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辟疆及其文献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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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详细叙述20世纪文献学家汪辟疆先生的生平，主要概括汪辟疆在文献学领域四个方面的贡献，分别是目录学研究，读书指导上的观点和实践，唐人小说的校录和近代诗歌文献研究，总结他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汪辟疆 目录学研究 读书指导 唐人小说 近代诗歌
[分类号]K825.4
汪辟疆先生是20世纪著名的古典文学家和目录学家。他秉承家学，自幼启蒙，一生读书不倦，著作颇丰，尤以目录学、唐人小说和近代诗歌研究傲立于学林。汪辟疆先生的目录学代表作《目录学研究》，收录了6篇目录学论著，“皆历年在中央大学与诸生讲习所得者也。”系先生在担任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时，凭借常年苦读的经验积累，为学生开列书目，传习方法，指引治学之门径。他所做的这些工作，后来皆收入《汪辟疆文集》(汪辟疆著，程千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中，列为《读书举要》、《工具书之类别及解题》、《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三题。此外，先生在唐人小说和近代诗歌研究上用力尤勤，著有《唐人小说》、《光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派与地域》、《方湖诗抄》等。先生去世后，其受业之徒，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受其长子之托，整理其遗集，汇成近70万字的《汪辟疆文集》，辑录了先生专著之外的论文、杂著和诗篇，结合已印行的几部专著，使世人对先生的读书经历和治学脉络有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
1 汪辟疆先生生平
汪辟疆(1887-1966年)，江西彭泽人，名国垣，字笠云，后改字辟疆，别号展庵，晚年自号方湖，因故乡(彭泽黄岭乡老屋湾汪村)近方湖而得名。汪家世代书香，汪父际虞公乃清光绪丁酉拔贡，伯父鸣相公曾任翰林院修撰。辟疆5岁，由叔父寅圃启蒙授读。其父授欧阳修《读书》诗，并学《春秋左氏传》，日抄《尔雅》百字，过目不忘。1901年，先生随父分发河南，诵读九经并《资治通鉴》。16岁开始读泰西史书，其父勉以有用之学，应以读史为重。
1904年，先生考入河南客籍高等学堂，深为该堂教习上海张坚奇先生所赏识，授以《习学记言》、《日知录》、《文史通义》等书。
1909年，先生保送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遂以中国文史为专攻。先生日至大学藏书楼中研读，所撰《禁书书目提要》，发表于《国粹学报》，治目录之学，由此发轫。当是时，与同窗胡先脯、姚鸩雏、林庚白等人皆能诗，人称“太学十君”。
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次年去上海。1915年2月，父亲病逝，先生在家守制三年，遍览研读家藏旧籍，为其以后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8年去南昌任省立第二中学国文教员。期间撰写了《光宣诗坛点将录》初稿，后于1925年连载在《甲寅》第一卷第五号至第九号；1934年到1935年，在《青鹤》第三卷第二期到第七期，又刊登了一次。每期刊出，震动国内诗坛。
1922-1927年，先生受聘于江西心远大学，任文科主任兼文学系教授。后该校停办。先生应第四中山大学之聘赴南京，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1928年2月到校，至1966年3月12日逝世，虽校名四易(初名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江苏大学、中央大学，解放后院系调整，更名南京大学)，38年始终未离开教学岗位。先生在校主讲目录学、诗歌史、各体文习作、读书指导等课程，先后共事者有黄侃(季刚)、汪东(旭初)、王伯沆、陈汉章、楼光来、宗白华、胡小石、柳翼谋、吴梅诸先生，深受同系师生敬重。期间为教学所编之讲义有“目录学”、“中国诗歌史”等，后“目录学”讲义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目录学研究》。1932-1934年间，先生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集中发表了一批文章，如《丛书之源流类别及其编索引法》(《读书杂志》，1932年)、《汉魏六朝目录考略》(《文艺丛刊》，1933年)、《工具书的类别及其解题》(《读书顾问》，1934年)和《涉览书的二大类别及其提要》(《读书顾问》，1934年)。i934年还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了《工具书的类别及其解题》一书，同年以“近代诗派与地域”为题进行讲演，讲稿以此为题发表在《文艺丛刊》第二卷第二期上。1939-1944年曾兼任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并与1946-1948年兼任检察院监察委员2年，国史馆篆修8个月，但未间断教学工作，直至解放。
1954年，先生罹患高血压，中风后右肢瘫痪，行动为艰。病后仍坚持左手书写，并带研究生。1966年3月12日，终因病情反复，不治逝世，享年79岁。
2.1 目录学研究
汪辟疆的文献学贡献，主要是他在目录学研究上的贡献，有专著《目录学研究》存世。这本书现在可查的有三个版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1955年再版重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34年版共收录文章6篇：《目录与目录学》、《唐以前之目录》、《论唐宋元明四朝之目录》(附四朝目录存佚统表)、《七略四部之开合异同》、《丛书之源流类别及其编索引法》、《汉魏六朝目录考略》，是汪先生担任的“目录学”课程讲义整理结集而成，在出版之前，其书稿作为讲义已在中央大学使用多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将其作为“二十世纪国学丛书”的一种重印出版。先生撰写此书稿的初衷，当应教学所需，为目录学课程提供必要的教材而已，因此在撰写该书时，没有企图构建一个完备的目录学体系，而只就几个关键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汪先生在《目录学研究・序》中自云：“虽非目录之全，然其索录略之渊源，条分合之得失，与夫汉魏六朝间官私著录之钩稽，宋元明清后丛书类别之更定，所谓目录学之最繁难最重要者，略已灿然备具。”先生寥寥数语便道出其精要所在。
考察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即20世纪初，尤指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创获时期。西方目录学大量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传统目录学研究受到西学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一大批目录学理论著作。比较著名的有刘纪泽《目录学概论》(193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1932)，姚名达《目录学》(1933)，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1937)，程千帆《目录学丛考》(1937)等等。王卓华的《浅谈20世纪初的目录学研究与汪辟疆的目录学思想》将此期的目录学研究分为传统和革新两个学派，将汪辟疆先生列为传统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也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目录与目录学》一篇中对“目录学”的界定，就充分体现了目录“辨章源流”的功用：“目录学者，则非仅类居部次，又在确能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本学术条贯之旨，启后世著录之规。”《七略四部之开合异同》篇，既论七略四部异同开合之故，更述七略四部开合之学术源
流，亦彰显目录“辨学术源流”的意义。《读书举要》篇中，汪先生把学子应读之书分为纲领、丛载、稽考、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等七部，对每部所列之书的特点加以总结，并对各部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做出各书提要，进一步体现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
其次，钩稽历朝官私目录。将汪先生《目录学研究》中所列的《唐以前目录》、《论唐宋元明四朝之目录》、《汉魏六朝目录考略》联合起来，再加上《七略四部之开合异同》篇，便是一部较为完整的目录学史著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汪先生开列了“汉唐以来目录统表”，用三个表列举了从汉魏到明末几乎所有目录学著作，包括了官家目录60种，私家目录77种，史家目录14种，每一种皆包含书名、卷数、作者、著录卷数、存佚、附说等内容。其中汪先生对“汉魏六朝目录”用力最勤，“征诸史籍，旁稽百家，凡汉魏六朝所著录，辑为稽考，俾治艺文、事著录者，知所考镜焉”，共计《七略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等在内28种。
第三，“治学”与“实用”并重。20世纪初的文献学家群体，随着其著作的出现逐渐浮出水面。王余光教授的《略论20世纪中国文献学家》一文中列举了40位文献学家，根据学术背景分为“传统的藏书家或图书馆专家”和“以教学、研究为主的文献学家”两类，汪辟疆先生便属于后一类；汪先生从事教学工作，使他的研究更重实用性。在《目录与目录学》篇中，汪先生将前人和同时代人关于目录学的界义归为四说：其一，目录学者，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也；其二，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其三，目录学者，鉴别旧椠，雠校异同之学也；其四，目录学者，提要钩玄，治学涉经之学也。汪先生说：“综上四说，前人多有遵循其界义，以治目录之学者矣，今吾人欲从事研究，过何所适从乎?日：此不可不辨也。”汪先生因“目录之为用不同，故界义亦因之而各异”之缘由，将上述四说衍为四派：目录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体现了汪先生治学重实用的特点。
2.2 读书指导
汪辟疆先生一生刻苦治学，读书不辍。他生活简朴，略有积蓄，便用于购书。他素有藏书癖，鉴别又精，多善本精刻或罕见之原刊本。先生读书且爱书，阅读时留意爱护，虽翻读多遍之书仍整洁如新；常读的必别储副本以供浏览，读书时添加题跋、眉批、行注亦为正楷，丹黄烂然，注释累累。抗战期间，先生随中央大学西迁时藏书尽失，遂名书斋为“损之又损斋”、“读常见书斋”，还锐意搜读。《汪辟疆文集》中列有“论学书札”和“文籍序跋”，是汪先生一生读书不倦的证明。汪先生读书善动笔，“点堪诸籍，多有题跋”。早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时，日至藏书楼中研读，便已写成阅读提要六、七册。可惜的是，文集中收录的仅有十分之一而已，大部分书札笔记在抗战和“”中早已散佚了。
汪辟疆先生从自己的读书经验中，得出“载籍极博，遍读实难，提要钩元，是为要务”的道理。他在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38年，期间教授读书指导课程，分别于三个不同时间为学生开列阅读书目，指引读书门径。1926年，汪辟疆列举了国学基本书135种，其中“纲领部"30种，认为这30种书是了解群籍、阅读经传诸子、考论学术流别及经书、史书、文学书、哲学书之纲领。抗战期间，汪辟疆又为大学中文系学生开列书目，提出应选读的20种书，包括《楚辞》、《周易》、《诗经》、《韩非子》、《资治通鉴》等经书、史书、文学类书籍。1942年，汪辟疆为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开列了一个包含10种图书的“最切要”的“源头书”，间或予以评注，颇多精要。
汪辟疆先生在开列书目之外，同时指导读书方法。他于1942年8月为中央大学国文系一年级学生以“读书法”为主题作书面演讲，初稿以《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为题发表在《读书通讯》第51―52期的《读书指导》栏中。文章首先鼓励中文系学生多读书，并立下约定：“竭四年之力，熟读十书；卷少者年诵二种，多者分年治之，务蕲贯达。”其次，指出阅读源头书的重要性，认为“守此几部源头书，锲而不舍，虽约必博”，并略举学术源头最切要者10种。然后总结历代读书法，认为“诵读者，古今人读书不易之法也”，而诵读又有“背读”、“熟读”之别。诵读之外，则有“阅读”，即“古今人所指为涉猎之书”，并列举自己往年日记中所自定阅读条例17款。其三为“抄读”，分为全抄、节抄等6种。其四“参读”则最为重要，因为“诵读口到，阅读目到，抄读手到，而参读则心到”。最后，文章强调了“伏案读书”和“点读读书”的重要性，并从欧阳修的《读书诗》结尾。汪先生援引古今史实，结合生平读书经验，传授方法之时亦鼓励读书之志。据说，当日书面演讲稿流布以后，“见者皆许为平实有效之言，非惟中文系宜知，即他系及公务人员有志读中国书者，皆宜置座右”。
2.3 唐人小说的校录和近代诗歌文献研究
在目录学研究和读书指导之外，先生在古代文学和古典诗歌的造诣亦颇深，这一方面与他精深的目录学根基有关；另一方面亦归因于他所承担的大学国文系的相关课程，《唐人小说》便是其一。该著作成书较早，1929年初版于上海神州国光社，流传甚广，日本曾精印传布。其后该版本绝版，解放后由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1958年6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出版。重版经汪先生重新修订，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该书重版甚多，1959-1978年几次重印发行，据说“已连续十版”。现可见的有1955年版，1959年版和1978年版。1978年版在“出版说明”后注明“本书一九五九年曾由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修订重版，这次我们即据一九六三年的第三版予以重印。”据此可知还应有1963年版行世。
我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渐趋成熟，出现了一批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以来，传奇小说在民间大受欢迎，“文士嗜奇，喜窥秘册，书贾贸利，独标异书。于是割裂篇章，诡立品目，……而唐宋仅存之古本，沉霾于沙泥粪土之中”，却被儒家正统鄙弃，“汉志既别九流，宋元以远，儒者益加摈弃”，这两者造成了唐稗二厄，促使汪辟疆搜集、校勘、考证唐人小说，“兹为重加董理，俾复旧观”，该书“出版说明”中概述了作者所做的工作。
该书搜集现存唐人小说创作的大部分重要作品(一些零星的杂记和易见的专著除外)，根据多种可靠的版本，进行了文字的校勘和订正。每篇后并附加考证，列述作者经历、故事源流与后代演变等。有一些与作品有关的材料也作为附录印出。唐人小说全貌，至此可称略备。
汪辟疆先生对于学术的态度，尊古而不泥古，且带有长远发展的眼光。首先，参考诸籍，取优汰劣。《唐人小说》以《太平广记》所收为主，“多有同出一源，而
所载各异者……兹为便于参考计，依题附录”，“其所不备，或间有脱误者，则用《道藏》、《文苑英华》、《太平御览》、《资治通鉴考异》、《太平寰宇记》、《明钞原本说郛》、《顾氏文房小说》、《全唐文》及涵芬楼影印之旧本唐人专集小说校补。至明代通行之《古今逸史》、《说海》、《五朝小说》、《历代小史》，清人之《正续说郛》、《龙威秘书》、《唐人说荟》等丛刻，或擅改篇名，或妄题撰者，概不据录。”其次，对后人研究的重视。《唐人小说》里收录了许多根据唐代传奇小说故事演绎的元明杂剧剧名，有助于后世研究者追本溯源，了解故事的本来面貌，“俾治唐稗者，得由此进治元明剧曲；而治元明杂剧大曲者，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进而得以梳理历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可见，汪辟疆先生在搜集选目时，都是保有一定的目的和意图的，并非以包罗万象为要。除了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外，《唐人小说》是“研读唐代传奇最切实用的入门书”。该书不啻奠定了汪辟疆先生古典文献家的地位。
其二对古诗词，尤其是对近代诗歌的研究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重点。近人对他著作的研究也大多从这方面入手。流传于世的有《汪辟疆文集》中收录的研究汉魏古诗的《汉魏诗选按语》；几篇诗论文章，即《谈李义山的诗》、《评方回》、《论高密诗派》等，以及近代诗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已单独出版行世，都收录其中，如《近代诗派与地域》(附吴小笺残本)、《光宣诗坛点将录》(合校本)、《近代诗人小传稿》、《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等。对于汪辟疆先生的诗学成就，后世研究者众多，如胡守仁的《汪辟疆先生诗浅论》，发表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第3期；朱则杰的《考论》，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胥明义，马卫中的《慧眼观诗照如镜――汪辟疆与近代诗歌研究》，发表于《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张宏生的《汪辟疆的诗史观念及其近代诗说》，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第1期，从这些研究文章中，我们能较为清晰的看到汪辟疆先生对于近代诗学主张形成的原因，对近代诗歌流派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他诗论著作的考订，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汪辟疆先生在近代诗歌研究中所倚靠的文献目录学功底，使得他对诗歌的流变、诗歌地域的划分以及诗人流别的考察能进行条分缕析的撰述，把其中的源流正变交代得清楚明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思想。如先生撰写《近代诗人小传稿》和《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两书，即因不满陈衍的《近代诗钞》，欲根据《近代诗派与地域》的论点，重新精选一部近代诗而甄录的部分材料。后因抗战爆发，书籍散失，该项需要大量资料才能进行的工作便搁置了下来。在《汪辟疆文集》的选录过程中，程千帆先生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整理，“除了个别人物生卒年未详，依刘、班称并时例的附外，一律按年代先后编次。这两部著作保存了许多首次用文字记录的文献，极可宝贵。”可以想见，倘若汪辟疆先生这部近代诗集能幸而问世，必定是一部选录精良，源流明辨，材料丰赡的记录近代诗歌文献之作。
纵观汪辟疆先生的一生，于己乃勤奋治学、广泛涉猎、既博且专，遍览经、史、诗歌、小说，而致力之勤尤在目录学，国学大师的名号属当之无愧；育人则主张“提要钩元，是为要务”，开列要籍，指引读书之法，勉励后学打下深厚根基，之后方可治学。先生勤于笔札，有记日记的习惯，从清朝末年到1954年中风为止，从未间断，记录每日读书心得与日常琐事，约有400册，经“”后仅剩三册。倘若这些日记尚存，对汪辟疆先生学术观点的研究，将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现在只能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 汪辟疆及其文献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