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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建新话说中国绿松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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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史上的绿松石,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1900年出土的,5000多年前埃及皇后木乃伊手臂上戴的那四只嵌绿松石的金色手镯了。那有着古老用玉传统的中国绿松石在我们的祖先那里,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走访了武汉市博物馆万建新副馆长。

万馆长虽然是一个古瓷研究专家,但对出于自己故乡的绿松石,谈起来仍是滔滔不绝。

如果说起中国绿松石的历史,恐怕只能用悠久两个字来形容。

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文明古国,绿松石很早就与青玉、玛瑙等玉石一起作为装饰品来使用,其历史基本上与人类的发展史相依相随。

传说中,女娲补天所用的石头就是湖北竹山女娲山上的绿松石,竹山一带流传久远的传说也证实着这一点。不过,不管怎样去证实,这终究还是传说。有实物可证的绿松石使用历史起于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

在距今6500~4400年的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两件绿松石制成的28厘米长的鱼形饰物。虽这简易的饰品远不如埃及皇后的松石手镯精美,但在时间上,应该不晚了吧。而与仰韶文化大约同期的红山文化辽宁喀左东山咀遗址中有一祭坛,位于祭坛中心的就是一鸽形绿松石饰品。

可以说,从新石器时期开始,绿松石就开始伴着人类成长,其痕迹出现于中华大地的每一文化区域。

在河南安阳妇好墓中,出土的一对绿松石鸽、大量镶嵌绿松石的象牙杯、石狗、骨蛙、铜戈等物,尽管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出土时质色依然如故,堪称商代饰物中的精品。

1965年出土于湖北陵望山的越王勾践剑,剑格正面嵌蓝色琉璃,背面嵌绿松石,充分显示了春秋时期人们对绿松石的使用和重视。

1987年挖掘的陕西法门寺地基中,考古学家惊诧地发现,唐代皇族与高僧用来安置佛祖舍利的八重宝函中,第七重就是一嵌满了精美绿松石花朵的纯金宝函。看到唐代人们对绿松石如此重视,也就不再奇怪,为什么在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之时,随身携带了大量的绿松石,并用此镶嵌了拉萨大昭寺觉康主殿的释迦牟尼佛。可以说,正是文成公主带去的这批绿松石,开辟了藏族人民喜爱绿松石的先河。

自唐以后,随着绿松石采集与雕刻技术的不断完善,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并逐渐与王权联系在了一起。

虽然有许多证据都在证明史上著名的“和氏璧”就是绿松石,但对于我们古文物的研究者来说,实证仍是最重要的。

从夏商周时起,绿松石就被镶嵌在青铜礼器上,被视为国家王权的象征。之后,各代统治者亦都对其情有独钟。到了清代,绿松石更因其“色相如天”而深受宫廷的喜爱,被称为“天国宝石”,在宫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清代皇帝上朝的朝带、朝珠,皇太后、皇后束发的金约、装饰用的领约,公侯的朝冠,郡主额附的朝带等等,都依规矩镶嵌着大小、数目不等的绿松石,象征着权位、财富和吉祥。

汉民族如此,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尤其喜爱绿松石的藏族人民就不说了,长期生活在长城以外的匈奴族也喜爱绿松石,单于就在其王冠上佩有绿松石。

1972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的匈奴王冠,冠顶上立着一只雄鹰,雄鹰的头部就是以两块绿松石磨制而成,让那绿色的鹰头和金色的王冠在颜色上产生了一种威武与亲和的对比效果。

当然,除王权外,充当宗教图腾物也是绿松石的一个重要功能,这一点在体现得尤为深刻。在所有的藏区,几乎所有的佛和法器、灵塔上都饰有绿松石,绿松石在藏民心里是有灵魂的。

北方民族喜欢将绿松石与王权联系在一起,南方民族则把绿松石与巫、神、鬼联系起来,从三星堆到楚国的青铜器物都将人类难以理解的神秘藏于其中。

总之,不管是由于什么愿因、出于什么目的,从有人类开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绿松石就在中华大地的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与人类的发展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