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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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上，总理回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在我任职最后一年，政府还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根据这个承诺，改革的总体方案有望在年底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从2004年开始调研，至今历时八年之久，却迟迟不能出台，个中缘由何在？这既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更与各部门、各利益团体的反对分歧有关。因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以及各群体间的关系，涉及到各种利益的博弈，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的重大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成倍增长，但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拉大。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了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社会不稳定性随之增加。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最低工资连续三年有较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增长也超过了GDP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社会保障范围不断扩大，工资集体谈判已经从单个企业逐步推广到行业和地区。虽然如此，但社会上关于要求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却并未减弱。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我们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采取了一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效果还远不如人意，某些积重已久、议论很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垄断性行业和国企收入过高，高管和普通劳动者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社会反映强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要求提高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利润上缴比例，限制国企高管和部分员工过高的薪资水平，却遭到国有企业集团（包括国资委）的抵制和反对。这类行业、企业享有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对稀缺资源垄断独享，亏损后财政还给予补贴，他们的实际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导致行业间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电信、电力、金融、烟草等许多国企高管动辄上百万年薪，且跟职工平均工资差几百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国有企业的高管收入法律规定得很严格，在欧洲，国企高管薪酬一般只是普通员工工资的2～3倍，而且政府官员不能去国企任职。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做得更平等、更公平一些，行业之间、部分职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应该得到扭转了。

农民工问题。尽管中央和各地做了很多努力，但目前距离打破城乡行政分割，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使农民工能够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特别是合理平等地分享城市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还有很远的距离。有一个材料很能说明问题，2011年广州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给公务员、教师几十万人的费用是14亿元，而广州市200多万农民只有几亿元，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不够合理。现在的问题是“大政府”，政府拿得太多。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中，财政收入增长是20.4%，超过GDP增长1倍，而居民收入增长是13.7%。美国在同样时间中，财政平均增长1.86%，居民增长3.95%，韩国在同样时间财政是6.6%，居民是6.4%。中国政府收入普遍偏高，如果税收增长趋缓，土地财政少减少，地方政府又会想方设法增设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加重企业负担，增加政府收入。政府的权力包括收入得不到限制，支出又无法将其中的大部分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种体制和格局只能使劳动者的收入占比降低。政府减税让利，是当前处理好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关系的关键。

据《中国青年报》近期开展的万人民调显示，未来10年公众最忧虑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严重阻碍中国发展，占75.4%，居所有问题之首。收入分配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交集，如果因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使改革难以实施，无疑会加大中国整体改革和社会稳定的风险。我们期待《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尽快出台，并强力加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