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毁灭的创造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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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债务危机近来一直盘踞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即使欧洲各国政府最终在可持续基础上统一了政治意向以恢复市场信心，或即使资本市场逐渐趋于冷静，中央银行也难从危机模式恢复到日常职责。这场危机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沉重如山的债务也将需要多年的“消化”，才能慢慢平复。
这次欧债危机并不是近几十年来的唯一危机，历史经验证明，每场危机都是在为下一次危机做准备，随后危机的影响会愈加深远。
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即日本中央银行：Bank of Japan）廉价的资金像洪水般流入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地区），最终导致了亚洲的金融危机。为了应对危机，美联储向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格林斯潘对策”），却客观上“助推”了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形成。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一个美好愿望是让每个美国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而这最终导致了住房抵押贷款与美联储的利率紧密且单向相关：如果关键利率下降，房屋贷款人会享受到更好的利率条件，反之则不然。
就像历史开的一个“玩笑”，中国人将出口盈余投资到美国政府债券——使其利率一直维持在低点，只有当美国消费者的信用卡接近“沸点”时，才会发现这样的日子原来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了“有力”支持，而这样的失衡还会继续上演。
欧洲很多国家的银行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如德国的信贷机构数量从2005年的2089家降到2009年的1948家，因此银行急切寻找新的利润点。资产证券化（如将质量较差的住房抵押贷款打包重构来改善违约风险的MBS，即抵押贷款证券化）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引致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这种高收益、高风险的“可控”债券成为各家银行追逐的“明星”，只是“车轮”转得越来越快：这些产品被打包放到债券市场交易，从表内转到表外，而借款人的信用度已不再是重点，保守的借贷原则也早已无足轻重。
不需等待太长时间，或许就会看到下一轮泡沫的破灭：2008年后，金融市场危机结合欧洲债务危机逐渐演变成一场信心危机。债务难以被控制地快速增长，焦头烂额的希腊政府不断修改交付给布鲁塞尔的预算方案。目前，各国政府开出的“处方”，是向系统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刺激方案）以防止经济崩塌。然而，各国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也必将因此被推向危险的悬崖边缘，而评级机构只会为当前的态势雪上加霜。令人讽刺的事实是，世界已经变得如此失衡：发达工业国家的运行（通常是过度负债且经常账户赤字）严重依赖新兴市场国家的“资助”。
这些都证明，钱财无法给予人们快乐幸福的生活，哪怕是中央银行的钱。泛滥的流动性最终会导致失败的投资及通货膨胀。无论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议是什么，对政府和央行来说，除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外暂时别无他法。
或许听起来十分奇怪，从危机中我们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危机是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危机可以被看作是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提出的一种“发现机制“。这种机制既可以是小的危机，如经济的波动，也可以是影响深远的、通向新增长周期的危机——即人类社会繁荣的历史同时也是危机的历史。自18世纪以来，每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指长周期或长波，是原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1926年提出的一种为期50～60年的经济周期——编者注）都终止于危机，而长期的回升会随之而来。
自18世纪以来人类共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周期：从蒸汽机的发明与利用，钢铁与铁路的革新，再到电气技术以及石油化工、汽车技术引领的时代，直至最后由信息技术主宰的第五个周期（见图1）。这些周期都终止于危机，却孕育着新的开始：无论是1837年的经济恐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或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提出的“创造性毁灭”总是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提供了合适的理论依据。
有意思的是，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提出的长波理论：渗透并改变经济与社会领域会经历一个成熟期，随后逐渐失去活力并终止于危机。新的周期固然需要新的创新，而创新是由技术与不断增加的需求所支持。金融资本促进了这些变化，也为创新提供了条件。然而，当成熟的工业已无法提供所期望的回报，就会逐渐产生失败的投资并形成泡沫。当泡沫破灭时，新的工业将获得资本，而新的周期则会引领经济走向增长。
历史总是一再重演。上一次的信息技术周期即是这样一步步走向破灭。回望过去十年，必须承认这一连串的危机实际上组成了一次主要的危机。但如果换个角度思考，当前的危机从各方面看都蕴含着毁灭的创造性力量，孕育着一个新的开始。
第六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主题将是什么？典型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驱动力通常来源于经济发展的“瓶颈”：当前，大宗商品和能源的稀缺，以及环境本身均是一种供应不足的资源（瓶颈），因此，提高改善这种资源的使用效率至关重要。LED节能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90%的能耗节省意味着10倍效率的提高。
环境：稀缺的资源
如前所述，环境本身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免费的“享用”将成为过去——也许从最开始就不应该免费。这意味着今后环境的使用（如二氧化碳的排放），必须在相应的成本/价格中反映出来。绿色经济倡导者魏伯乐（Ernst Ulrich von Weizscker）曾指出：价格不应仅仅反映经济的情况，也要反映“生态的事实”。
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压力将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并开启新的增长周期。这一轮增长将和以往有所不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意味着未来的增长将更多是“再创造”而不是“消耗”，一切都与可持续性有关。如果将地球看作一个有机体，人类的发展终将从“寄生”模式转化为“共生”增长。
（作者单位：安联全球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