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归宿还是暂时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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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9年,南京市博物馆主持发掘了南京东郊吕家山的一处东晋墓地,简报发表在《文物》2000年第7期上,发掘的三座墓葬均出土墓志,所记下葬年代相同,为东晋升平元年(357年),墓主都属广平李氏家族。根据它们整齐有序的排列布局,相似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佐之墓志纪年,可以判定系同时建造。保存完好的M1、M2平面均呈凸字形,墓室和甬道均为券顶,甬道中有木门一道,墓壁微向外弧,后壁和两侧壁上均设有长方形或凸字形灯龛(图一)。简报最后的“几点认识”中,指出上述“这一类型墓葬在南京地区多流行于晋穆帝永和晚期至废帝泰和年间”(1)。
简报的这一认识,是在南京东晋墓葬研究中首次提出了“东晋中期墓葬断代的依据”。2004年出版的《六朝文物》一书概括出南京东晋墓葬早、中、晚三期的特征,但将中期的年代缩为穆帝永和晚期至升平年间(2)。在此之前的研究,通常以穆帝朝为大致的界限将南京东晋墓划为两个阶段,因此上述成果细化了对东晋墓葬的分期,是个重要的发现。
这一年代框架的划定,主要是根据纪年墓的材料。目前已发掘的这一类型墓葬中,年代最早是永和十二年(356年)的仙鹤观M2即高崧夫妇墓(3)和象山王氏墓群中的M11即王康之夫妇墓(4)。最晚的一例虽是有泰元九年(384年)纪年砖的苜蓿园M1(5),但彼此相邻且有同年纪年砖的M2却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一类型墓葬流行期的下限不宜定在384年,因为一种转变不可能是突然完成的,也会出现演变的不平衡,一些与苜蓿园M2类似的新型墓未出纪年材料,但可能要更早一些。属于这种墓型的纪年墓还有同属象山墓地的M3(359年)、M5(358年)、M8(367年)、M9(371年)(6),以及上面提到的吕家山的三座墓葬等。按照上述墓葬形制特征及随葬器物分析,南京地区可归入这一时期的非纪年墓有老虎山颜氏家族墓中的M2―M4,三座墓的主人根据出土印章分析,并结合史料可认为属于这一阶段。此外还有南京农业大学墓(7)、虎踞关一号墓(8)、孝陵卫大栅门墓(9)等。
综合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这种墓葬的流行时间可以认为定在永和中期(约350年)至太元之前(约375年),当然这并不是说期间没有别的墓葬形制,而少量年代更晚的此类墓葬则是历史的余绪。
不过迄今的研究,尚未见到对东晋早、中期之间和中、晚期之间两次墓葬面貌发生变化原因的探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探索墓葬演化背后的历史动因。
二
众所周知,南京地区东晋早期墓葬,一改江南东吴西晋时多室、双室、单室墓并行的局面,而突然出现以平面凸字形的单室墓成为主流的现象,墓顶结构有穹窿顶和券顶两大类。这并非本地墓葬形制自行演变的结果,而是南渡的北人在获得政治强力和礼仪优势的情况下,带来了中原系统的丧葬习俗,这是西晋官方丧葬礼制在江南的延续。而随葬品尤其是明器的种类和组合发生了更大的改变,南方此前常见的堆塑罐、家禽家畜、粮食仓储加工类模型明器基本消失,替之的牛车俑群、涂朱的陶器皿以及墓志等,体现出鲜明的中原西晋葬俗特点。政治动荡下的移民群体带来的北方葬俗打断了南方墓葬的发展轨迹,但也吸收了后者的一些内容。也就是说,两晋之际南方墓葬变化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而大致到了穆帝永和中期,也就是350年左右,此前还较多的穹窿顶单室墓也基本消失,墓葬面貌只有券顶单室墓一种,或带甬道,面貌十分单一。此外先前常见的直棂假窗也突然不见,墓壁上仅有灯龛,并开始有外弧的趋势,同时墓室后部设砖棺床的情况增多。大约在375年以后,假窗重新出现在墓壁上,而墓葬整体的形制变化不甚显著,但砖棺床和祭台更加普遍,许多墓葬的墓壁外弧更为明显(表一)。
通过上述的概述不难发现,东晋早、中期墓葬变化的重点是穹窿顶墓和墓壁假窗的消失;中、晚期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假窗的再度出现和流行。这两次变化尤其后一次看似并不显著,但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应当追问:墓主或为其建墓的亲友希望通过新的墓形表现什么样的情感呢?
东晋早期的大中型墓葬较多采用了“四隅券进式”穹窿顶,这种墓顶结构使得墓室高度多达3米以上,颇有气势,弥补了墓室平面规模较小的不足。永和中期出现穹窿顶墓消失,券顶墓一统的局面,墓室高度降低,像吕家山M3墓室高1.74米,差不多只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墓中的活动是很不方便的,有的墓室则更为低矮。这个变化和两晋之交墓葬从多种形制统一到单室的动因――来自北方移民的影响不同,显然有别的原因。《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孝宗因抱之姿,用母后之化,中外无事,十有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场,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言,“这十余年间疆场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个时期人物风流,清言隽永,是江左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色”(10)。相较之下这一时期社会财富应该不断增加,是足以支撑甚至扩大墓葬规模的,而事实却是技术要求相对较高、人力耗费和墓砖需求相对较多的穹窿顶墓反而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南京北郊汽轮电机厂大墓,甬道内有两道木门,发现有装饰龙首和虎首的步障座各二件,并出土瓷、陶、铜、金、银、玻璃、玛瑙、炭精等各类文物百余件,该墓墓主被认为可能是晋穆帝司马聃。若是,年代为361年,连它也是券顶单室墓,符合此前十余年来形成的时代风气。显然,墓顶结构的变化应是受到更为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再来看直棂假窗和灯龛。作为六朝砖室墓重要的墓壁设施,它们一般建在距离墓底1米左右的墓壁上,如果两者同时出现的话,都是灯龛建在假窗的上部。距南京不远的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大墓,在其前室“东西两壁距离祭台0.96米处各有三扇正方形假窗、2.78米处也各有一扇正方形的假窗,假窗长宽相等,边长0.48米”,发掘者认为这是目前为止已知六朝砖室墓中较早设置假窗的墓例(11)。南京地区六朝早期墓葬常在墓室拐角处安置羊角砖用以承放灯盏,尚不见墓壁砌筑时留出灯龛,也不见假窗,大约两晋之交出现墓壁砌筑直棂假窗与羊角砖灯台相搭配的现象,如江宁谷里M1、M2,它们年代约在西晋晚期到东晋初期(12)。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直棂假窗和凸字形灯龛正式一起出现在墓壁上,目前最早的墓例是板桥镇杨家山西晋晚期墓(13)。东晋初期的一些墓葬,如郭家山M3(326年)(14)、M10(15)、象山M7等也均在后壁和两侧壁上设置了直棂假窗和灯龛,同时或稍晚的铁心桥石子岗M1(16)、郭家山M2(17)等也如此,最晚的实例则有老虎山M1(345年)(18)、郭家山M1(347年)(19)。再以后灯龛依旧,有凸字形和长方形两种,假窗却突然消失,目前最早的墓例就是上面提到的仙鹤观高崧夫妇合葬墓和象山王康之夫妇合葬墓(356年)(图二,1~8)。
尽管假窗、灯龛常常并称,但不言而喻,这两者其实有着不同功能。灯龛是实用的,其内放置用以照明的青瓷小碗或小盏,这在许多墓中都有发现,送葬的队伍将木棺安放到墓室,这个过程就是靠它们照亮墓室,在墓葬被封闭后,它也就完成了使命。与此相反,假窗则是纯粹的装饰,它象征着这类墓葬作为地下居所,模仿的是地上房屋,是亡者最终的藏形之处。
墓顶趋简,假窗消失,这两个现象都可抽绎出墓葬营建走向简约的意味。相比之下,随葬品的变化不甚明显,但仍折射出与思想观念有关的问题。
纵观南京地区东晋百年的所有墓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随葬品按出土位置可以分为墓中和棺内两个系列。这种空间分布又包含着种类差别,也就是棺内如果有遗物,一般有金、银、玉、滑石、铜、铁、漆木等种类,前面三种常是死者身上的精美饰件,体现下葬的隆重,高等级墓中还有琥珀等更为稀有材质做的饰件。后几种则作为独立器物,存在数量多寡和质地优劣之别,但不如前者那么能明确地体现墓主身份,少数墓葬还出土了被视为异域珍宝的玻璃器。棺外的墓室和甬道部分,则会放置陶瓷器,陶器多为明器,瓷器多为日用器,这两类器物是作为死者在阴间继续生活的必需品。
东晋一代绝大部分墓葬都遵循了这一规律,成为全社会约定俗成的丧葬观念,除去帝陵和一二品大员的墓葬显得特别外,其余社会阶层的等级差别较为模糊,更多是经济实力所决定。几座被推测可能是帝陵的墓葬,均出土了大量器物。南大北园大墓被盗后依然发现瓷、陶、铜、铁、金、银、水晶、玻璃、玛瑙等遗物,部分器物十分精美。上述的汽轮电机厂大墓也出土了近百件器物(20)。幕府山M1、M3、M4也因为出土龙首、虎首帷帐座,被推测是陪葬穆帝之陵的皇室成员墓(21)。墓主推测为温峤夫人的郭家山M9亦被盗,但仍清理出各类文物83件(套),有陶、瓷、金、铜、石等质地,其中仅青瓷盘口壶就有22件之多。级别低于它们的墓葬,墓中和棺内器物都明显呈现出种类、数量、质量上的缩减,但瓷日用器、陶明器、棺内的铜或铁镜、滑石猪等在多数墓中都有发现。
上述现象贯穿南京东晋早中晚三期墓葬,随葬品基本种类组合的时代变化,显然不如墓葬形制那么清晰,建立在随葬品多寡和大小程度上的东晋墓葬等级结构体系是金字塔形的。
然而,少数墓葬却展现出另外一种新鲜面貌,与主流作风异途。保存完好的墓例有象山墓地的M3,仙鹤观墓地的M6、M2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棺内拥有数量众多、质地精美、技艺精湛的器物,而棺外的墓室中却只有极少的陶瓷器,形成强烈反差。而象山M11即王康之夫妇墓,仅存两方墓志,虽然严重被盗,但一般来说吸引盗贼的是棺内随身的精美饰物,对于陶瓷器多不在乎,因此很难想象此墓会被盗得如此干净连残片都不存,很可能原来下葬时棺外的墓室里就没有什么随葬品。德国学者安然(Annette Kieser)曾以戚家山谢琨墓、象山M1和M3为例,指出这些南下移民“坚信,在不远的未来,无论生与死,一定能重归北方故里”(22)。谢琨墓志明言戚家山之墓仍是“假葬”,“旧墓在荧阳”。象山M1、M3墓室都比较狭小,随葬品主要出土在棺内,墓中很少。实际M1不是很典型,而M3即虎之墓的确让人十分惊讶,这座逃过盗墓贼之手的墓葬规模很小,尤其是其高度仅1.34米,送葬的人无法在墓中站直,更谈不上进行别的活动了。墓中只有一件盘口壶,而包括几百枚丹药在内的大量贵重物品全部出于棺内。据此安然认为这代表了暂时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最终的墓葬,死者或安葬他们的亲属相信总有一天是要回迁中原家族旧茔地的,而迁葬的过程中开棺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才会出现这种棺内和墓中随葬品如此反差的现象(图三)。
这个分析很有趣,如果没有“魂返故土”的动机,那确实很难想象门第最高的琅邪王氏为何会布置出这么一个简陋的墓葬。虎下葬年代是升平三年(359年),它是一座单室券顶墓,长方形,墓室长4.25、宽1.15、高1.34米,左右壁有不对称的灯龛,未见假窗,是典型的东晋中期新式墓葬。如上文所说,安然认为它和象山墓地中的部分墓葬,以及戚家山谢琨墓代表了南下移民中渴望回归的群体,而象山M7那种近方形穹窿顶墓出土了大批精美器物的,则是安于现状的一类。还有就是司家山东晋晚期谢氏家族墓中的谢球等墓,他们的墓志仍称中原陈郡为故乡,而墓内装饰和为数不少的随葬品却又展示出这可能就是最终的墓葬。他们徘徊于接受现实和寄托希望之间。安然的观点是将上述人物视为对家国故土和事实现状有着不同认识的三类人群,是作横向上的归总和比较,体现侨迁人士内部观念的差异,这几种思想大概是并存延续于东晋的百年历史之河中,似乎未见时间序列上的差别。东晋之初就有安于现状的象山M7,晋宋之际还有左右摇摆的司家山诸墓。而笔者认为,如果将随葬品表现出的这种差异性与墓葬形制的变化脉络结合起来考察,可以推测出从永和中期,约350年开始,或许在首都建康出现了一股将回葬故园的愿望转化为实际操作的社会行为:墓顶结构抛弃费工的穹窿顶而全部采用简便的券顶,是因为日后总要开墓迁葬的,不需将墓室建得过高过大,有些墓室的高度甚至把人们直立其中进行活动的可能都排除了;象征地面建筑上的窗户的直棂假窗消失,也反映了此时的墓葬不再是模拟地面居所,而只是灵柩暂时寄托的临时场所。虎墓棺内和墓室内随葬品的多寡差异,正是这种观念的表现。尽管更多墓葬,从其随葬品种类组合和摆放位置上看,不如墓室结构将心里愿望展示得那么明确。
墓葬不再作为最后归宿,将这样乐观的渴望通过处理生死这种重大人生问题表达出来,翘首期待着回归旧茔那样一个日子的到来,正是受到时局的鼓舞。
正如前文指出,350年至370年前后,是东晋历史上少有的较为太平的阶段,进一步可以说,这是晋室立足江左三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对北方具有战略优势,并且有了实际成效,而这一切即与北方时局混乱有关,更与一代枭雄桓温的经营进取密不可分,笔者罗列史事如下:永和二年(346年),时任安西将军的桓温不顾部下将佐的反对和朝廷的忧虑,率军伐蜀,次年三月克成都,成汉灭亡。此举意义重大,正如西征之前袁乔分析的那样:“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扶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23)。收复失去四十余年的故土,除了现实的好处外,想必对于建康朝野也是一个心理上的鼓舞;五年(349年),石虎病死,诸子争立,后赵陷入内乱,桓温出屯安陆,褚裒自京口北伐,虽有光禄大夫蔡谟认识到南方力量尚不足强,但这毫不影响“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的气氛,自上而下弥漫着乐观和期待的情绪;七年(351年),收复旧都洛阳,此事虽然实际意义不大,但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言:“收复洛阳一事毕竟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心理影响,使江左形成一股竞相北伐的浪潮”(24)。次年谢尚自枋头迎传国玉玺至建康,百官毕贺,晋帝所受的“白板天子”之讥画上句号;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进攻前秦,军至关中,虽不渡灞水失去进去长安的时机,但声威已振;十一年(355年),以豫州刺史刺史谢尚督并、冀、幽三州,进镇寿春,豫州州治北移前推;十二年(356年),桓温请移都洛阳,修复园陵,上十余章,朝廷不许,但八月桓温第二次北伐进据洛阳,“屯故太极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并“谒诸陵,有毁坏者修复之,各置陵令”(25),朝廷也在十一月派遣车灌等持节至洛阳,修缮五陵,旧都可复不仅是美好愿景,而已初步实现。“十二月庚戌,以有事于五陵,告于太庙,帝及群臣皆服缌,于太极殿临三日”(26),这一空前的有利局面,也促使晋廷次年改元“升平”,大赦天下,增文武位一等,勃勃雄心呼之欲出;太和四年(369年),桓温起徐、兖、豫三州劲旅第三次北伐,这“成为建康朝廷的一次特大事件,出师日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空”(27)。可见东晋朝野对此次出兵寄托了多大的期望――北伐大军在为蠢蠢欲动准备回迁的人们开道,谁料最终收获枋头之败,不仅桓温望实俱损,几年后病亡,东晋实力也遭受重大损失,再无力组织大规模北伐,必然也给希望满怀的朝野上下以心理上的重创,回迁故土的热情暗淡下来;宁康元年(373年)桓温病故,太元元年(376年)谢安执政,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这十年间南北实力又发生了悄然转变,苻坚统一北方对江左政权造成了巨大压力。太元元年(376年)十月,诏移淮北流民于淮南,《通鉴》胡注“畏秦也”,可谓一言中的,而数年后前秦军队南下之际东晋内部弥漫的恐惧不安的情绪就更可见一斑。
如果将上述史实反映出的南北形势的变化与南京地区同期墓葬形制的演变联系起来观察,立刻会发现,自桓温平蜀(347年)至枋头之败(369年),东晋对北方形成战略进攻的态势,数度北伐并收复洛阳,基本等同于笔者认定的“墓顶趋简,假窗消失”的二十余年。人们在乐观期许早日北还,并将这种情绪实践在墓葬营建上,以简化营造工程和舍去模拟地面房屋的假窗的手段,有些还精心安排随葬品的组合和摆放方式,表示此时的墓葬,不过是亡者棺椁暂时寄托之所,不必大张旗鼓,待日后北扫诸胡后开墓起迁,归葬旧茔;而枋头之败东晋元气大伤和前秦统一北方后大军压境的现实,又使得曾被点燃的北归热情冷却下来。恰在这个时期,墓壁假窗重新出现,墓室规模比前一阶段有所增大,砖台和砖棺床更加普遍,陶明器的数量上升,墓葬被再次当作地下居所,是亡者的最后归属。除去时代较早的苜蓿园M2外,娘娘山晋墓、五塘村晋墓(28)、富贵山M6(29)、曹后村晋墓(30)、铁心桥王家山晋墓(31)、仙鹤观M3(32)等都属于这类,司家山谢氏家族墓地的七座墓年代都在东晋晚期至刘宋早期(33),形制更为整齐划一(图二,9~10)。
同一家族墓地内部墓葬形制的演进,可更清晰地观察这种时代变化。郭家山M1为颜谦和刘氏合葬墓(345年),系凸字形穹窿顶,假窗灯龛并存,而同墓地稍晚的三座墓均改为只有灯龛的凸字形单室券顶墓了。象山M6是王彬继室夏金虎之墓(392年),三壁有灯龛,但在后壁灯龛下面砌出了直棂假窗,墓室前部出现砖祭台,与前述时代较早的墓葬不同。
吕家山M2是一座合葬墓,男墓主李于宁康三年(375年)下葬到家族墓地中,与早已入土的妻子武氏合葬时,放弃了他的长辈、兄弟、妻子于十八年前(357年)下葬时在墓志中言称李氏旧籍在广平郡广平县的作法,而记载为“魏郡肥乡”,这是成帝咸康四年(338年)在建康附近设置的侨郡侨县。简报认为这“反映当时一部分南渡士族逐渐面对现实,更加实际的复杂心态”,对自身郡望认定这一重大问题的态度转变,恰已进入了北方重新占据优势并厉兵秣马伺机南下的时期。接受现实的李葬入作为临时过渡只设灯龛的妻子旧墓中,体现出一种微妙的不对称。
三
如果将地域扩大一点,就能发现这种作风还影响到周边地区。溧阳果园发现的驸马都尉、奉朝请、溧阳令、散骑常侍谢氏墓(34)和安徽马鞍山发现的始兴相、散骑常侍孟府君墓(35)的年代分别为374和376年,均为凸字形单室穹窿顶墓,平面腰鼓形,都在墓壁上只砌出小龛。前者的籍贯为“平昌郡安丘县”,在今山东境内,后者为“陈郡阳夏”,在今河南境内,可见都是流寓南土的北人或后裔。1984年在镇江谏壁砖瓦厂清理的九座东晋时期墓葬中,M26是带短甬道的单室券顶墓,M21破坏严重,但从残迹看形制应同于M26。两座墓距离很近,排列有序,方向一致,两墓的左、右、后壁上均只有凸字形灯龛,因为都有墓志出土,所以知晓M21墓主是刘庚之,M26墓主是“刘硕之妻徐氏”,他们都是从彭城郡吕城县迁至京口的。吕城县故城在今江苏省铜山县北,他们属于徐州大姓刘氏(36),也是侨民。墓志虽然没有纪年,但根据随葬器物的特点,尤其是M21中那种东晋中期才开始出现的Ⅲ型盘口壶,可认定这两座墓葬的年代也应在前面划分的框架内,不过随葬品却以陶制模型明器为主,再次证明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之间存在多种组合方式,即使在同一种观念支配下,也还是有许多细节差异(图四)。
然而问题在于,对那些没有墓志的墓葬,无法判断墓主人的郡望,他们中间必定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江南人士,不存在迁葬的必要。这里就要再次提到永和十二年(356年)的仙鹤观高崧夫妇墓。高氏是广陵人,这在墓志和《晋书》本传中都有明确记载,一生都没有任职中原的经历,广陵又世属南土,他的夫人谢氏出自会稽谢氏,亡于永和十一年(355年),先于高崧十余年而卒。此墓于谢氏亡时而建,但两人都出自南方士族,没有迁葬之需。但该墓墓壁也只有灯龛不见假窗,随葬品的处理与虎之墓相似,除去两件带盖瓷罐和几件陶明器外,大量精美器物也是出在棺内,墓主采用了朝服葬。这一与上文的认识相左的情况,也许是因为当活动在建康朝廷的北人中临时简葬的作法形成风气后,他们突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使得这种处理方式很快影响到了上层南人,这时只能看成形式上的借鉴,而背后富含的丰富情感恐怕已被忽视和遮蔽了。
注释:
(1)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
(2) 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第119~122页,南京出版社,2004年。
(3)、(32)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
(4)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11号墓清理简报》,《文物》2002年第7期。
(5) 南京博物院:《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东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6) a.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虎墓和二、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第10期。b.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c.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7期。
(7) 南京博物院:《南京农业大学东晋墓》,《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8)、(30)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虎踞关、曹后村两座东晋墓》,《文物》1988年第1期。
(9)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淳化防化团、孝陵卫大栅门东晋墓》,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南京历史文化新探》,第98~10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 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第1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7年第4期。
(1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谷里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3期。
(1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管会:《江苏南京市板桥镇杨家山西晋双室墓》,《考古》1998年第8期。
(14) 、(17)、(19)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
(15)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16)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石子岗东晋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2期。
(18)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
(20)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
(21) 华东文物工作队:《南京幕府山六朝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22) 安然:《魂返故土还是寄托异乡――从墓葬和墓志看东晋的流徙士族》,《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
(23) 《资治通鉴》卷九十七“穆帝永和二年”条。
(24)、(27) 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第1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5) 《资治通鉴》卷九十七“穆帝永和十二年”条。
(26) 《晋书》卷八《穆帝纪》。
(28)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组:《南京郊区三座东晋墓》,《考古》1983年第4期。
(29)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8期。
(31) 贺云翱、邵磊:《南京市铁心桥王家山东晋晚期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11期。
(33) a.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谢墓》,《文物》1998年第5期。b.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谢温墓》,《文物》1998年第5期;c.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
(34) 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果园东晋墓》,《考古》1973年第4期。
(35)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马鞍山东晋墓清理》,《考古》1980年第6期。
(36)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砖瓦厂东晋墓》,《考古》198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