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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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涉及到《吕氏春秋》时曾经这样写道：“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从这一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吕不韦那种雄心勃勃不可一世的自负心理。司马迁对此书的评价也是相当的高，他在《报任安书》中把《吕氏春秋》与《周易》、《春秋》、《国语》、《孙膑兵法》、《韩非子》以及《诗经》等经典文献并列在一起，这也足可说明《吕氏春秋》在他心目中的价值。

关于吕不韦其人，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写得很有姿采。吕不韦本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他特别善于经商，往往是“贩贱卖贵”，没有多久，就“家累千金”。吕不韦在经商的过程中，认识了来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当时子楚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吕不韦很可怜他，并认为他是“奇货可居”。于是他非常慷慨地送给子楚钱币美姬，并帮助子楚逃回了秦国并成功地登上了王位，成为名正言顺的庄襄王。为了感谢吕不韦的恩情，庄襄王封吕不韦为丞相，加爵文信侯。庄襄王死后，他的儿子即位，赢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赢政尊吕不韦为仲父。在这期间，吕不韦的权势大得几乎可以一手遮天，光食客就有三千，家僮则达到了万人。当然这种情形对于赢政亲政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所以当赢政羽翼丰满了，就把吕不韦撤职，并把他迁移到了四川，最后逼得吕不韦服毒自尽。吕不韦为相期间，除了为秦国攻占大片土地外，还有一项辉煌的业绩就是组织编撰了规模庞大的文献典籍《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十二纪”分为《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孟冬纪》、《仲冬纪》、《季冬纪》共十二篇。我们可以把这“十二纪”理解成一个大的框架，仿佛是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大圜”，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设计出了一个有秩序的可以涵盖天地万物和古今之事的知识系统。

葛兆光先生曾经说《吕氏春秋》显示了它包容天下所有思想与知识的野心。按照传统的说法，《吕氏春秋》属于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品。我们仔细考察《吕氏春秋》的文本，也能发现在这“十二纪”的知识大框架下，笼罩着孔门一系的儒家学说，假托皇帝的古道家的学说，墨家、法家、兵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以及老子、庄子一流的思想与哲理。(如《吕氏春秋・不二》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把每一种思想的优点都发掘了出来，并加以吸收利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

其实这种杂家的出现是有其时代原因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思想界最为灿烂的“百家争鸣”。很多思想家纷纷提出了诊疗社会弊病的药方，由此衍生出一种又一种深刻但是又很片面的思想。这些深刻却片面的思想在彼此的碰撞与争鸣中汇集到了一起，由此引发了思想的兼并与融合，中国的思想意识开始了向整体与综合演进。

《吕氏春秋》就是战国末期中国思想兼并与融合的产物。虽然我们在《吕氏春秋》能发现颇为庞杂的各家各派的学说，乍一看好像杂乱无章，但只要深究，就会发现其实《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上是存在一个中心线索的，也就是说，它的思想虽然异彩纷呈，但是却存在着一个思想主干的。这个思想主干就是道家的思想。尽管吕不韦宣称他对各家各派的学说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但其实此书最后达到的效果却是采集了各家各派学说的精华，补充到了道家的思想系统里了。

《吕氏春秋》一书中对“道”是相当尊崇的，如：

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故能以一听政者，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合宗亲；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道”在《吕氏春秋》中占有何等的份量!与《老子》一书中对“道”的尊崇是极其相似的。我们知道，在战国末年一直到西汉初期以至于中期，道家的“黄老”学派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都占有极大的比重，甚至在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期，它曾充当了国家的主导思想。战国末期一直到西汉，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黄老”学者，如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以及淮南王刘安等。

关于如何为政，《吕氏春秋》和《老子》一样，提倡“无为而无不为”。在《知度》一篇里他认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权巩固而天下免于纷争。

当然《吕氏春秋》和《老子》一样，都把“道”当成宇宙构成的终极依据。《吕氏春秋・序意》中有一段话谈道：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国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天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天地自然是自有其运行规律和运行法则的，社会的运行规律和个人所要遵循的法则必须以天地自然的规律法则为依据。在这段话中也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意识中所存在的“天、地、人”同源互感的关系，即一再被人所提起的“天人合一”的模式。

“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我们知道“十二纪”不仅是《吕氏春秋》结构的主轴，而且也是《吕氏春秋》的思想中枢。“十二纪”的内容看似驳杂实际有序。《春纪》以“本生”、“贵生”为标志讨论了生命问题以及如何养生；《夏纪》则以“劝学”、“尊师”为中心讨论了人生的教育问题；《秋纪》则以“荡兵”、“振乱”为主干讨论了军事问题。《冬纪》则主要讨论了“忠廉”、“诚廉”等人的品质问题。“十二纪”所架构的体系非常宏伟庞杂，对宇宙结构即天道到社会模式以及个人价值都进行了详细地探讨，体现出杂家特有的品质。

说《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品，是因为它融合了战国时期很多学派的思想。比如儒家，《谨听》一节中有载：“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这种观念跟儒家的“大一统”的观念是如出一辙的。又比如墨家，我们知道墨家强调节本强用，尤其反对厚葬。在《吕氏春秋》里也专有一节《节丧》，其中抨击了当时社会的厚葬风气：

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

当然，《吕氏春秋》诞生在秦国这样一个法家思想大行其道的国度，它自然很难避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吕氏春秋・察今》一篇认为：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

治理国家不能拘泥先王之法，不能食古不化。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因地制宜地做出反应，这也正是法家一向所倡导的精神。我们所熟知的“刻舟求剑”的寓言就是出于这一篇文章，讲的也正是这道理。

“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中也充斥着战国时期颇为流行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还有就是在此书中陈列着当时人的一些具体的天文地理知识，譬如：

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何谓八风?东北日炎风，东方日滔风，东南日熏风，南方日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飓风，西北日厉风，北方日寒风。

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再有，就是此书中保留着许多美仑美奂的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剑”、“循表夜涉”、“引婴投江”、“知人不易”、“掩耳盗铃”、“生木造屋”、“其父善游”、“良狗捕鼠”、“利令智昏”等等都广为传诵。

东汉的高诱曾最早为《吕氏春秋》作过注解。清代学者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注本。今人许维《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引汪丰富，也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