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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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②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资源型产业集群；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因素；辨识；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17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4
资源型产业集群是以自然资源开发和加工产业为主导的，由众多相互联系的企业（或机构）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聚集而形成的经济群落[1]。其发展对资源、环境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和破坏性，更需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以及经济、社会与生态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年-2015年）规划纲要
指出，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渐枯竭和受生态环境保护约束的日益加大，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越来越多的资源型产业集群面临着不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迫切需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把建设“两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着力点，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转型升级。而通过作出绿色行为决策，有效实施绿色行为，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并节约资源，减轻资源环境压力[2]。
绿色行为决策是绿色活动的先导，一切绿色管理过程和绿色行为都必须首先进行决策，因此，加强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对促进资源型产业集群发展方式转变、有效实施绿色行为和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1 研究现状综述
目前，国内有关绿色行为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生产、绿色营销与绿色管理方面[3-5]，环境规制、企业预期收益、政府服务、企业社会责任等外部因素成为研究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重点[4，6-10]。另有部分研究认为，企业采取绿色行为并不仅仅来自对外部因素的被动应对，企业自身禀赋，尤其是企业规模、组织能力和结构特点，对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同样具有重要影响[11-12]，一般认为规模较大的企业，接受全球环境标准的压力也相对较大，更倾向于采取绿色行为[13]。而过去10年， 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 其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14]，公众环境意识总体水平的加速上升趋势，为社区利益而发生的公民行动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产生影响[15-16]。
另一方面，产业集群现象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7]。作为一种企业的空间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是多个相互关联的企业或组织在地理上的集中，从而形成了集群特有的集聚效应，使得集群内企业总是通过一定的网络关系联系在一起[18]。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早在1998年porter提出最为经典的产业集群概念时，就已经强调了产业集群的网络特性，集群企业所嵌入网络的规模、关系强度、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地理开放性等网络特征差异导致企业在可接触的资源种类、丰裕程度以及最终可获取的资源均有所不同，因而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在企业的成长性上表现出差异，也使得企业的行为决策易于受到集群网络的影响[19]。同时，产业集群的区位特征（发展空间、可达性、便利性、集聚程度等）[19]、集群中企业在生产链中的位置、企业的目标市场也会对企业的绿色行为-绿色技术采纳决策产生影响[13]。
综观已有研究，多数文献对于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关键的影响因素尚需辨识；其次，对于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多见；第三，现有模型在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普遍未能进一步分析同一因素对产业集群中国有、私营两种不同性质企业影响程度的差异。
鉴于此，本文在文献[3-11]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源型企业的广泛调研，首先选取“环境规制、企业预期收益、政府服务、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禀赋、公众环境意识、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产业集群的区位特征、企业在生产链中的位置、企业的目标市场”这10个因素，同时，充分考虑到资源型产业集群与一般产业集群相比，其发展对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更深、消耗规模更大，而且往往伴随着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事实上，资源禀赋与生态环境是资源型产业集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咨询专家的基础上，认为资源禀赋与生态环境也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因素。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上述12项影响因素进行关键因素的辨识与分析，并进一步分析同一关键因素对产业集群中国有、私营两种不同性质企业影响程度的差异，结合研究发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基于熵权的模糊决策分析
2.1 数据来源及样本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形成与扩散机制研究课题组于2013年4月以及7月下旬至8月中旬在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三地进行的深入访谈和实地调研。
湖北省宜昌市是典型的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磷矿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因此，本研究首先选择享有“中国百佳产业集群”美誉的宜昌磷化工产业集群中磷化工企业的高层领导作为调研和访谈的对象，而寻找访谈对象的方法类似于朋友采样[20]。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开展：促使企业采取绿色行为的动力和障碍；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企业在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邻居企业的协作问题。根据访谈获得的信息并结合文献研究，提炼出12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因素框架，并试图发现产业集群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的影响。
完成第一阶段的访谈后，根据宜昌市磷化工产业集群的实际情况并参考高明瑞和黄义俊[21]的研究，设计出具有良好信度的量表，对湖北宜昌、荆门（石化、磷化产业集群）、河南郑州（煤炭产业集群）三地的30家资源型企业展开问卷调查，其中国有企业16家，私营企业14家，每家企业要求企业家或者负责人以及骨干技术人员各填一份，为了防止所有题项均由同一填写者填写，本研究使用了答卷者信息隐匿法等事前预防措施避免出现同源偏差。调查中实际发放问卷60份，回收55份，回收比率为91.7%；扣除存在明显填写错误及填写不全的6份之外，有效问卷49份，占实际发放问卷的81.7%。样本中，涉及煤炭行业的企业问卷有30份，其他相关产业的企业问卷有19份。
此外，课题组也对资源型企业对环保的认知以及
企业绿色行为实施的真实情况作了具体调查，认为自己企业有污染或能耗问题的占75.1%，有一半以上（67.9%）的企业在过去三年内采取了绿色行为，并且取得了节能降耗的显著成效（89.6%），更有高达95.7%的企业表明在今后三年内会采取更多的绿色行为。可见，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压力下，绝大多数企业已经自觉主动的将绿色行为作为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2.2 评价准则熵权的计算
（1）变量设置。
对于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影响其绿色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如上所述，标记如下：y1：环境规制；y2：企业预期收益；y3：政府服务；y4：企业社会责任；y5：企业禀赋；y6：公众环境意识；y7：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y8：产业集群的区位特征；y9企业在生产链中的位置；y10：企业的目标市场；y11：资源禀赋；y12：生态环境。
选取衡量影响因素关键性的评价准则[22]如下：x1：经济效益影响；x2：社会效益影响；x3：决策可操作性影响；y4：决策效率影响；y5：决策稳定性影响。
（2）确定模糊评价矩阵。
通过专家群决策的评定方法[23]，对于m个评价准则xi（i=1，2，…，m），n个评价对象（影响因素yj（j=1，2，…，n）），可以得到模糊评价矩阵：
政府环境规制的监管作出的被迫式遵从和基于追求企业预期收益最大化作出的主动选择，这同经济发展水平现状和制度完善状况是相适应的。然而，研究也有新的发现，即保护生态环境和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绿色行为决策日益突出的新动力源泉。同时，集群企业所嵌入网络的特征也正在成为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不容忽视的新力量，各资源型企业主体通过集群网络进行交互，已采纳绿色行为资源型企业的示范作用，对于提高其他资源型企业的绿色参与度，以及绿色行为的决策具有非常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2）在置信水平λ=0.99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均将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视为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虽然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这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追求企业预期收益方面具有一致性，两者面对的环境规制压力一样，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且在我国的资源型产业集群中，国有资源型企业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这与现实情况也是相吻合的。
4.2 政策涵义
（1）为了更好的推动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政府应该继续提高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并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把公众对地方政府为生态环境保护而努力的满意程度纳入到考核内容之中，杜绝环境污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发生。
（2）除了传统的、直接的、强制的环境规制外，针对“企业预期收益”这一最关键性因素的现实状况，政府更应该利用多样性的经济调节手段，提高企业环保预期收益，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环保补贴、财政支持等诸多激励措施，降低资源型企业实施绿色行为的成本，提高其实施绿色行为的预期经济收益。
（3）政府还应致力于发挥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营造好的社会导向和舆论监督，提高公众尤其是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完善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渠道与机制，促进企业积极主动的承担起社会责任。
（4）政府充分发挥好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的功能，加强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通讯等，促进绿色行为和知识信息在集群成员之间的交流，构建和完善基于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区域绿色行为网络，主要措施包括：①
建设工业园区，培育产业集群集聚载体。
②建立健全中介机构，完善产业集群服务体系。
③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集群特色优势。
④延伸产业链，拓展产业集群发展空间。
（5）针对生态环境、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资源型产业集群中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差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性质的差异性，在保证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尽量细化标准，制定详细的企业绿色行为评价体系，政府根据不同性质企业不同阶段需求不同的特点“投其所好”，致力于提高企业实施绿色行为的综合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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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n Critical Influential Factors of Green BehaviorDecisionmaking for Enterprises in ResourceBased Industry Cluster
HAO Zutao1，2 YAN Liang2 XIE Xiongbiao2 DUAN Xuhui2
（1.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green behavior， which decid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enterpris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ose resourcebased industry cluster to find a Chinesestyle lowcarbon wa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in this paper， which involves 30 enterprises in three resourcebased industry clusters in Hubei Province and Henan Province， namely Yichang， Jingmen and Zhengzhou.Then entropy weight decisionmaking model is applied to identify critical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enterprises’ green behavior decision making in those areas.In addition， from the horizontal perspective， the paper also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riticality differences of key factors influence on various nature of enterprise’ green behavior decisionmaking.It is found that：①Under the confidence level of λ=0.99， the criticalities of five key factors which includes enterprise’s expected revenu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e 0.999 8，0.998 2， 0.997 7， 0.996 3 and 0.994 8 respectively. ②Although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s fails to affect their overall grasp of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five criticalities of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varies from different nature of enterprises.And the expected revenue drive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nstraint are two types of origin of resourcebased enterprises’ green behavior，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consistency in the pursuit of expected revenue.Moreover， facing the sam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essure， the criticalities of enterprises’ expected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re very close to different nature of enterprises’ green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Compared to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stateown enterprises tend to make green behavior decisions based more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criticaliti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higher than to private companies. Industry cluster network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enterprise to get external resources.In Chinese resourcebased industrial clusters， resourcebas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sually is the dominant， and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affect the decisions of other enterprises.Relatively， due to its small size，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operations is more flexible， and it’s more susceptible to industrial clusters of the network.The criticalit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n the private companies is higher tha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Finally，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re concluded and some relative policy suggestions which are contraposing the fiv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resourcebased industry cluster； green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critical influential factors； identification；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