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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亨利・卡蒂亚-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在1932年重返非洲,当他看见一张沙滩上的非洲儿童冲向浪花的照片,“我必须说,这张照片对于我来说,就像点燃烟花的火星一样”,他在多年后回忆说,“我都不敢相信这样美好的事情可以被记录在照相机里。我大叫一声,‘真该死’,拿着相机走上了街道”。布列松在这之后拍出的作品,就像策展人彼得・加拉西(Peter Galassi)曾写过的那样,成为“现代艺术中最伟大、最全神贯注的作品之一”。
有多少非洲人参与了这张照片的拍摄一直存在争议,但它看起来是如此和谐。它象征着卡蒂亚・布列松一直羡慕的对生活乐趣的捕捉:三个的男孩,白色浪花和太阳照耀的海水映衬下的轮廓,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几何构图。
拍摄这张照片的人叫马丁・芒卡克西(Martin Munkacsi)。作为一位匈牙利出生的,德国主流新闻摄影杂志《柏林画报》的明星,马丁曾是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之一。稍后一段时间,马丁在纽约达到了自己荣誉和财富的颠峰地位,自称是当时世界上报酬最高的摄影记者,给卡梅尔・斯诺(CarmelSnow)和阿列克谢・布罗多维奇(Alexey Brodovitch)影响下的美国时尚杂志《哈泼芭莎》(Harper’sBazaar)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马丁・芒卡克西的名字如今已经不彰,甚至在摄影圈也是如此,但这同时也洗干净了其乞求一份《哈泼芭莎》的工作、最后不得不典当照相机的不堪往事。
1月19日,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举办了两个展览,一个是为马丁・芒卡克西办的,另一个是为卡蒂亚-布列松办的。可能两个人都会感激这个巧合。
在巴黎布列松基金会的《布列松的剪贴簿:照片1932-1946》中,有卡蒂亚-布列松本人贴上相簿的、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中期的照片。相簿总结了他当时自认为拍得最好的照片,使其成为一本摄影自传。1946年,他带着这本册子从巴黎来到纽约,寻找策展人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进行展览。
在二战初期,卡蒂亚一布列松曾被纳粹逮捕过。当《现代》杂志(Modern)的策展人碧芒(Beaumont)和南茜・纽霍(Nancy Newhall)夫妇为他筹划一个回顾展时,他甚至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而他活了下来,并越狱(三次)出来为抵抗力量服务。1947年,这场名为“普瑟摩斯”(posthumous)的展览举行,他本人还出席了活动。
之后,卡蒂亚一布列松把剪贴簿藏了起来。一开始藏在手提箱里,随后半藏半露地放在书橱里,几年后他把这事告诉了妻子,摄影师马丁・弗兰克(Martine Franck)。这是卡蒂亚-布列松最珍贵的财产,为了保存这本剪贴簿,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直到她发现,在他晚年的某天,他把照片从剪贴簿里已经破碎了的纸上挪开。
这次展览尽可能逼真地复原了剪贴簿原来的布局照片的顺序,照片的数量较之1947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那次要稍微多一些。这是个很耗眼力的活(戴着放大镜),不是所有的照片都那么棒,但对于那些想了解卡蒂亚-布列松的人而言,这是一扇很好的窗户。它全面考察了他拍摄于西班牙、意大利、墨两哥、英国和法国的革命性作品,这些都是在他建立玛格南图片社、掀开人生新的一页之前。
这次展览有些熟悉的、有趣的,也有些不那么熟悉的照片,如“伦敦海德公园乔治六世举行加冕礼处的人群”,“法国马恩河畔野炊的人们”,“西班牙瓦伦西亚的”。这里也有“墨西哥胡奇坦城的街头流浪儿”,“墨西哥城的乞丐”,“马蒂斯躺在尼斯家中床上”等照片(粘在新修复的一页相簿上),还有英国画家伯纳德的照片,以及戛纳河上俯身冲下来和隐藏起来的容易受惊的鸟儿。
在马赛附近的耶尔,一个曲折盘旋的楼梯底下,一辆飞驰而过的自行车的照片也在这里。盘旋的楼悌形成的对称性效果,看起来就像他在飞机上俯拍的一样。这个世界充满了适合表现的节奏和神奇的形态,只要你有一双能注意到它们的眼睛。这就是卡蒂亚-布列松的理念,你在这个剪贴簿里可以看到他是怎样调试一个角度的,另一方面,他在拍照时,已经在心里做过构图了,再抓住一个决定性瞬间,最终完成照片从理念到现实的转化。
卡蒂亚-布列松对那些不可思议的细节的感受力把他与超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者的智慧联系到一起,但是不像其他超现实主义者,他一贯承认人类价值。男孩在他的镜头前扮鬼睑。在闲逛。他们的凝视把他们与我们拉向了平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