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依然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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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越来越微妙，此时推出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改革，思路似乎别具一格。

随着经济过热的论点渐渐淡化，如何保证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保证经济不会大幅下滑成为主要话题。全力保持经济增长正在成为宏观调控的主导方向，也越来越形成共识。

此时，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改革的方向，似乎是别有思路。

一个大政策的推出，必然有其深广的宏观背景。最近这一场华尔街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济狂泻风暴，在让中国同样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扩大内需再也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口号。

多少年以来，历届政府都非常清楚，“三农”是中国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政策导向，已经无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经济格局。因此，或许时机并未完全成熟，政策实施细节并未完善，但是，农村的推出势在必行。

首先要肯定的是，流转权的改革是一个过渡，其方向是好的，也是无法改变的必然趋势。若干年前笔者在《商界》杂志评论农村土地问题时就曾指出过，中国的方向，必须要从残缺的土地产权逐渐转向建立土地的现代产权制度。

然而，方向对了，并不一定意味着细节层面制度体系上的完备，更不意味着一定会迅速带来翻天覆地的正向变化。

希望借此项改革来刺激内需，多少有点远水不解近渴之感。须知，收入分配不均衡是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对于富足人群且不说消费倾向问题。就金钱流向来看，除了满足日常需求，富裕人群多投资于金融、房产等市场进行投机活动；而贫困人口手中资金有限，储蓄倾向较高，消费能力低下。

要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来迅速拉动内需，并不能成为现实，中间还有至少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农民自有资本不足。

土地经营权流转能使得耕地形成规模，利于发展机械化农业，提高效率，增加产量。但靠农民自有资产来发展农业机械化肯定是不现实的，而且目前要资本自动流入农业部门似乎也不太现实，所以一些引导性政策必不可少。

其次是农民观念。

不少地方土地还是农民的生命线，如果农民把土地转移出去后怎样维持生计是个问题。这也是许多人反对土地流转的根本顾虑所在。但是，农村土地的流转是一个方向，因此土地的产权改革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

要想改变农民耕地自足的生存观念，必须做到两点：

（1）让农民看到土地作为资本能带来的收益程度。这一点无需劳政府和专家担心，农民自己会发现土地的机会。

（2）积极发展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村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金。这一点需要政府的介入，使之与新形成配套。不努力构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而将农民土地锁闭的做法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不经济的做法。

第三是伴随大量失地农民的城市化进程。

美国大范围机械化农业生产被视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我国农业开始这种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其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量闲置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要向城镇转移，怎么保证这些劳动力被城镇吸收是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单纯从理论上构想的“农业发展―农村消费增长―拉动内需―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一流程，似乎很难满足中国实际情况。

最后是重视农村教育事业。

农民将土地经营权卖出后，要进城务工，自身所受教育决定了其劳动力价值的大小。打个简单比方，让现在失业的建筑业农民工去从事简单的服务业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说日后大量闲置劳动力能否和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口的程度问题。所以加强国民教育，对于日后城镇化劳动力转移顺利进行有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农村土地的改革不仅要与国家在医疗、养老等一般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相配套，还要与国家的教育保障相结合。前者解决生存保障问题，后者解决发展保障问题。

给予民权比补助民生要强得多，因此，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对于中国经济内需不足是个治本的方法。而政府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默认，对于农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日后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方向对了，路其实还是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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