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弹放弃存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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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收紧，央行意外的强硬态度更是让紧张程度骤然升温。虽然央行6月25日宣布定向提供流动性使得资金面暂有缓解，但资金掮客们仍然担忧，炸弹是否还会在下一次季末时点引爆。
国务院已经屡次发文要求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投资者和分析人士早就蠢蠢欲动。但这次突发的流动性风波不禁让人疑问，利率市场化改革真的已经万事俱备，只待高层一声令下，千帆竞发了吗？这次资金骤紧与其说是对市场的教训，不如说是对监管者自身的一次预警。
央行变脸存贷比成天堑
在市场人士看来，热钱流出、银行分红、补缴存款准备金、财政存款上缴等因素直接抽离资金，对于商业银行，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存款的流失。如果6月份新增贷款继续增加，可能意味着二季度末存贷比的快速上升。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对《证券市场周刊》指出，对于银监会而言存贷比仍然重要，因为首先要抑制住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否则特别是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将会更加失控。
存款“冲时点”是商业银行长期探索出的应对银监会存贷比季末考核最有效的手段，不过这依赖于央行历来在公开市场的配合。在郭田勇看来，商业银行如果在表内腾挪，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规避存贷比。
但这次央行不仅主动收缩流动性倒逼同业存款降低、表外资产回流，更是在《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事宜的函》（下称《函》）中严词要求避免存款“冲时点”。这样一来，银行在流动性管理上无异于两面受挤。“在满足2013年二季度末银监会存贷比的考核上，确实承受着比以往更大的压力。”一家股份制银行分行行长对《证券市场周刊》表示。
现有的银行业监管规则对于商业银行存在诸多约束。而央行正在加速主导利率市场化改革，这些约束不仅让央行过去的探路受挫，还可能对即将推行的其他政策形成阻碍，其中存贷比尤为突出。
由于表内受限，银行为了规避存贷比就将资产移出表外，产生“影子银行”。这虽然最终满足了盈利目标和部分实体经济的资金需要，但冗长的融资链条不仅抬高了融资成本，还使一部分“影子银行”产品处于监管盲区。证监会主席肖钢就曾撰文直指影子银行期限错配的风险。而一旦利率市场化放开，当融资成本上升至难以覆盖的水平，肖钢对于“庞氏骗局”的担忧恐将成真。
相对于资产端，存贷比在负债端对利率市场化的限制更加直接。央行在2012年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实验性举措，博得了市场更多的喝彩。然而结果是尴尬的，由于存贷比的限制，部分银行在争存款的现实压力下结成了利率“攻守同盟”，让央行本意期待由市场调控的利率屈从于行政监管指标。
央行在《2013年金融稳定报告》中明确指出，将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对于这一制度，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曾评价其为 “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公里”。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央行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最后一公里。
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并没有在季末稳定基准利率LIBOR的习惯，但存贷比考核使得中国银行业季末存款成为“刚需”。而央行以往季末对回购利率的频频干预，也使商业银行以及依赖于银行“出钱”的金融机构产生了央行自然会救市的印象，孳生道德风险。
不难看出，如果未来利率市场化要想取得进展，现有的银行业监管规则需要有所让步。
负向激励乱局暴露公开市场机制缺陷
“没有借不到的资金，只有豁不出的价格。”这是在银行间市场资金交易员们当中流传的一句话。但是隔夜和7天质押回购利率在6月20日最高分别被推升至30%和28%，恐怕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利率市场化旨在取消利率管制，让天生逐利的金融资本流向最有效的地方。但是监管规则同时需要理顺金融机构的预期，避免其在利益博弈中行为出格，尤其使央行能在紧急时刻掌控市场。
“当市场谈到中央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激励和负向激励时，也应该思考央行和其他监管当局是否有激励机制来引导商业银行。中国比较缺乏这种激励机制，而管理利差是一个可能实施的方向。”周小川曾在《走出危机僵局需要设计新的激励机制》一文中如是说。他坦诚，央行在考虑货币政策传导时，需要将金融部门行为纳入到货币政策模型中去。
国有四大行曾通过资产剥离得以轻装上阵，直至目前净利润在全球的银行排行榜中名列前茅，证明正向激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此次货币市场濒临违约、期限利率倒挂的混乱结果，至少表明央行通过利差管理进行负向激励还不能松弛有度。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公开市场存在的缺陷。
目前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大多数是商业银行，众多非银行金融机构被排除在外。央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李宏瑾对《证券市场周刊》表示，货币市场做市商的组织结构类似于一个寡头垄断的组织，“市场化”的利率反而可能偏离最优均衡水平，逆回购和SLO则强化了主要商业银行向中小金融机构索取资金溢价的能力。
一家农信社的资金交易主管则对《证券市场周刊》进一步表示，央行有没有注资是不及时公布的，大行中谁获得注资也不透明，天生处于弱势的中小机构在遭遇流动性困境时，一方面要猜央行和大行的心思，另一方面只能更加盲目、不计成本地寻求大行的援助，反而会加剧市场恐慌情绪。
“实际上，引发这次流动性紧张的因素早先市场已有预判，但累加后产生剧烈的震荡则将公开市场的漏洞意外暴露了出来。希望能借此加紧推动长效机制的革新吧。”李宏瑾期望道。
监管之变
如今的中国金融市场与世纪交替之初相比，市场化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所处的位置反而更加尴尬――不同部门的监管令金融机构左右为难，市场结构的缺陷在危机时瞬间放大。
“就短期来看，只要促使银行集中在季末揽存的激励机制不变，货币市场捧着的定时炸弹在下一个季末时点来临时必然还会被引爆。”李宏瑾指出。而从长期看，如果不同监管部门不能相互协调，应急机制不能及时完善，那么快速推进利率市场化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风险，这次资金骤紧与其说是对市场的惩戒，不如说是对监管者自身的一次预警。
在郭田勇看来，银监会旨在规范同业和非标资产的“8号文”已经是一次进步。而李宏瑾则进一步建议称，央行未来可以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类型和风险建立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应急流动性调节机制，以便在危急情形时援用。
利率市场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修订或补充存贷比能否成为金融监管顺势转型的又一个起点呢？这意味着需要修订已实施18年的《商业银行法》，难度可想而知。但监管层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会加快推动使监管法规至少不落后于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全球银行业的风控――《巴塞尔协议III》采用“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两个新指标来监管商业银行流动性。中国银监会在将《巴塞尔协议III》落地为中国版本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时，也引入了这两个指标，可视为在传统监管体系上一种新的尝试。
“一旦我们引入《巴塞尔协议III》中的两个新的流动性指标LCR和NSFR后，存贷比的去留自然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在一篇题为《存贷比、流动性覆盖率与净稳定资金比例的比较》的论文中曾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的表态也反映了监管层的重视。“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要对存贷比进行深入分析，因为存贷比政策实施多年来，对加强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是有一定积极意义，如果修改，要有其他管理方式去替代它。”尚福林在2013年“两会”期间曾如是表示，这在此次流动性风波之后看来更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