先生生前写作办公用的。南墙挂着两幅先生的油画像，左侧是刘海粟大师的作品，右侧是蔡夫人周峻画的，先生在其空白处题了一首诗：“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东墙悬挂着先生1935年在国立音专任校长时植松树照片，西墙悬挂着蔡先生1936年在江湾国立音专与师生的合影。立于其中，你不仅会感到先生在四面八方看着你，更觉得先生会随时从哪一个方向的房间走出来接待你这个来访者。

而我更从其他史料上有新的收获。我看到了澄衷学堂的照片，蔡先生曾短暂过该校校务，胡适当年曾在此学堂学习过，两位大师的精神对话从脉流上说应该从此开始。我看到了夏元的照片，在北大时，他一下聘请了19位现代意义上的知名专家学者，陈、胡二人自在其中。前不久，我写了篇鲁迅西安行的文章，其中考证了孙伏园先生在鲁迅逝世后回忆鲁迅此行将讲课费300元“全留在陕西”史料的不确，这段史料拿同行的夏先生作对比，说鲁迅欲这么做时，夏不愿多交多留。在此看到夏先生照片，自然要多看看。作为蔡先生首批邀请的学者，他的专长在哪儿呢？原来夏先生是我国最早介绍相对论的学者。我看到了沈从文先生的一封书法便条，我曾写有《胡适营救胡也频》，胡也频被捕后，买通看守带出纸条让其找胡适与蔡先生营救，胡适写信给蔡先生让沈从文带着去找蔡，当蔡先生找张群时已经晚了，胡也频已经被杀害，我重点写了这个过程。这张便条就是沈先生此行来找蔡先生时留下的，当时蔡先生不在家，“从文今日由申来进谒，适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内许一时间，约谈数分钟，实为大幸。来此为朋友胡也频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将胡君之过去另纸呈览。余信面陈”。此条补足了沈先生找蔡先生的过程，从语气也可以看出沈先生为胡也频奔波的真诚与焦虑。胡被捕那天中午曾找沈借钱并请沈为他送给房东的挽联，此条虽然是随手写下的，但仍然让人不得不佩服沈书法的功力。

故居的后记更让我留心到了这样一段史实，胡适等人曾在蔡先生七十大寿到来时为蔡先生捐房祝寿。但后记的说明显然错了，它说的是1936年9月，胡适等人发起了这个活动。当我看到这个时间时，心下不解，胡先生此时正在美国呢。回来一查，果然错了，时间应是1935年9月。

7日，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赵畸、罗家伦6人以胡适执笔给蔡先生写了封信：“我们都是平时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应为十一日），是先生七十岁的寿辰（按：此处算的是虚岁），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全家租人家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南京、上海等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现在我们很恭敬的（地）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先生；很诚恳的（地）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恳！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看作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此信交代了捐房祝寿的缘起、动机和目的，从祝寿本身讲，是给蔡先生一个住家藏书的地方，从社会意义讲，就是建成一座公共纪念坊，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的人，社会是不会忘记的。胡适此信还说明了捐款的方式、标准以及开展以来的情况，“由各人自由决定，任何人的赠送，都不能超过一定的微薄的数目”，虽然由于时间与地点关系，没有普遍通知，许多人知道后都给予积极的响应。

胡适4日来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7日这一天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应该说这几天他肯定见到了作为院长的蔡先生。胡适办事从来都是谨慎的，他既没有把信直接交给蔡先生，同时觉得，既然是大伙共同动议，此信这样写是否妥当，还必须交大伙商议，于是9日把此信寄给王世杰、罗家伦、段锡朋、陈宝鄂等人，“送寿礼的信稿已草成了，送上请诸位大大的（地）笔削或重作。这是很诚意的请求，千万莫客气。签名鄙意以为最好用首都委员三人，一则容易得亲笔签署，一则首都委员本是总委员会，应该代表各地也。此函稿决定后，即请诸位公推一人写了送去，不必要我写，因为我实在写不好”。胡适很谦虚、真诚地请他们修改或重写，同时对请哪些人签名，如何签名，签名者的代表性提出了意见。应该说这些意见也是十分中肯的。

可能是觉得胡适已经写得够好，写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这些人根本没改就把信寄给了蔡先生。蔡先生对胡适的笔迹自然是十分熟识的，故而他1936年1月的《答谢祝寿献屋函》把胡适排在了第一位，“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很！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没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的房屋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地）讲起来，这种对于公而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之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马，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力为公而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在随后由刘海粟主持的上海各界庆祝蔡元培七旬寿庆宴会上，蔡先生于答词中不仅重申了这种益尽力于对国家和文化的义务，而且说得更加具体，“鄙人是一个拿笔杆的人，所敢夸口的也只能在笔杆上多尽点力”，要著一本以美育代宗教的书，要编一本美学、一本比较民族学、一本“乌托邦”，还想接受胡适的劝告，写一本自传。

真可谓志在千里的雄心不减。

一个老革命家，一个北大校长，一个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个中国现代教育与科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竟然到晚年还没有一所属于自己住家藏书的地方，竟然一辈子没有去营求一所属于自己住家藏书的地方。这就是蔡元培公而忘私的品质。一群朋友、同事、学生发起捐房祝寿，充分表现了他们及社会，对像蔡先生这样的民族灵魂的真诚的敬佩与爱戴。这应该是中外祝寿史，更是中外教育史的佳话。

遗憾的是，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这一美好的举措夭折。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以社会以国家为家的人，他的家已经筑在人心里、建在历史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