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石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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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色饭票“跳”到红色饭票

在体校时，最让我兴奋的事儿，就是听从省体工队回来的师兄讲他们在那里的经历。每次，一帮小队员里，我总是听得最认真的一个，那时的我大气儿都不敢喘，生怕落下什么关键内容，一边听，一边还羡慕地观察着师兄们身上崭新的运动服，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和师兄们一样，成为一名真正的体育工作者，心情无法平静……

这样的动力一直督促我努力训练，很快，我看到了曙光。1996年3月，我以全国少年举重冠军的身份进入了我梦想中职业体育的大门——福建省体育工作大队，成为了一名集训队员。尽管集训期间没有工资，更不能享受正式队员的其他待遇，但我已经心满意足。

来到体工队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运动队的竞争无处不在。刚到体工队，去食堂打饭，我发现大家手里拿的饭票并不一样。我奇怪地去问教练，这才搞明白，体工队的饭票分绿色、黄色、红色三种。绿色的是大灶票，就是最普通的大锅食堂，每到开饭时间，几百个人排在蛇行的长队里，簇拥在大门口，且开饭时间严格控制，稍微晚来会儿，等着你的就是冷菜冷饭了。黄票是二灶票，二灶都是自助餐，有二十几个菜，拿黄票的人可以随便吃，直到吃饱为止：拿红色票的人吃的就是大家常说的冠军灶，全队最多也就有十分之一的人有资格拿。冠军灶不但菜的品种多，饭后还有水果，最好的是，开饭没有时间限制，随时来随时都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你。那时拿着绿色饭票的我，排在人海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拿到全国成年比赛的冠军，那样不但能吃到冠军灶，还会有工资，这样可以减轻不少家里的负担。

1996年5月，在福建举重队总教练也是我的主管教练陈文斌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男子举重队搬到了人烟稀少的川石岛上进行封闭训练。陈导是个做大事的人，作出上岛的决定，就是抱着破釜沉舟、誓死一拼的决心。那时，陈导甚至连“不出成绩就不出岛“的话都放了出去。作为陈导的弟子，我比任何人都迫切地想跟着教练干出点名堂。从上岛的那一刻，我就发誓，要用最短的时间让自己的成绩上升一大截。

那时队里经济困难，尽管这样，陈导还是立了一条规矩，不管是谁，成绩每长2.5公斤都有奖金，开始是每2.5公斤奖50元，后来长到100元。那时我想，只要自己肯吃苦，多长成绩，不但事业上有奔头，还可以为家里多赚钱，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嘛!于是，越想越有动力，也越干越有劲头。那段时间，是我训练最苦，成绩长得最快的时期。

川石岛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岛，以前是一个废弃的军用基地，尽管我们去后进行了简单维修，但条件依然艰苦得难以想象。就拿我们的举重房来说，是用铁架子支撑、用帆布包裹的临时场地，平时露天训练，遇到台风或下雨，就把帆布放下来作顶。在岛上不但经常停水、停电，我们还要轮流下山买菜、动手生火做饭、杀鸡杀鸭：住的地方更“恐怖”，蛇、蜈蚣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卧室的床下或墙角，冷不丁吓你一身冷汗。

岛上的寂寞是很多人最难熬的。对大部分人来说，每个月能出岛一次、到最近的码头逛逛是最开心的事情。可我不这么想，封闭训练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看着自己每一天都在长成绩，点滴努力都得到了教练的认可，再想想挣了工资后，能攒钱给家人买大房子，我马上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对日复一日的训练一点都不觉得无聊，反而感觉很充实。

1996年11月，在我16岁的这一年，从未参加过全国青年比赛的我，被队里选中直接参加了成年人才能报名的全国冠军赛，并拿到了抓举和总成绩的两项冠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59公斤级冠军唐灵生的夺冠成绩是307,5公斤，而我当时的训练最好成绩可以达到310公斤，尽管还要降4公斤体重，但这至少说明我已经具备了冲击奥运金牌的实力。冠军赛回来之后，陈导拍着我肩膀开玩笑说：“这奥运会要是推迟半年举行，没准奥运会冠军就是你小子的啦!”

就是因为这次冠军赛的出色表现，我提前结束了集训期，成为省体工队的正式队员，同时，我也从集体灶直接转到冠军灶。当我手里攥着别人进队四五年都未必有资格拿到的红色饭票时，我并没有自己原以为的那般欣喜若狂。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并不是我的目标，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从角落台“举”向中心台

1997年，八运会迫在眉睫。由于众多原因，七运会上我们福建举重队没有完成省里的奖牌任务，所以陈导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要在八运会上证明福建举重的实力，而我自然是陈导金牌计划中的一个。那段时间，全队都冲着全国冠军“玩命”地训练，可我却没把冠军太放在心上，只是不断暗示自己，要去就去破世界纪录!我没有把如此“高傲“的想法告诉任何人，对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想法会被大人们看作是不自量力，我能做的只是日复一日地埋头于训练房。每天，我是队里最后一个走出训练场的人；教练给大家安排差不多的训练量时，我会瞒着教练偷偷给自己加半个小时；如果别人练两组动作，我会练四组。赛前，我终于把状态调整到了最好。

比赛当天，我抓举第一把要了142公斤，私下有人议论：他开把要得太高了hE?”可还没等别人缓过神儿来，我已经成功举起!第一把就“超”世界纪录，这在当时的举重界很少有。尽管因输体重没有拿到金牌，但我实现了破世界纪录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在八运会上的表现，1997年初，我再一次跳级，越过了国家青年队，直接成为国家成年集训队的一员。

经过数次的跳级和特批之后，在省队我几乎成为一个小明星。毕竟，在当时我那个年龄，能走到这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面对别人的另眼相待，我并没有表现出桀骜不逊的样子。从小，我最崇拜的就是武侠小说里其貌不扬，却身怀盖世武功的隐士高手，因为他们平日普普通通，可到了关键时刻就会马上亮出独门功夫，把敌人打个片甲不留。在我看来，自己的那点成绩距离我向往的隐士侠客的境界还有很远的距离，我又何德何能去骄傲，或是高看自己?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我总是告诉自己，要永远谦卑有礼地对待身边每一个人。

到了国家队，我更坚定了这样的想法。正所谓一山总比一山高，面对从全国来的举坛前辈，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刚进国家队时，我在训练馆里最角落、最破的一个举重台上训练，而一般重点队员都是在中间台，每次训练间隙，看着数米之外的师兄们挥汗如雨地一次次举起杠铃，我便想，等着吧，很快我也会和你们一样出现在那个位置。1997年5月，短短数月过后，我用成绩实现了内心的诺言，“举”到了训练馆最中心的举重台，而到了下半年，国家队根据我的成绩，特批我为正式队员，并享受每个月274.4元的工资。这是我人生中拿到的第一份工资。在现在看来，这点钱微不足道，但对我这样穷苦家庭出来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从此我可以用自己的劳动赚钱了。从那时开始，我更加坚信，走举重的道路一定能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还记得我第一次出国参加亚洲青年举重锦标赛时，老爸为了能让我在国外不至于身上没钱让别人笑话，给了我全家小半年的收入——2000元钱。老人为了我好，什么都舍得，而我这个作儿子的又怎么能看着他们一直为自己操劳7那时，我想有一份稳定收入以贴补家用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为了达到目标，别人练的时候我在练，别人休息了我还在练，就这样，从1996年到1 999年，别人一年最多长5公斤，我却以每年

20公斤的速度成绩稳步上升。那时我就像一只想要冲出笼子的猛兽，随时等待着让我释放能量的机会，而我把施展能力的舞台瞄准在国际赛场。这个时刻，我终于等来了。1999年7月的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上，我以150公斤的成绩打破了62公斤级的抓举纪录，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

从绿灯行“转”入红灯停

当记者问我，举重生涯的前半段用一个什么词形容时，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了一个字——顺!是啊，在体校时从来没有被教练训斥过；进入省队，成绩以自己都难以想象的速度飞快进步；在省队不到一年踏入国家队的大门；17岁超世界纪录；19岁破世界纪录；这样的经历让我只能仰望天空，默默向老天爷祷告——谢谢老天垂青。

一次次的胜利，一个个的冠军，让我对奥运会的期待越来越膨胀，我的内心像有无数条毛毛虫在蠕动，它们日日夜夜地在提醒我，悉尼奥运会就在眼前。智勇，你要加油!这是你的第一个奥运会，千万不要错过!那时，我晚上做梦都是自己站在奥运会领奖台上的样子。我固执地认为，一个运动员出成绩最好的年龄就是20岁，悉尼奥运会是我的第一个奥运会，更像是我唯一一次的奥运会。那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会参加2004年，甚至2008年奥运会。我只是不断给自己的大脑下达一条指令我一定要在2000年拿到奥运会金牌，我一定要在这一年给父母买一幢大房子。

1999年下半年，正赶上父母的房子拆迁，家里急需10万元买商品房，我想，如果自己能在奥运会上拿到冠军，家里买房子肯定有着落了。于是，每天下午6点多了，偌大的举重馆里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个人训练，其中就有我寂寞的身影。

我把所有的赌注都下在了这次奥运会上，训练是我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我甚至不给自己一点点调整的时间，每天像上紧的发条般飞速运转，周而复始……

事与愿违的是，由于长期的训练过量，导致肌肉过紧，在某一天的训练中，我把一个很平常的动作做变了形，那一刻，我下意识地感觉到，不好，要出事，随之而来的剧痛证实了我的想法，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左手手腕骨折，右手骨裂。那时，距离悉尼奥运会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要恢复到平时的训练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以一周两次的频率打封闭针，希望自己能尽快恢复状态，但一个月后，我还是要面对无法参加奥运的残酷现实。

奥运会期间，队里所有人都在谈论比赛、分析输赢，而我，却把自己封闭在公寓中，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打听任何关于奥运会的消息。甚至只要旁边有人说出“奥运”两个字，我会马上条件反射般逃离。悉尼奥运会——原本最美丽的梦境，一下子成为我内心深处最不能碰触的噩梦。

那时，我的内心难受得想死的心都有。为了让自己摆脱痛苦，我用酒精麻痹自己，每天半斤二锅头，喝了睡，睡醒之后再喝，数个日日夜夜我几乎都这样独自度过。省里知道我的情况之后，把我的父母送到北京专程来看我。父母刚下了车，看到我面色憔悴的样子时，顾不得安慰我，先自泣不成声。看到亲人为我难过，我又怎么能再自私地把痛苦转加在他们身上呢?抱着父母，我反而安慰他们：“往远看，我还有机会的。放心吧，下次我一定能去。”

都说时间能平复一切，我在亲人的关爱下慢慢好了起来。先陪着从来没有来过北京的父母到处走走之后，省里又支持我带着他们到风景怡人的杭州游览了几天，最后回到龙岩老家。

在出游的那段日子，我常常和自己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总想着一份投入一份收获的话，人就会钻进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陷阱之中，要学会放松，学会释然。再次回到国家队时，已经是2001年春节之后，我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变得比以往冷静，淡然了许多。

从那时开始，我喜欢上看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我把自己的经历和书中的哲理和前人的经验对比，从中明白了更多以往不太在意的道理。我甚至想，也许是我前一段经历太顺了，一直绿灯畅行的我也该碰到红灯禁行的时候了。参加不了悉尼奥运会，不还有2004年，还有2008年嘛。我开始给自己宽心，这种宽心后来演变成了一种放纵。于是，从2000年开始，我不再有往日处处夺冠，事事争先的势头，甚至可以用低迷来形容我那几年的状态。2001年全运会第三，2002年亚运会第三，2003年世锦赛第二……这些和冠军只差分亳，却意义迥异的成绩是我当时状态的最好佐证。那几年，我对名次看得很淡，“只要发挥自己的水平不就行了嘛，干吗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这是我那时常给自己的理由。然而，我自己认为能发挥平时训练水平的80％时，在比赛中我往往只能发挥60％。我认为的低调其实已经演变为一种消极，甚至是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而可怕的是，当时的我对此竟全然不知。

回头想想，2000年前后我所经历的两个不成熟的自己，它们各有各的理由。2000年之前，自己太想表现自己，太急于求成，最终导致无缘悉尼奥运会：2000年之后的几年，自己又太悲观，对名次和成绩太无所谓，走到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没有斗志的“普通人”。当我把自己的思绪理顺之后，我才发现，我用一次次血的教训终于换回了一个成熟的自己。好在我觉醒得还不算晚，在备战雅典奥运会的前一年，我终于走出了红灯区，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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