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年来媒介批评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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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开始引进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到90年代逐渐进入内地传播学者的视野,媒介批评研究逐渐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媒介批评实践也随之广泛展开｡从近几年的媒介批评实践来看,我国的媒介批评的探索有得有失｡
一､我国媒介批评开展的深广度仍然不够
媒介批评其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媒介批评才是指对一切与媒介有关问题的分析与评判,它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即文化层面､本体层面和现象层面)出发,基本上涵盖了一切与媒介有关的领域和问题｡而狭义的媒介批评只是针对大众传播媒介生产的产品而进行的批评｡①在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的今天,针对各类媒介产品､媒介现象､媒介活动的批评应运而生｡然而,与西方注重媒介的文化批评不同,我国当前的媒介批评的深度和广度都比较薄弱｡在这里,媒介批评的深广度实际上指的就是当前媒介批评涉及微､中观层面的批评较多,而涉及宏观层面――即媒介文化层面的批评较少,也就是说我国的媒介批评更多的是局限于对媒介产品和媒介活动的具体､个案的批评,并因表层的议论而放弃对媒介本质的探究｡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1.媒介批评的深入缺少直接的理论借鉴
我国的媒介批评理论最早是由台湾学者引进的｡台湾媒介批评理论家黄新生在其代表作《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中就曾提出媒介批评的三个取向,对媒介批评的研究就很有参考意义｡不过,他主要研究的都是欧洲的媒介批判理论｡台湾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是欧美的舶来品｡不能否认,媒介批判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在对资本主义的大众传媒及其媒介制度进行的批判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内地和台湾不同的社会制度产生不同性质的新闻传播媒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不是商品,而是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情况､提供知识､教育和文化娱乐的手段和工具｡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是以实现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范畴｡如果盲目照搬西方的媒介批判理论来对社会主义下的大众传媒进行不问青红皂白的批判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就使得内地学者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合理的批判时失去了理论借鉴,而只能依靠自己的慢慢摸索｡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媒介批评缺少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原因所在｡
2.媒介批评本身的特点制约着媒介批评的深入
关于媒介现象层面的批评又被称为微观媒介批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既然微观媒介批评是对浅显的媒介现象的批评,那么宏观媒介批评即媒介文化层面的批评就应该属于对隐藏在媒介现象后面的媒介本质的批评｡所以,从微观媒介批评到宏观媒介批评实际上就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因此,要让媒介批评真正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也就是在进行媒介现象批评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媒介本质的批评即媒介文化批评｡可是,由本质本身特点所决定,本质是内在的､深刻的､抽象的,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因此,相对于媒介现象层面的批评而言,媒介文化的批评属于媒介本质批评,显然比媒介现象批评更难把握,这也就难怪我国当前的媒介文化批评相对滞后于媒介现象层面的批评,媒介批评的深度与广度受到了限制｡
3.我国媒介批评研究起步较晚也制约了媒介批评的深入
媒介批评既然要深入文化层面进行批评,就需要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专业探讨与研究｡西方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媒介批评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对当时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及媒介制度的批评｡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当代文化研究等批判流派的兴起,西方的媒介批评研究开始进入欣欣向荣的阶段②｡至于我国的媒介批评研究的开端,除了上文所说的黄新生的代表作《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一书外,台湾学者张锦华先生写的《传播批判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中也系统介绍了欧洲批判学派的许多观点,并有许多个人立论,两人可以被视为我国媒介批评研究的开创者之一｡然而,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媒介批评理论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大众传播学的引进舶来内地的,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国内地几乎未将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术予以认真探讨研究,直到1995年吴迪先生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第5期上发表的《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一文才正式开始了内地媒介批评研究的序幕｡到今年为止,媒介批评的研究也不过经历了十来年,这么短的时间要让媒介批评广泛深入到文化层面是不现实的③｡
二､我国媒介批评“异化”成新闻炒作现象比较严重
在当前社会下,媒介批评的作用应是引导媒介及其产品(大众文化)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以求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媒介批评的效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其作用的真正发挥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甚至媒介批评本身还有可能异化｡当前,我国媒介批评异化成新闻炒作的现象比较严重｡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人的异化就是“人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对象化却反过来压抑､支配､奴役人本身,人在异化状态中迷失了自我”｡④可见,异化指的是一物创造了一个对象及其环境,却反过来为它的创造对象及其环境所奴役､束缚｡在本文中媒介批评的“异化”指的就是媒介批评不仅不能起到批评媒介的作用,甚至连自己本身也成为媒介所奴役的对象,变成了新闻炒作｡
三､发展我国媒介批评的对策
我国媒介批评需要得到良性发展,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急需建立深厚媒介批评理论基础｡无论是基于自律行业的媒介批评还是基于公众监督的媒介批评都需建立完整､具有针对性的媒介批评理论,而且要理清媒介批评与新闻批评､文学批评､文艺批评的关系｡
媒介批评的历史几乎和媒介自身的历史一样久远,然而,真正常规化､专业化的媒介批评直到20世纪才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新闻媒介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同时走上了专业化道路,媒介批评作为一种专业自律的形式也开始出现｡但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正如前文所说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开始引进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到90年代逐渐进入内地传播学者的视野,建立起相对深厚的媒介批评理论基础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既有时间过程问题,也有我国特殊的国情与媒介环境的原因｡
2.形成独立意义上的媒介批评组织｡在媒介批评的组织化､制度化过程中须以“媒介是一种社会公器”作为媒介批评的价值基础,追求客观､公正与独立,立足于“弱势对强势的诠释与批判”,它是基于社会公众的批评,在本质上它是一种社会公众对媒介行为的监督活动⑤｡社会公众拥有或者能够创办这样的机构,可被用来弥补新闻界的不足､制定新闻界的竞争标准以及使新闻界恪守它的责任｡这里提到的“这样的机构”就是公众批评媒体的机构,这一机构的具体活动在形式上就是媒介批评｡从形式来看,这种公众的媒介批评机构更类似于一种所谓的受众权益保护组织｡这样的组织在国外已经有很多案例｡如美国媒介批评组织AIM和FAIR,加拿大的Media Watch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公众的媒介批评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形态｡首先,由于任何社会公众都可以广泛参与媒介批评,他们甚至可以代表各自不同的社会利益,因此,这种公众的媒介批评在主体上具有社会普遍性｡其次,媒介批评组织的建立,相应机构和设施的完善使得这种公众的媒介批评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了现实的操作性｡第三,公众的媒介批评在批评实践上更有可能实现独立性和公正性追求｡一方面,公众的媒介批评主要代表作为受众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它很少受到政府利益或媒介自身利益的干扰,从而保持批评主体和批评实践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公众的媒介批评往往具有公开性的特点,它的批评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因而它的批评会更加关照公正性因素｡⑥
3.媒介批评实践应形成独立的批判力量｡不拘泥于内容与形式上的“管制”,更不能将媒介批评框定于政府的管理行为之列,其发展方向应是新闻专业主义｡一般来说,处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关系有三种模式:消费者控制､第三方控制和同行控制｡专业主义属于同行控制,而政府控制则是第三方控制｡因此,专业化的核心是该专业从业人员对其工作的控制程度――而非消费者控制或政府､企业管理者控制｡对于新闻业来说,自我控制尤其重要:避免外界控制,尤其是政府的控制｡
总之,尽管现在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科还并不成熟,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实践中运用媒介批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凸显媒介批评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实效性,这就要求加深对它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媒介批评的理论｡当然,我国的媒介批评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足之处｡因此,认清这些得失,吸取媒介批评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使这门新兴学科日趋成熟完善,这是媒介批评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
①雷跃捷:《新闻理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267页｡
②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37―39页｡
③王君超:《我国媒介批评的现状与思考》,载于《媒介批评――起源､标准与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
④许俊达:《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50页｡
⑤刘晓程:《论“新闻阅评”之不同于“媒介批评”》,《今传媒》,2005(4)｡
⑥刘晓程:《媒介批评类别探讨与特征反思》,《新闻记者》,2005(4)｡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