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大学向老年人开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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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大学向老年人开放”运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初衷并非教育对老龄化的回应。而是大学对终身学习的呼应。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与高教大众化的交互影响，高校代际矛盾发生位移，“老人恐惧症”蔓延德国高校，由此提出了崭新命题：高等教育通过外延发展所获得的增量是否被老年人对学术性继续教育的需求之膨胀所抵消，从而形成彼此消长的资源性对抗；高等教育与老年教育是否一仍旧贯地分道扬镳，从而形成泾渭分明的路线式对峙。笔者认为，高等教育既要坚持社会性又须坚守学术性，以利于推动老年教育的学术转向。

关键词：德国；老龄化；老年教育；高教大众化；学和性继续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6.G7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2-0018-07

据联邦统计署2012年10月10日的《2012统计年鉴》，德国已成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国家，在全球仅次于日本。2010年，德国15岁以下人口仅占13.4%，为欧洲最低，65岁以上人口却高达206%（包括60-65岁年龄段群体则为26.3%）。尽管有些专业观点指出，老年在德国意味着贫困，但按照阿伦斯巴赫人口研究院2012年11月28日的首份老年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德国当今老年人享受待遇最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联邦统计署支持这一结论。无论这份由知名研究院出台的报告，还是联邦政府每三年展开的一次“德国老龄调查”以及两年一度推出的《国家教育发展报告》，理应覆盖老年人生活方方面面，却忽略其精神赡养的一条重要途径：教育。其实，可圈可点的便有“大学向老年人开放”运动。

历程

在德国，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老年教育是福利国家奠基的伴生现象。社会保障的普惠化为老有所养设置法律与制度的刚性规制，同步涌现的德国“经济奇迹”为之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不可否认的是，当初的老年教育带有强烈的社会救济性质，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直至1976年，在柏林举行的德国老年学协会第十届年会上，德国教育学界开始关注老龄问题。在草根运动高涨的70年代，激进的文化批判把矛头指向意识形态，也瞄准针对老年的社会决定论。机会均等成为衡量老年生活的新标准。一系列社会调查报告证实，老年人的教育贫困是其早年受教育不平等的延续。另一方面，老年人对自身发展潜力认识不足和对学习消极应对也导致其教育贫困。据社会学家70年代中期的调查，近一半被调查的65岁以上老年人对成年人参加机构化学习项目表示不解。“教育灾难”被视作60年代德国教育体系的真实写照，进而在70年代引发教育体系全方位变革1111：教育体系的扩充/高校扩招，学术性继续教育中心在高校的设置，成人教育学学科的建立，以及各联邦州“成人/继续教育法”（自1969年）和“教育休假法”（自1974年）的相继出台。这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教育体系向所有社会阶层和年龄阶段开放。老年人群体虽日益壮大，其饱尝的教育贫困仍然成为“被遗忘的教育灾难”。在心理学界，波恩学派厥功甚伟，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实老年人直至高龄拥有认知/学习能力，1968年结集出版《老龄：问题与事实》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终身教育理念的感召下，尤其是在纲领性文件《终身教育》1972年出版之后，德国第一所老人学院1974年在多特蒙德市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应运而生。所谓的老人学院或长者学院是为老年人开设的教育机构或老人自发组织的学习团体，也可以是某一机构、社团或学校开设的老年人课程，均在大学围墙之外。这些学院绝大多数以社团名义在社会事务管理局注册，极少数作为普通成人进修学校在工商事务管理局登记。

高等教育体系既要向弱势群体的未成年子女开放，也要向在职人员甚至向退休人员开放。1970年，大学成人教育联邦工作组（AUE）成立，当年恰逢联合国国际教育年。AUE为在职成年人进入高校接受继续教育推出各类模式，并逐渐推广至职后成年人即老年人。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汹涌澎湃的国际老年教育运动具有推波助澜之效。1979年，西德大学校长联席会议（WRK）首次派代表参加在法国南锡（Nancy）举行的国际第三龄大学联合会（AIUTA）大会，德国高教界开始认识到职后学术性继续教育对提高社会发展适应能力的重要性，便分别于1979年（奥登堡大学）、1981年和1984年（多特蒙德大学）召开三次国际研讨会，就德国高校向老年人开放展开可行性论证。由此，“大学向老年人开放”成为德意志土地上一场崭新的老年教育运动，并融入席卷欧美的“第三龄大学”浪潮。

德国各联邦州颁布的“大学法/高等学校法”以及1976年1月26日联邦议会通过的“高校总纲法”明确指出，除完成其基本任务即培训社会建设与科学研究的后备力量之外，高校还须承担对国民展开学术性继续教育的使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在职学术性继续教育与职后学术性继续教育必须拥有同等地位。“大学向老年人开放”之目的为两个“开放”：向新的学习群体开放；向遭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社会群体开放。从1979年起，学术型高校以及部分应用技术大学开始定期为老年人开设各类课程。在1984年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研讨会上，“高校向老年人开放”联邦工作组（BAG）宣告成立。工作组实行团体成员制，由各高校相关职能部门、第三龄大学和老人/长者学院组成。

随着“大学向老年人开放”运动的推进，“长者”概念渐渐取代“老年人”，老年人在大学学习的现象也就相应被视作为长者教育。长者教育包容的对象极其广泛，有些大学甚至把40岁以上的成年人也一并容纳，不少高校把长者学习项目直接定名为后半辈子项目（指40岁以上）或50+项目。尽管长者教育无法等同于老年教育，这个概念的出现尤其作为词条被收入“教育学百科全书”，使老年教育摆脱长期的社会救济属性，而更凸现出其文化蕴涵。

BAG于1994年成为AUE的一个二级组织，并于1996年改称为“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联邦工作组（BAG-WiWA）。BAG-WiWA现拥有56个成员机构，其中学术型高校50个，应用技术大学3个，民间机构3个。当然，并非全德国421所高校中开设长者学习项目者均加盟BAG-WiWA。

诚然，政策支持不可或缺。联邦政府于1987年年底发起“继续教育统一行动”，并于1991年发表“对老年人科学继续教育的建议”㈣，呼吁高校保持和扩大针对老年人的课程，增加与校外机构的合作，提供人事与物资的基本保障，在教学方法上考虑老年人特点，加强研究老年教育教学等。另一举措是，联邦教科部从1996年起每年免费发行更新版《长者学习向导》。

困境

大学向老年人开放的形式通常有正规学习、旁听学习和长者学习。其运行受所在联邦州“大学高等学校法”而非“成人/继续教育法”制约。

正规学习的入学条件是高中学历，该证书终生有效。符合入学条件的老年人可向任何高校申请攻读学位，并与青年学生拥有同等权利与义务。高校学生事务部门负责管理正规学习。2010年年底，德国高校在读大学生中有0.2%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入学门槛在各州各校不同，比如北威州高校只有在招生工作收尾后才把空余名额分配给老年入学申请者。

旁听学习也被纳入高校继续教育体系。旁听生入学无需高中学历。除报名受限制专业外，几乎所有的大学正规课程一律向旁听生开放。老年学员可自由选课，没有考试也不授学位，但可颁发证书。高校学术性继续教育中心负责管理旁听学习。老年旁听生须缴纳一定学费，每学期20-250欧元不等。2011-2012冬季学期，德国高校34600余名注册旁听生中50岁以上群体占半数以上。

长者学习只是老年人旁听学习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叫特殊的旁听学习。高校量体裁衣式地为长者学员推荐或开设课程，这些课程较有系统性，由此也被称为长者学习系列课程。通常所说的老年大学实为长者学习项目，而长者学习业已取代旁听学习，旁听学习目前仅具有统计学意义。为减轻对高校师资和物质资源的压力，不少长者学习项目系列课程安排在寒暑假举行。

长者学习的主要动机是圆梦和补偿。此外还有基于个人兴趣的深造；身临学术氛围，直接获取最新科研信息，甚至可参与科研项目；为发挥余热而充电以及为减缓大脑功能衰退而学习。当然，那些通过学习排遣寂寞的长者学员也为数不少。其实，社交饥渴作为一个潜在动机在老年学员中普遍存在。

继大学向女性、向弱势青年、向各行业在职员工开放之后，长者学习项目无疑是大学向社会开放的又一创举。“大学向老年人开放”运动伊始，德国高等教育界出于一种两重心理，对此表露强烈热情。一方面是迎合国际终身教育理念，同时配合政府教育改革的举措和回应公众对教育改革的呼吁；另一方面是出于解决高校生源不足。起初对老年人大量涌入高校的担心显得杞人忧天，因为当时老年人数量相对微弱，60-74岁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口比率从1970年的15.1%减至1980年的13.5%，而持有高中学历的老年人更是微乎其微。

60年代关于教育危机的大讨论和70年代教育体系的大变革直接导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猛增。“大学向老年人开放”运动恰好萌发于德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纪元——告别精英化。1980年，德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2.2%，1999年已达37.3%，2011年再度攀升至51.5%。尤其是在学术型高校，在读学生数量（不包括在读外籍学生）1980年为77.25万，到1999年已是116.65万，2011年为157.3275万。而同时，大学教学人员数量的增长慢于学生数量的增长：两者之比从1980年的1：12.1降至1999年的1：12.6，至2011年已是1：13.7。就旁听生而言，2000-2010年间，60岁以上老年人增加25%，而高校旁听生总数却下降一个百分点。当然，各专业之间资源的配置与学生的分布形成更为激烈的矛盾。纯粹的内涵扩大已经埋下激化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矛盾的祸患。而高教大众化与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的交互亦使这场本该激化的矛盾又悄然移至另一对矛盾——高校代际矛盾。同时，高校遍存的代际矛盾产生位移，从师生间演变为生生间。“老人恐惧症”蔓延德国高校。

2001年年底至2002年年初，德国重要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高校中不断激化的代际矛盾：首先是在知识界旗舰式媒体的“时代周刊”，然后是德国三大大众性周刊之一的“焦点周刊”，再是“德国大学报”。以“课堂中的老年座位”和“谨防老人”为醒目标题，媒体视“老人恐惧症”威胁着长者学习项目的声誉与生存。以汉堡大学、斯图加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艺术史、日耳曼文学和现代史等专业为例，在专业入门课上，占比最高达90%以上的老年学员被视为“怀有虚荣心的入侵者”和“祸害”，抢座事件更是屡见不鲜阎。其结论是，老年人蜂拥挤入大学抢占青年学生的学习机会，以至于学术水准骤然降低。报道迅速引发媒体与BAG-WiWA的冲突，且成为BAG-WiWA当年年会主题。BAG-WiWA遂在“焦点周刊”发表声明㈣，批评媒体肆意放大个别高校个别专业的老年人旁听现象，极大损害老年人的社会形象并阻碍与打击老年教育在高校的展开。尽管高校领导层公开欢迎老年人，但是，一场代际冲突已无可避免，且蔓延至今。

2011年冬季学期，慕尼黑大学大幅度上调长者学习项目的收费标准，同时，把向老年学员开放的课程从200门下调至85门，轩然大波骤然而起。老年学员认为，此举意在驱逐。之前，该校已逐年控制老年学员数量，2006-2011年间，学员数量从2740减为2231。据校方说法，学员数量骤减并非出于伎俩，而在于蹭课的学员徒增。2010年，校方曾展开抽查，30%的老年学员无法出示学生证。此外，老年学员进入大学课堂常被视作搅局。他们在探讨式或工作坊式教学中表现强势，尽情畅谈人生经验，从而给青年学生造成压力甚或倦怠。科隆大学2010年的问卷调查却发现，老年学员自述其在校园与课堂尽可能谨慎行事，但他们自觉把自己定义为高校的客人，因而也难以融入教育教学活动。

仅德国高校现有的接纳能力便足以预示，高校代际矛盾必将愈演愈烈。2013年2月14日上任的联邦教科部部长万卡（Johanna Wanka）视“高校协定2020”为第一要务。该协定由联邦政府与各联邦州政府于2006年12月13日表决通过，以便在2020年之前共同增建91370个大学生名额。万卡敦促各联邦州政府强化其作为，各联邦州政府却要求联邦政府追加34亿欧元资金，而联邦教科部的财政捉襟见肘，何况，联邦财政部已严禁财政赤字再现。人口变迁因素之外，文科中学学制改革（高中由九年制改为八年制）造成最近几年（尤其是2011-2013年间在若干个人口大州）出现两届高中毕业生同时离校的现象，高校如履薄冰。当然，《高校总纲法》2007年取缔之后，博洛尼亚进程便无法全国一盘棋运作，高校手足无措，只得纷纷推出私家版的博洛尼亚进程，乱象丛生。高校自顾不暇，窘迫不堪，老年学员在象牙塔无以觅得一片安身之隅。

定位

究其实质，德国高校代际矛盾乃教育工具论之使然：高校仅视作就业市场输送新生力量的职业培训机构；继续教育只限于更新在职员工的知识以提高生产力。联邦教科部就学术性继续教育作出如下释义：“终身学习框架下的学术性继续教育，个体潜力的发挥辅之，旨在为保障工作岗位和职业晋升提供服务，是科研转化为创新与就业的决定性前提，并夯实德国的经济竞争力。”该部2008年在全国征集“以教育促发展：开放的高校”实施方案，旨在“长期稳固人才供给，优化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渗透性，加速新知识的应用性转化，以及从学术性终身学习和在职大学学习中发展可持续的特色以强化学术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显而易见，大学的开放性彻底被经济利益绑架。

抛弃教育工具论，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实为老年教育的学术转向。就其定位，笔者权且提出以下七点思考：

1.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一个知识社会难以容忍一个封闭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当知识成为直接生产力进而第一生产力时，大学作为知识社会的中心并走向社会中心亦为生产力历史性发展之使然。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实现其社会责任的一种有效途径是面向社会开展学术性继续教育。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是对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宣言“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精神的呼应：“人在一生任何时候均可被录取，其以前所获实际能力须得到应有的认可”，并号召各国高校“仍须无歧视性地尽可能为……各年龄阶段具有相同学历的人或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资格的人铺平跨入大学的道路”。

2.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助推器。高等教育普教化已成为高等教育体系自我更新的绊脚石。博洛尼亚进程则推波助澜，德国高校师生怨声载道。在高校教师眼中，学生被规训与改造成为“条件反射式的学习机器”与“分数猎手”。2010年，博洛尼亚进程十周年之际，作为德国大学教授行会出版《博洛尼亚黑皮书》，以此方式来回应。在被尊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洪堡大学，抗议学生甚而拉出巨大横幅：“100%出勤，7%学习，0%反思”。联邦教科部以27亿欧元针对高校科研推出的第三期卓越计划（2012-2017），其遴选标准中首度注入教学元素，即以科研为导向的高校教学。同时，联邦教科部2011年起实施“教学质量协定”，准备在2020年之前投入20亿欧元扶持高校教学，史无前例。这两项举措便是对高等教育普教化的必要修正。老年人进大学接受学术性继续教育为扬弃高等教育普教化提供可能：面对老年人口的三大增长，即老年人口的增长（绝对数量与相对数量）、老年人整体文化程度的增长和低龄退休人员的增长，高等教育将以何种崭新的教学形式来满足各阶层各年龄学员对学术性继续教育的需求，这将决定大学未来的命运。何况，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足以使学生，尤其是老年学员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作出评价。目前，长者学习项目中探究性学习、行动研究与老龄研究的实践已成常态且日臻完善。

3.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应采用代际融合式教学模式。高校代际矛盾的一个浅层动因是老年旁听生融入高校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相比之下，长者学习项目因高校量体裁衣式的考量而实现分而教之，其中部分虽以社团的名义注册并独立于高校之外，却与当地高校紧密合作，如2006年8月17日由东威斯特法伦一利珀欧洲长者大学学习中心（EZUS）在巴登·美因贝格（Bad Meirrberg）开设的长者学习项目与比勒菲尔德大学结盟。其实，早在70年代便引发一场老年教学“融合模式”和“分裂模式”的争论。大学的开放性既表现在接纳各个社会阶层与年龄阶段的群体，亦表征于促进这些群体与大学固有群体相互融合。代际融合，丰富的不仅是高校人员结构，更是高校每位成员的观念。老龄长期被视作社会问题，1999年出版的《社会问题手册》还持此观点。当前，以代际契约来审视老龄日渐普及。代际契约强调代际责任，未来社会将建立在代际团结基石之上。强化与促进代际团结也因而成为具有前瞻性的老龄社会政策的一大支柱。比如多代同住模式纳邦政府重点资助范围，截止2012年年底，全德国共建成450个试点。在高校，作为传统文化捍卫者的老年人可以与作为时代精神弄潮儿的青年人，通过共同学习与研究来打造一个反省与塑造全球化的代际联盟。

4.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自1993年起，每届联邦政府都委托专家委员会撰写一份展现全国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老人报告》。最新一份报告便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权利与教育义务，即老年人受教育权和政府提供教育产品的义务。世界银行早在1999年的发展报告中就指出：“就缩小知识差距，政府处于独特地位，……支持终身学习，或建立健全法制环境，……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履行那些私营部门可能无力承担或难以胜任的职责上，也就是说，政府应聚焦于那些溢出效应（外在性）特别显著、或具有明显公共物品特征、或事关分配问题的活动。”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非奢侈之举，反而是一项具有超值回报的投资：一方面高素养的老年人能继续一展身手甚至具有创造性；另一方面，保持学习激情的老年人更健康，可以大大降低对有限医疗与护理资源的需求，而且，学历越高的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越是满意。所以，作为大学基本使命的组成部分，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理应被纳入公共权力机构所承担的职能范畴，是一种公共供给，其财政性资源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来支持，以非营利性为原则[删。一些高校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办学经费：联邦政府“置办工作岗位措施”（ABM）基金，各地劳动局给失业人员再培训预算，社会捐资，欧盟基金，各级政府的科研、教育或福利项目等。当然，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均非义务教育，个人合理分担教育成本亦在情理之中。

5.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并非一种补偿性教育而是一种发展性教育。当今德国，只有近期告别职业生涯的老年人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受益者，而绝大多数老年人终生与教育贫困为伍。德国1712.1方65岁以上老年人中拥有高中学历者仅占14.2%，且性别差异显著，740.2万男性中拥有高中学历者占20.9%，而971.9万女性中这一比例才区区9.0%。学历往往决定老年人参与机构化学习项目的积极性。65-80岁年龄阶段的老年人中，拥有高中学历、中等学历（接受职业教育或10年基础教育）或初中学历的老年人参与机构化学习项目的比率分别为26%、24%和7%。由此可见，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显然是对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的一种教育补偿。圆梦，即圆大学之梦，可谓这种教育补偿的极端表现。但纵观全局。通过进入大学接受学术性继续教育，老年人终极指向是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以期有意识并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可以说，老年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以自我发展为根本，以社会参与为归宿，即学界90年代提出的“老龄的建设性”。

6.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只能作为老年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老年人甚或高龄人以再就业或义工的形式发挥余热，其志固然可嘉，无论老年人自身还是社会与政府均展示高度热情，但不宜过分宣扬，以至于激励甚或苛求其他老年人纷纷效仿。以各种方式颐养天年均无可厚非，但发挥余热亦须力所能及。虽然社会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逐渐转变删，但是，老龄本身具有多样性，即涵盖多个年龄阶段甚至几代人。老龄的多样性呼唤老年人生活方式的多元性。作为闲暇教育的老年教育仍是老年人精神赡养的主渠道。在德国，老年教育仍需由公立的国民学院（全国性成人继续教育机构）与民间的老人/长者学院来支撑。何况，每位老年人均不愿放弃分享包括终身学习在内的现代化成果的可能性，但是，鉴于教育公正的历史性问题，这种可能性对每位老年人不可能一视同仁，老年人的学习热情与行为几乎难以弥补其早年的教育不足。开展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的目的绝非此举本身，而是通过提高部分老年人的科学素养来唤起整个老年群体的学术精神乃至生命意识。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所提出的“积极老龄化”以及欧盟确定2012年为“欧洲积极老龄化和代际团结年”的实质意义也在于此。

7.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应纳入学术研究对象。万卡2月27日宣布正式启动以“人口机遇”为主题的2013学术年活动，口号是“我们活得更长，我们变得更少，我们愈加多元”。在德国，言及人口，则必然指向老龄化。2012年10月4日，在首届联邦政府人口峰会上，总理默克尔强调，在这个老龄化社会，每位公民必须接纳各种变化，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战略要远大于个别行动的总和。2012年4月25日，联邦政府表决通过题为《每段年龄都不得少》的“联邦政府人口战略”，六大行动领域中就有老年人对生活的自主掌控。实施细则需等到2013年5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联邦政府人口峰会方见分晓。其实，部分举措端倪已现。2011年11月30日，联邦内阁表决通过“人口变迁的联邦政府科研规划：老龄充满前景”，2012-2016年间对老龄研究给予4.15亿欧元的财政预算，但老年教育缺位。老年教育在德国成人教育研究中虽被边缘化，但仍占有一席之地。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在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却几近空白。老年人学术性继续教育以提升老年人科学素养为己任，其自身理应成为学术研究对象。

结语

当今，高教大众化与人口老龄化不期而遇，此际，德国高校代际矛盾给人们提出了崭新命题：高等教育通过外延发展所获得的增量是否被老年人对学术性继续教育的需求之膨胀所抵消，从而形成彼此消长的资源性对抗；高等教育与老年教育能否一仍旧贯地分道扬镳，从而形成泾渭分明的路线式对峙。德国“大学向老年人开放”运动虽然具有复杂的社会动因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却不失为重新认识大学社会性与开放性的契机，何况，学术性继续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跨界，为大学敞开边界开辟一片试验园地。2013年3月6-8日在奥登堡大学召开的BAG-WiWA年会，主题即为“教育作为特权还是大学面向所有人？”

毋庸置疑，高等教育的社会开放并非盲目扩张、肆意蔓延，而须受制于一定的边际。其要义便是，开放止于学术性，因学术乃现代大学立身之本。尽管高校向老年人开放的形式纷呈，但共性是维持大学教育应有的学术水准。全纳教育理应推崇，全纳性高等教育却务必予以遏制。坚守大学的边界则更有利于推动老年教育的学术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