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会”如何重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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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的缺失，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的互不信任，而且也体现在公众对政府和专家、媒体的不信任，这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尤其明显
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现在的中国进入了信任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
《中国青年报》大致说过这样一段话：信任，本是一个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当你打开水龙头，相信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相信它会按时到站，也不会突然追尾；睡觉，相信自己不是住在“楼脆脆”中……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这个社会，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这番写实、无奈也不乏尖锐的言论，让衣食住行已经受到全面威胁的中国人慨叹不已。已经雄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社会信任和道德水准却日渐下滑。而在18个路人漠视佛山小悦悦被碾身亡后，香港《东方日报》赫然以《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为题形容现时的中国社会。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国，面对如此直白的奚落，一时间无地自容。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曲《我和你》曾打动了不少人的心扉：“我和你，心连心，仍然一家人。”手持竹简的810名“孔子弟子”，齐声吟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一幕幕温馨场景恍若昨日。
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非“一家人”“皆兄弟”那么和谐。彼此之间奉行的是“别和陌生人说话”——幼儿园里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在家中叮嘱老人：“不要给陌生人开门”；银行门口摆放着警示牌：“不给陌生账户打款”；社区信息栏里贴着海报：“别理睬陌生人搭讪”……社会信任的缺失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社会信任度的急剧下降是如何产生的？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为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陌生人社会”，归结于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市场经济，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不仅如此。
说到“陌生人社会”，首先要了解一下与之相对应的“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最早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来的。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的结合体，每个人的四周不是亲戚就是乡邻，人们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秩序，普遍地依赖于以亲情和乡土观念为基础的道德伦理来实现自律与他律。因为，邻里亲朋之间，失信的成本极大，因而传统社会的社会信任度很高。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形态逐渐打破了以往的地域限制，具有越来越大的流动性，以往的“熟人社会”开始解构，向现代的“陌生人社会”转型。从“鸡犬相闻”的村落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区高楼，从“出门都是熟面孔”到彼此互不相识的“陌路人”，没有了地缘和血缘的背景，维系“熟人社会”的诸多要素也日渐消失，以此为基础的一些传统道德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从前“熟人社会”中的一些道德禁忌，原本隐藏起来的人性中恶的一面开始肆无忌惮起来。这或许是一些杀人抢劫盗窃等案件中，很多是外乡人异地作案的原因——不少人在老家的口碑不错，有些还是所谓的老实人。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媒体渲染中，总有人在形形的骗局中上当受骗，人们开始用“疑人有罪”的眼光来和外面的世界交往。曾经的社会信任，让位给了“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生活箴言。
社会信任的缺失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的互不信任，而且也体现在公众对政府和专家、媒体的不信任，这在2011年尤其明显。接连发生的“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24亿元金缕玉衣骗贷事件”，都令人们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不信任感：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不相信媒体，原本令人尊敬的词语也被冠上了贬义的色彩——专家叫“砖家”，教授为“叫兽”，至于老百姓自己，则自嘲为“老不信”。媒体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信任危机，带来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恶化，也加剧了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在政治领域，民众普遍缺少安全感，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在经济领域，信任缺失导致交易成本大幅上升……”
“他律”的作用
但是，说到交易，2011年中国“网购热”的持续升温是件值得思考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在购物时，首先想到的是网络，鼠标一点，拍下付款就可以坐等货物上门。据了解，2011年，仅淘宝网上的交易数额，就高达几百亿元。
为什么人们不信任周围的人群，却愿意为千里之外的陌生人支付真金白银？分析一下网络购物流程就知道，信用评价体系起着关键作用。这给“陌生人社会”中应该如何重建社会信任提供了启示。
提及如何重建信任这类话题，总有一些政府官员不时疾呼如何加强道德修养等，这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社会信任远非通过一段时期的舆论引导或大张旗鼓的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三四十年前，中国社会要求人们以道德和理想来约束自己。现在，以“利”为先，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常常为此感慨世风日下，留恋从前那个相对纯净的社会。殊不知，一个光用“义”来呼吁人们无私奉献的社会，与一个只有“利”来考量人的价值的社会，都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形态。与其寄望于人类精神层面的“自律”，不如制度的“他律”来得更为可靠和有效——事实上，国外一些国家很早就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但他们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如此多的乱象，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法制之故。
“陌生人社会”在国外又称为“契约社会”或“法制社会”，也即，脱离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后，社会应当以契约、制度和法律为治理手段。有了维系正义和公理的契约、制度和法律，社会公正才得以健康运转——在网络购物上，契约与制度的魅力已见一斑。
“陌生人社会”是我们所追求的先进社会形态。这一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官员也好，公众也罢，高层次的信“义”者，有对精神信仰的崇敬之情，低层次的逐“利”者，亦有对制度约束的顾忌之心。陌生人互相交往时，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进而建立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民信仰。
而在现在的中国，信仰缺失，制度无章。如果政府不及时为相关社会行为制定准则，骗子就可能毫无顾忌地横行天下。骗人者无人施治，被骗者制裁无方，甚至不得不采取过激手段，社会自然会落入某种无序状态。这无疑是掌握公权力、有责任引导社会走向的政府之耻。时下的政府部门，在推进“契约社会”的形成上，在制度建设和加强自身的公信力上，显然应当有所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