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录牛中放飞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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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实际出发，追求梦想、实现梦想?80后纪录片导演魏巍，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每一个年轻人想放飞青春，你需要一段耐心助跑。

2009年2月5日，第31届法国真实电影节入围影片名单在巴黎揭晓，共有三部中国纪录片入围最重要的国际竞赛单元。其中一部叫《sans toi(没有你在)》的23分钟短片，引起法国电影界内外关注。这部短片的导演是两个80后大男孩：胡伟和魏巍。

这部作品通过记录一个中年女人对于爱情理性和感性的内心纠葛，从侧面反映了华人非法移民在法生存现状以及法国当今现实社会问题。因为视角和题材的独特，引起法国社会的关注，电影节后，此片先后在巴黎艺术院线和法国电视6台放映。有主流杂志评论道“不一样的巴黎”。

从那时到今天，胡伟一直呆在法国，转型为影像艺术家。而这部片子的另外一位导演，同时也是本片的摄像，生于1983年的北京男孩魏巍，则在家乡默默犁耕着自己对于纪录片的梦想。他并没有得到他的同学胡伟那么高的曝光率。他性格沉稳，说话时语速不快，总是憨憨地笑着，给人感觉是很客气很谦逊的一个年轻人。但当他出现在自己的摄像机后面时，表情立刻变得严肃，眼神也专注而犀利起来。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世界是属于纪录片的。他的青春，也因纪录片而得到自由放飞。

从北京到巴黎

从北师大艺术学院毕业后，魏巍选择了做一名“自由职业者”：“当时我在新浪兼职，帮新浪去戛纳作报道，到了法国后，主要是报道电影节。呆了十多天，把事情都弄好了之后，我跟我们头说，我有个哥们儿过来了，就是胡伟，跟我们在一块儿住，后来我跟头儿说，我想跟我哥们儿去巴黎拍片子去，就请了两个月的假。”

胡伟是魏巍的大学同学，魏巍认为他是真正热爱电影的人：“胡伟2008年3月份在巴黎电影学院上课，申请了一个夏季课程，要求拍一部纪录片。他最开始的想法是拍拉雪兹公墓，那有许多咱们现在熟悉的伟人，后来感觉可拍的东西不够，就想改拍巴黎地铁里的职业艺人，他们就是到各个地方的地铁里卖艺为生的，比如有演独角戏的。可又一想，咱们觉得新鲜，但法国人都见怪不怪了。”于是这个题材也放弃了。正在他们不知道该拍什么的时候，事情有了进展。他们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大姐，她没有合法身份，一直在巴黎黑着，捡废品为生。“她来巴黎的时候，是2002年，到2008年，六年了，怎么生活的?一聊，就觉得她是一很有故事的人。而且她当时特别好的是，正打算结束那种生活状态，想为巴黎七年画一个句号，想把自己这段生活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两边就一拍即合，开始拍她每天的生活。”

魏巍最开始的想法是：“这人身上有故事，想把这故事挖掘出来，通过她的故事反映这样一群人，捡货的生存状态。法国人说的自由，和这些人的状态间的冲突，他们会遇到法国的‘城管’，也就是警察。还有中国人怎么看，和其他族群，比如阿拉伯人、法国社会底层之间的冲突，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压力。最开始的想法就是客观呈现，带着点怜悯和同情。”但拍着拍着，这样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点变化，“对人物越深刻地记录，就越是发现，其实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就是她自己的选择，没有必要觉得她的生活就怎么不好。”

“其实我想说的是，到哪都一样。”对于该片的立意，魏巍的解释反映了他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谈到对法国最深的印象，他没有提及任何名胜，而是说起亲眼看到的法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白天的时候特别宁静，特安逸，拍东西的时候，拿一小话筒就能收着音了，一到晚上，又是另一种景象。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正赶上了一个音乐节，一帮小青年闹事，砸酒瓶子，烧摩托车。防暴警察都来了。”

他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规则，这使得他能够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中西的差异和共性。“电影节的评委看的是题材，国外申请基金的时候，会审查剧本，剪辑的时候也会参与，所以也是存在限制的，但在创作上没有什么人限制你。”也正是在拍摄的过程中，魏巍不断地磨炼着与人沟通的能力：“拍的时候，就注意和拍摄对象多沟通。不让他们摆拍，就把想法告诉他们。人物这种专题片，最重要的是要有故事，状态是特别的，要吸引人。当时也考虑了一下要给什么人放，在哪放。”

而他通过这个拍摄过程获得的另外一种“收获”是，他在20天内，瘦了20斤。

“在戛纳还没瘦，刚开始在巴黎就是转悠，整天背一大包，拿一桶水，扛着三脚架和机器，跟着主人公走，帆布鞋底儿都磨平了。纪录片中的大姐是河南人，喜欢吃面食，经常吃羊肉馅饺子。她吃饭，我拍，自己也就不吃了。回国后，朋友都不敢认我了。”正是有了这样的付出，才换来了最后的成功。

“不是我们的成功，是故事本身的成功。”他表情诚恳地说。这并不完全是谦词，在拍摄过程中，魏巍的镜头关注到个人体验，而这成为他的片子在国际上受到欢迎的关键所在。“中国的纪录片，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在国际上很吃香。因为中国现在故事很多，各种群体都有，所以故事也多，不像西方，大同小异的生活状态，他们没有这种经验，没想到在巴黎这种城市，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生活。一个女人，离异了，自己一个人去法国闯，还没有身份。一种看法是觉得她可怜，一种是觉得这人就想着出国赚钱，不兢兢业业干活，不踏实。其实她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的代表：在巴黎黑着的中国人。在国内，没准都挺有身份的，公务员、老师，辞职了，跑过去。有的是留学生，毕业之后觉得四年也没赚什么钱，不甘心，不想回去。阻力也挺大的，这些人在那儿呆着，不愿意让人曝光他们。”但通过自己的耐心和努力，最后还是做到了。

青年导演靠谱吗?

中国的电影导演，习惯于按代划分。那么今天的80后青年导演，是可托付的一代吗?关于这个问题，听到的乐观声音并不多。

纪录片《故宫》总导演周兵曾经公开抱怨说，如今的年轻人缺乏对纪录片事业的热爱，导致业内难觅新人踪影。

而电影圈内部也普遍存在着“青年导演不靠谱”这样的说法。电影投资公司“春秋院线”就有过多次与青年导演合作失败的经验，这甚至让市场形成了“春秋出品，必属烂片”的印象。

魏巍的经历，也在旁证着这样的现实：即使是许多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在电影之路上也没有坚持下来：“大学时班里的同学，现在坚持做片子的不多了。两个在做演员，一个在电视台做编导。48人里，还有7个在做这行。其他人去媒体的比较多。”

但每个人心里都是清楚的，未来仍然属于这些年轻人，即使他们现在好像还不是那么靠谱。中影集团推出了“青年导演电影制作计划”，电影频道和曲江影视投资集团联合主办“新影力青年导演助推计划”，以及各种愿意去资助青年电影人的电影基金、赛事、奖项。

魏巍身在“圈内”，对国内纪录片现状有自己的观点：“中国写实题材的纪录片一直都是很个人化的，艺术性比较强，但商业性很低，不被大众接受。纪录片要发展，必然要定位大众，商业类的，做大众喜欢看的。”他的观点明显受到周兵等业内人士的影响。周兵也认为，中国的纪录片人缺乏职业化训练，所以中国的纪录片一定要

产业化、多样化，题材要多元、关注现实。

“我喜欢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海洋》这类的，投入了很长时间，四五年的时间做一个片子，投资上千万美元。”魏巍相信，国产纪录片的未来，也需要大制作来支撑，就像当年国产大片撑起了中国电影一样，“作为产业，纪录片应该和故事片差不多。拯救故事片的是大片，需要大制作。纪录片也应该走这条路。他提到自己喜欢的国产纪录片《河姆渡的猜想》《复活的军团》，“这些电影明显看出来有自己的风格，也是为了普通观众去拍的，而没有定位于所谓的‘高端’，所以都挺成功的。我希望自己能向拍大制作的那个方向发展，但镜头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

他目标远大，希望自己也能分得中国纪录片的未来荣耀。而与许多年轻电影人不同的是，也许是因为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许多，他的想法更为务实：“如果有机会拍长片，我首先考虑的是，先做市场判断，先想我这个片子最后是给电影节还是哪个电视台，看他们的口味。巴黎那个片子，很多台想收，但是收不了，因为时长关系，档是45分钟，我们的是23分钟，剪成45分钟要加好多素材，就太拖沓了。这都是教训。”

他认为纪录片有许多规律是共通的：“无论国内国外，如果剪辑的时候没有掌握市场规律，那么剪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看，这在哪都一样。与国内相比，国外会更多地考虑市场、受众的问题。”

自由成长主义

魏巍的父亲在大学工作，母亲则是中学老师。虽然父母都在学校工作，但和一般人所想的不同，他们对儿子奉行的是某种“自由成长主义”：“毕业后在新浪兼职，觉得这样挺好，待遇也还可以，就没去找稳定工作。”和许多同龄人不同，魏巍的父母并没有要求他尽早“稳定”下来：“家里一直支持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从小家里没逼我学过什么东西，喜欢学画画，就去学画画。在巴黎拍电影时，就是家里给拿的8000块钱。”

“我爸是管学生就业的，他经常跟学生说，拿我儿子当个试验品，就让他自己出去闯去，也不要求我非得按照他们想要的那种套路去出牌，所以他们比较开明。只要你想做事儿，成功与否不怕，就怕我不做事儿，怕我耽误时间，虚度光阴，呵呵。”魏巍认为自己能有这样的父母是很幸运的事。

谈起自己父亲的故事，魏巍的语气中带着敬重和自豪：“我爸原来是四中的，后来开始，就去当兵了，在部队的时候看书就比较多，大学是在人大上的夜校，很喜欢文学，唐诗宋词，鲁迅啊，王安忆啊。家里的文学气氛挺好的，家里有三大柜子的书。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我爸写论文什么的，我还帮他整理材料。”他认为父亲对自己影响颇大：“我从小就喜欢我爸那种做事风格，比较喜欢闯，喜欢玩，爱创新。可能和当兵经历有关系，办事干净利落脆。”

这样的家庭氛围，让魏巍在耳濡目染问成长为一个“文艺青年”的同时，性格中也添加了活泼好动的元素。“我小时候是胡同孩子，很调皮，一二年级整天到处打架，头上留下了三个疤。长大以后越来越不调皮了。”他笑着说，“但还是闲不住，拍片子的时候需要到处跑，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状态。”

而他与纪录片之间的缘分，似乎也很早就有体现。在和法国La Femi电影学院的老师接触的时候，他说起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我小时候捡到过一钱包还是什么的，是法国人的，大人就通知法国大使馆过来取。后来才知道，丢东西的人是法国电视台的，正在中国拍纪录片。这人还送我一玩具老爷车，上发条的那种。我到巴黎之后，还想去找这个人的，但没找到。”

魏巍坦言自己面对着与同龄人类似的挑战：“我家里虽然不是特别富裕，但还能允许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我自身还是有压力的，比如北京这个环境，以后的生活，还是得考虑买房子什么的。”魏巍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其实我爸看我成天在家里晃，也是对我有担心的。有时候看着电视呢，他把电视一关，说，来，咱们聊聊，我就知道他又要给我上政治课了。”魏巍笑着说。

四年时间走过来，对生活、对工作，魏巍都有了不少自己的感悟。他现在进一步意识到个人的局限性，以及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的重要性。提及自己未来的规划，他希望能尽快加盟一个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团队。从热衷于单打独斗，到主动寻求一个集体，可以说，正是这种“助跑充分”的心路历程，让他能够继续飞得更高、更远，也逐渐磨炼成为一个成熟的80后，为自己的人生拓出新的风景。

背景资料：

法国真实电影节是全欧范围内最重要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自1978年创建以来，它一直以倡导“真实视觉记录”展示人类学和社会学而闻名世界，致力于通过放映来自不同国家的纪录片，激发人们理解对于纪录片所传达出来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人文景观和广阔视野。有纪录片界之戛纳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