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辰·游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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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自主的行为，

而且这种自主行为的自我意识在今天是越来越强。

当我们说中国当代的艺术需要加强学术研究时，

我们要做的肯定是怎么去研究、研究什么、

什么东西值得研究。

艺术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自主的行为，而且这种自主行为的自我意识在今天是越来越强。当我们说中国当代的艺术需要加强学术研究时，我们要做的肯定是怎么去研究、研究什么、什么东西值得研究。也就是说，从研究的后续角度去看当下的艺术，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不值得研究，很多东西经不起研究，很多东西无法研究。

过去的观点是盖棺论定、当世不修史。但现代主义以来，研究过程也成为艺术历史的一部分，没有当时的即时研究，很多历史细节、当时的问题就都会烟消云散。有艺术实践与创作的存在，就必然需要有研究和记录的存在。横向去看国际上的很多艺术及艺术家，研究的著作不绝如缕，不断推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研究促进了艺术的推广和了解、深入。我们经常说艺术要有学术水平，可连让人去研究的兴趣和问题点都没有，怎么来挖掘、展现它所谓的学术性呢？连研究的专著都没有，怎么来说它有学术性呢？

这似乎是一个循环证明的过程：越是被研究，越是有值得探讨的话题和艺术问题；而未经研究的，又似乎处于待发掘的蒙昧状态。在现实的场景里，问题不是很多浮在面上的艺术缺乏关注或知名度，而是缺乏让人足够去研究的点和建制。按说，中国当下的风云艺术家那么多，应该有一摞又一摞的研究专著，以名头说，一个重要的艺术家该有至少十本以上的书在研究他们，但没有。还有，出版编辑的画册、展览图录只是资料集，不能算上研究（有人曾列出自己著作等身【真的和人一样高】的说法来证明自己的艺术的水准，但一看大都是重复来重复去的画的图录册，这就差矣了）。那么，在杂志媒体上反反复复曝光、露脸的那些短文、访谈算不算学术研究呢？这要看研究者要不要用这些材料、是不是这些材料足够撑起来去研究的内容。关键是，一个风云的艺术家不该都是在媒体杂志上曝光，真正的内涵是有没有独立的学者、研究者去撰写研究这些艺术家，能不能一部书一部书地出版来展示一种艺术存在与进程。

以美国德库宁为例，上亚马孙上查一查，就有809部之多，去掉十分之二的纯粹画册，应该也有500～600之多，虽然其中不乏合集研究、对比研究、流派研究，但一个德库宁能博得这么多研究者的青睐撰写，究竟其中都有什么东西呢？以里希特为例，可查到1079；查南非艺术家肯特里奇有201部；马修・巴尼有292部；参加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英国艺术家戴勒（Jeremy Deller）有66部；查再年轻一辈的，如阿岱尔（Adel Abdessemed，阿尔及利亚艺术家，曾参加央美首届双年展）也有15部。在西方，只要是做出些名堂和特点的，则一定会有研究跟上，即便做不到全面，也会从局部做起，至于这个艺术家是否在多少年后被认为是大艺术家，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而是在艺术家成长的过程中，在一种学术研究的判断的试错下，来完成的一种艺术与艺术家的书写建构。最最重要的是被写者有值得写的东西，而又有能够从理论到历史到现实、有判断的学者去写。这是一项整体的文化状态，有实践，也有学术的机制，如沈语冰在他的微博上指出美国有200个艺术史系、欧洲有300个，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学术群体，每个机构都有一大批研究者，再加上每年的研究生写作，关于艺术的研究就形成了一个汗牛充栋的学术生产机制，将艺术史、艺术现实、艺术现象的每个细节都要做出分析、归类、陈述、批评、质疑，由此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很多研究者也是学术中来、又实践中去、再在学术中积累，如曾担任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的罗伯特・斯托尔毕业于艺术史，1990年曾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绘画部的高级策展人，写了很重要的里希特研究等著作，2006年去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担任院长，既实践策展、批评，又不间断地研究、撰写著作。这只是一个例子，之所以国外有那么多的学术出版物，是与这样良好、完备的学术制度有密切关系，其中包括大量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基金会等。中国艺术家的研究著作，大家可以去查询下就感受到紧迫性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虽然我们中国还没有这么多的完备机制，但也是有一大批研究者的，无论做批评的、写历史的、做策展的，在研究与出版上加大力度，多写多出版，为这个时代积累资料和文献。另外的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是那些做着实践的艺术家有没有想过：你做的任何的东西或行动，是否构成了被研究的可能性和潜在的意义？能不能从实践的角度去超前地构想被研究的可能性和问题点？艺术实践固然是直觉、感性的行动，但作为主体的主动活动，想一想自己的艺术意义总还是要有的，特别是在今天，不可能一个艺术家连自己做的事情的意味都不想，就做下去。也许做一次无意识的行动可以，但要几十年地无意识做下去，几乎是没有先例的，真实的情况总是在做的时候要想一想为什么做。只不过在每一个时期，问题不一样，而且为什么被研究的时代性问题也不一样。例如，什么是现实性问题？为什么要和它有关？什么是艺术的本体问题？为什么要打破它、挑战它？挑战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族裔、性别、人类迁徙会成为问题？为什么政治性会成为各个细节上的不休的话题？作为一个当下的中国艺术家，会面对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艺术家是不会被构成学术研究的对象，但不妨碍他们会成为市场的对象。在这里，真正的、严肃的艺术家总是跟着问题走，而不是跟着市场走。这就是艺术研究学术针对性的区别。

从个案到综合研究，都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但前提是艺术家们做好了被研究的准备没有？没有你们的存在和意义，怎么研究？可喜的是，在这方面，谁都不认为市场好、被拍卖捧是被研究的前提。这是一个逆推的历史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