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要从“术”向“道”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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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而开始关注社会伦理问题的。

所谓社会伦理，就是社会治理的道德性和正义性。其实，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受价值观来支配的，所以，人的行为总是要受正义性和道德性这个框架的限定。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假如某种社会行为缺乏价值动力，或者道德上没有终极正当性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持续展开，或者在展开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困难。

比如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最现实的例子。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确是了不起的经济奇迹，这个经济现象背后有多种原因，但是，这种发展绝对不是无限的，当它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受到经济发展的终极正当性框架的限制，最终会在一个框架内停下来。这个终极正当性的框架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也就是说，人类有没有可能完全不顾环境问题而发展经济？人类会不会因为发展经济而将环境完全毁灭？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会违背人类的良知和道德。

中国现在的环境问题已经非常严峻。我在多种场合都说过，中国环境的现状并不仅仅是污染问题，而是已经面临环境生态基座的崩溃，是到了威胁我们民族自身生存的地步。比如雾霾，中国雾霾的面积已经到达250万平方公里，几乎覆盖了东中部国土。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PM2.5可以直接进入人的肺泡，有人预计，未来十年，会有一个肺癌的爆发期。大家因为呼吸窒息感到空气污染问题严重，实际上更为可怕的是我国的土壤污染，土壤质量的急剧恶化。国土资源部曾经对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做过一次普查，但是结果成为机密，不敢公布，这恰恰说明问题非常严重。在长三角、珠三角核心地带，由于重金属污染，由于水体污染对土壤持续的污染，导致男性变异， 青年人的生育率下降。这不是简单的污染问题，而是我们民族是否能够繁衍，能够延续下去，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我曾经有段时间关注过土壤问题。向专家请教，他们说，正常土壤的有机质应该在10%左右，至少不能够低于5%～7%，日本最好的土壤达到12%，所谓土壤有机质，就是一亩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含量，蚯蚓的数量等等。而现在我国土壤平均有机质含量不到1%。大量的面积仅仅0.1%！为什么呢？因为长期的农药化肥过量投入，对土壤结构产生极大的破坏。土壤有机质降低的后果就是土壤中的微生物含量下降，导致土壤光合作用的效能下降，产量就会降低；产量降低就施用更多化肥和农药，从而就使得土地团粒结构遭到更多的破坏；然后又施用更多的化肥，如此恶性循环，使我们耕地的土壤结构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水体的污染就不用说了，大家有目共睹，中国660个大中城市，有450个严重缺水，即使是这么严重的水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我国的水体污染也是极为严重，主要的大江大河，主要的湖泊，几乎都污染殆尽！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由于过度追求GDP，形成我国的低级工业化模式，成为世界工厂，大量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都集中在中国，GDP是上去了，但是水体、空气都污染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环境代价。

所以，类似这样的问题，使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在一个符合正义的和道德的框架内活动？如果不是，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持续多久？

还有，和创造财富相关的问题，即财富的分配问题，同样也有一个伦理问题，那就是财富如何分配？

众所周知，近20年来，我们国家财政和税收每年都在超过GDP增速一倍的速度迅速增长，就是如果GDP当年增长百分之九，财政收入则增长百分之十八到二十，每年约19万亿人民币。但社会财富如何再分配呢？国民收入这个蛋糕怎么切呢？几十年来，一直是政府拿的太多，而民众拿的太少。这种持续的财富分配不公平的表现，就是社会福利体系极为薄弱。现在能够覆盖老百姓的社会医疗体系、养老体系脆弱，普罗大众生不起病，养不起老。与此同时，一般省会城市的大医院每年盈利都在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之巨！医院、学校这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部门，都成为盈利部门，成为盘剥老百姓的机构。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年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地方政府靠出卖国有土地支持地方财政支出，大大推动土地价格上涨，这种高土地价格又通过房地产转嫁给老百姓，使老百姓承受极高的房价压力，让普通民众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通过另外一条渠道被政府收走。

所有这些问题都回到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政策缺乏伦理，缺乏社会正义性。

回到我们今天会议主题，我觉得，社会治理也好，中国道路也好，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治理要从“术”向“道”转化。

这些年来，我们治理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维稳”。“维稳”对不对？当然对。我本人就非常赞成社会稳定，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之下，才能够搞建设，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但是，维稳不是治理社会之“道”，而是管理之术。社会的稳定是社会治理伦理的结果，是“善治”的结果，而不是靠“维”出来的。比如说，不顾环境的承受能力而发展经济，这违伦理，解决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发展经济的思路，调整产业结构，不要去发展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重新回到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的正确道路上来。但是简单的“维稳”就不是这样，一旦地方的民众对那些高污染项目表示不满时，就调度警察。这种方式，看起来是维稳，实际上是在添乱。

我觉得，所谓社会治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恢复社会治理之“道”。这个道，就是精神信仰，就是一种超验的价值观，就是一种伦理，一种终极道德正义性。我们绝不能总是从术的层面来讨论问题。这些社会治理之术，中国人有很多丰富的经验，但是若没有道，术再多，也有限的。

最近有高层领导说“要给我们时间”。社会的转型需要充分的准备，给时间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一个政治集团体制改革的愿望和民间社会对它的等待耐心，两者之间永远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能不能给改革者以充分的时间，取决于改革者对未来改革前景描绘的道德性和正义性。

以“道”来治国，道即精神信仰。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信仰缺乏，精神危机，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术”治国的副产品。

当所有的人膜拜权力，当所有人视金钱为万能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治理不好，一定会有大问题，因为它没有精神的东西，没有超越的力量。

归纳起来一句话：社会治理要从“术”向“道”转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