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项目逆差的导与控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资本项目逆差的导与控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持续了14年的我国对外贸易项目（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已经被改写。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年度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共计产生1173亿美元的资本项目逆差。由于这一结果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之首现，其所引来的关注目光就格外火辣。

资本贸易项目的“拐点”对应着的是经济生态与汇率走势的“拐点”。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7.8%，创下13年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连续升值之后，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势出现“钝化”，全年升值幅度几乎为零。经济增速的放缓在弱化投资回报效应的同时，也冲淡了境外资本的进入热情，而人民币升值步伐的显著减速则抑制了境外“热钱”的投资套利冲动并催生了存量投机资本的获利出局。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117.2亿美元，同比下降3.7%，为2009年以来的首次年度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数据是，2012年我国外汇占款增量只有4946亿，同比剧烈萎缩462%，并创出10年来的新低。

资本逆差意味着资本的大规模流出。观察发现，两大力量构成了我国资本流出的主体阵容。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出现放量增量。据毕马威的最新报告，2012年中国企业共发起329起海外并购，交易总额约为665亿美元，同比增加244%。另一方面，伴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启动以及为规避欧债危机的自救和“风波”的影响，欧美日等国企业皆不同程度低出现了从中国抽撤资本的现象。值得指出是，发达国家企业从中国撤资也映衬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受挫的基本生态。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FDI只有 1.3万亿美元，同比降幅高达18%，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到十年前的水平（5489亿美元）。在外部资本供给并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只能在减少资本输出的同时吸收更多自有资本的回归，从而直接导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出。

某种程度而言，资本项目逆差对我国来说不全是坏事。在更多地开放资本流出项目的前提下，资本账户逆差可以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国际收支就更容易平衡，央行可以少用增发人民币来购买多余的外汇，这会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动态地判断，为了矫正“双顺差”机制中国际收支平衡的扭曲状态，并优化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管理层会允许和容忍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的存在，但是，我们需要提醒的是，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最好方式是大量经常顺差对应着大量资本逆差，以此观察，我们目前的贸易生态的确发出了值得警惕的信号。

数据显示，除第一季度外，2012年第二、三、四季度分别出现了655亿美元、712亿美元和318亿美元的资本逆差，全年相比于2011年1861亿美元的资本顺差所形成的悬挂性“缺口”宽达3034亿美元。与此同时，2012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为2138亿美元，同比仅增长6%，增幅远远小于前10年10%以上的水平，而且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受中国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及国际范围内市场竞争的影响，未来将有部分外资进一步从中国流出，增量FDI的进入量也不容乐观，经常项目的顺差由此会继续减少。因此，如果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重收敛得不到有效控制，势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动能形成深度挫伤，并最终可能使中国陷入对外贸易逆差的被动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以制度与政策机制的进一步创新来导控好资本逆差的规模和流程。

控制经常项目顺差收敛的节奏和放缓资本项目逆差的进度首先必须进一步拓宽外资的投资空间和渠道。按照产业转移理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般遵循先制造业后服务业，然后是研发中心的递进过程，转移周期一般在20年左右。显然，目前外企进入中国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开始向第二阶段迈进。为此，中国政府可以考虑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合作申请中国国家科技开发项目，能力建设项目；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提高产业的综合配套能力。而在资本的产业选择上，政府应以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节能环保产业。

打破行业与市场垄断可以看作是点燃和刺激外资和国内存量资本投资热情的又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安排。虽然目前“藏汇于民”的趋势日渐明朗和强烈，但要使这部分依然滞留于金融体系的外汇资产进入实体经济同时冲淡它“外流”的意愿，必须通过开放能源、金融和电信等国有化领域，在肢解垄断的同时为民间资本创造出新的投资市场，进而为未来经济注入扩张的血液。

以FII（间接投资）对冲FDI收敛的趋势是未来可供采取的一种资本平衡策略。资料显示，从2005-2012年，外国证券投资占我国同期资本净流入的18%，分别低于同样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印度、巴西的31%、47%。而考虑到目前资本项目不能完全放开的因素，管理层可以进一步通过降低投资门槛来增加QFII（境外合格机构）的数量和扩充单个QFII的规模，以将更多的国外资金导入国内资本市场。

我们还需特别强调的是，面对着“双顺差”时代的结束尤其是出口需求萎缩和资本流出频率加快对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管理层需要显著弱化对于出口贸易的迷恋和依赖，在国内培植出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新模式。为此，必须切实深化民众热望的分配制度改革，约束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侵蚀社会财富的半径，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藏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