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的“隐像” 看守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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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中国独立电影是拍摄与观看的关系，不如说这部分人充当了看守的角色，他们维系着独立影像的传统。在外部世界所形成的看守所内，他们既是导演，也扮观众。

“现在很多纪录片拍得也许只有他妈妈会喜欢。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前来为第三届REEL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捧场的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比尔・艾伦霍夫调侃说。

2006年11月2日晚，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三楼，这里是此次REEL CHINA的开幕现场。开幕式也是颁奖礼，周浩的《高三》获得“REELCHINA评委会奖”。

《高三》讲述了一群客家人后代求学的故事，发生在福建省武平县――闽西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武平县一中的学生80％来自农村，肩负着整个家族的重望的他们面临着第一次人生抉择，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全国各地800万备考生，他们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忍受着孤独和寂寞……这部片子触及了不少中国最基本的生活和社会问题，展现了当下一代年轻人的命运。

周浩是在自己的“21世纪影像工作室”完成《高三》的后期制作的，工作室由南方一家传媒集团提供“生命保障”。他说，《高三》加上此前制作的《厚街》所需资金，自己只要掏其中一小部分。正如大多数中国独立电影，它们越想脱离体制，其实越离开不了体制。

自1990年张元独立制作低成本电影《妈妈》以来，中国独立电影制作领域经历了孤独坎坷的16年。期间曾夺得过英国、瑞士、新加坡、荷兰等各大国际电影节大奖，冒出了张元、王小帅、贾樟柯这样具有影响力的独立电影导演。

尽管如此，直到今天，中国独立电影的导演们和电影观众还是处于一种互相“看守”的姿态。观众们对所谓“独立”依旧心存疑窦，远远站在一边，偶尔来了兴致，再恩惠似的瞥上一两眼。

独立电影：更近还是更远?

REEL CHINA在国外办了两届之后，第一次来到了中国。这源于西方世界认识当下中国的迫切愿望。他们希望通过具体的影像，而不是报纸上那些枯燥的数据和消息，来形成对中国的活生生的印象。这次，总策划平杰多少有些欣慰，尽管为数不多，但还不至于无人捧场。

影评人程青松、程春曾经写过《独立电影10年记》：“独立电影的出现，似乎要比独立绘画和独立音乐要晚得多，也要迂回曲折得多。它肯定是受到非独立的因素的严重挤压之后，才悄然出现。”不过独立并不能保证自己绝对自由，即使独立了，那些非独立的因素依旧如影随形。

属于独立电影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纪录片在新时代众声喧哗，段锦川(代表作《八廊南街十六号》)、蒋樾(代表作《彼岸》)、吴文光(代表作《流浪北京》、《江湖》)等是推动“当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干将。不可否认，他们突出显示了当代中国。

新千年后，娄烨(《苏州河》)、王全安(《月蚀》)、刘冰鉴(《男男男女女女》)、王超(《安阳婴儿》)、朱文(《海鲜》)等人以个人努力，让中国独立电影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但“更加自由的发展”，可能还只是个美好愿望。蒋樾曾对“中国没有纪录片制作的传统，也没有纪录片的观念”备感焦虑。

在此次纪录片双年展开幕式上，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艺术策划张冰一上台就大发感慨。她的男朋友一直想去拍云南艾滋病的现状，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

独立电影要慎独

伦敦大学Coldsmlths学院教授，著有《后时代中国的后社会主义电影》的ChrisBerry――语道破：“在后社会主义语境下工作，正如在总体上经济中的市场部门依赖国家部门一样，独立纪录片制片人与国家部门不打交道也没办法办事。他们大多数是在国有电视部门接受训练并在国有电视部门工作多年，他们中许多人现在还是这样，兼职拍独立纪录片，同时在某个电视台拿工资。”

新新一代的独立电影导演，在前人屡遭打击的教训中，学到了生存之道。他们懂得，如果想独立，就必须先舍弃一部分独立。1999年，张元拍《过年回家》时，就想一定要通过(检查)，而且这种努力非常坚定。努力的成果也是巨大的，虽然后来被剪掉了3分半钟。寻求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对接以及生存空间，将成为新新一代独立电影导演的必修课。周浩坦承：“没有人想曲高和寡，他也需要掌声和鲜花，也需要获得更多的认可，如果没有认可，总有一天会失去继续下去的所有激情。毕竟独立电影导演也是人也是有虚荣心的。我也一样。”

那种仅仅是制作方法上的自我依赖，并不能充分说明这就是独立电影。段锦川、蒋樾、吴文光更认为，“独立不独立不是一个名词，它是指你心中独立不独立。”所以，与其说是他们的独立地位，不如说是他们对真实性的个别探索，更好地界定了他们作品。

拒绝任何形式的精英，拒绝任何形式的伪真诚、伪平等，也许是中国独立电影要想在新时代继续保持独立的面目更需要做到的。与其说中国独立电影是拍摄与观看的关系，不如说有一部分人充当了看守的角色，他们维护着独立影像的传统：诚实、骄傲、不屈服。在外部世界所形成的看守所内，他们既是导演，也扮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