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脱掉这件现实主义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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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契诃夫
“没有人像安东・契诃夫那样透彻地、敏锐地了解生活琐碎卑微的悲剧性，在他以前还从没有人能够把人们生活的那幅可耻、可厌的图画，照它在小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毫无生气的混乱样子，极其真实地描绘给他们看。”高尔基说。
但这是高尔基所理解的那部分契诃夫，他把这个局部契诃夫用到了他自己的作品中。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他按照生活“毫无生气的混乱样子”，为我们“极其真实地”描绘了他那个时代的俄国，那个时代的底层社会。在高尔基的画面中，有踏坏的道路，龌龊的房屋，有使读者的心为之抽紧的那种悲惨，但不会有悲剧的利箭突然冲我们的前额射来。这是他们两人的差别，其相距之远，犹如天壤。据安德列・别雷的看法，在修辞与文体方面，他们之间亦有天壤之别。
有证据表明，契诃夫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或者说，中国对契诃夫的研究还很不够。
――契诃夫是谁?是那个写过死了儿子的马车夫的作家吗?
――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创新，不断地创新，为什么要去翻陈谷子烂芝麻呢?
――为什么要谈论那个死了近100年的俄国人呢?卡佛(美国作家)岂不离我们更近!
一些有锐气的且喜欢俄罗斯文学的青年思想家则忙不迭地向索尔仁尼琴、弗拉基莫夫等人致敬，当然也不会顾及这位极端谦虚、喜欢把思想悄悄地藏起来的作家了。有人请他分析《海鸥》中的作家是哪种类型的人，得到的回答却是：“他穿花格裤子。”这就是契诃夫表达思想的方式。
自50年代起，我们把“批判现实主义”的外衣套到了契诃大身上，且把离脖子最近的那粒政治风纪扣扣得紧而又紧，这自然妨碍我们对他的理解；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他又被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乔伊斯等“斯”挤到了角落里。
在茅盾、巴金、曹禺那里，契诃夫占据着很高的位置，可惜他们形诸文字并留存至今的只有片言只语。
在《北京文学》编辑部的半地下室里，头发花白、德高望重的女作家张洁不止一次地谈起过她对契诃夫小说的喜爱；也正是张洁，为使上个世纪30年代知名作家骆宾基的长篇小说得以出版而奔走呼吁了很长时间。
“我们的细节在人家那里成了情节，”一位有眼力的编辑告诉我。假如他所说的基本属实，那么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既然筛子的孔眼比人家的大许多，自然，契诃夫或契诃夫中的伟大部分就极容易被漏掉。这位编辑的后半句话是，“我们的情节在人家那里则是整个故事本身。”
因“发现”了契诃夫而热泪纵横
在契诃夫诞辰100周年或150周年之际，我们的文学界也会为他举行―些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德高望重的学者们会号召中国作家向这位大师学习。学什么呢?学精炼的语言，高度的概括力，对社会痼疾及庸俗现实的批判(“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对软弱自私的知识分子的讽刺等等。
可是高尔基在写他的自传体小说时，却向他学得很好。包括卡佛在内的―些简约派作家则公开向他致敬。在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契诃夫的影子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小说集的地位是公认的，它被认为是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短篇小说集之一。弗吉尼亚・吴尔夫认为，“对现代英国小说哪怕进行最初步的评沦，也不免要提及俄国人的影响，而只要一提俄国人，我们就不能不感觉到：写文章谈小说，若撇开他们的作品，那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前苏联作家楚科夫斯基在评论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在晚年时曾因“发现”了契诃夫而热泪纵横。
契诃夫在一封信中阐述了自己的小说原则：“我们必须写简单的事情：比如塞米诺维奇怎样和伊凡诺夫娜结婚了，就是这样。”他排除了在这两个普普通通的人结婚时，第三个人从钟楼上跳下来的可能。这也许可以归结为：契诃夫摈弃了基于情节巧合的戏剧性。
弗吉尼亚・吴尔夫对这一点讲得最为透彻，她举了《古塞夫》的例子：“几个被遣送回国的俄国士兵病卧在床上。我们读到了他们的一些谈话片断，―些思想活动。然后，有一个士兵死了，被抬走了。别的士兵继续说了一阵子话。最后，古塞夫也死了，样子像一根红萝卜或白萝卜，给丢进了海里。”吴尔夫女士接着评论道；“小说的重点放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乍看起来好像根本没什么重点。然而，当我们的眼睛开始习惯了晦暗的光线，把搁在房间里的东西的轮廓一一认清之后，这才看出这篇小说写得多么完美而深刻，而契诃夫又是多么忠实于自己的视觉印象。他挑出这一点，那―点，外加一点细节，将它们排列在一起于是就构成了崭新的内容。”
细胞本身变成了一个奥秘
评论家别雷出于象征派理论的需要提小了“木已非木”及“多样性奥秘的集合”的观点。在契诃夭的作品中，的确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及多种秘密的复合，但这是由生活本身的复杂性造成的在矛盾及奥秘的后面有着一个极其清晰的头脑。我个人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细胞”的意义并没有滑离，它像基因―样把它的密码藏在厂细胞的内部。契诃夫的“细胞”所包含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容量和体积。他的笔触是轻盈机敏的，他的夸张由于常在微观的层次上进行，因而不太引人注目。这些丝毫也不特殊的“细胞”却能够震撼读者的心灵，或者强度虽然不大，但具有持久的感染力。他熟悉并善于调动幽默的一切手段，常常把幽默与悲剧性同时偷运到“细胞”里。在他的优秀作品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幽默与讽刺会使悲剧性变得越来越强烈，甚至可能会像原子的链式反应一样达到爆炸的程度。他有着不逊于古希腊人的命运感，们在他那里，站在俄底甫斯国王身后的合唱队，不是从血腥的情节里，而是从具有两种成分的“细胞”里发出声音来。罗丹曾依掘但丁的《神曲》雕刻过一件名为《地狱之门》的作品，让那些在地狱里备受煎熬的人们攀附在“地狱之门”上；一个作家若要使其人物也攀附在“地狱之门”上，通常是必须依靠大手段的，但契诃大却是用小工段做到这一点的作家。
在阶级斗争学说尚未兴起的年代，小说《新别墅》竟然成了“生动地描绘”地主与农民冲突的作品。在他死了50年后，小说《在朋友家里》与剧作《樱桃园》依然被叶尔米洛大看作是富有“诗意”的作品，这位研究厂20多年的契诃夫专家因此获得了1950年的斯大林奖金。对于中篇小说《灯光》及《我的一生》，批评界最初的反应是一片沉默；对于契诃夫不想被删改一个字的《主教》，则用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打发掉了。可能就连他本人也对能否真正被理解丧失了信心：“我实际上是孤独地活在以上，正如我将孤独地躺在坟墓中一样。”后半句话表明，他认为将来也不会被理解。
事实证明，这一回却是他错了。他的小说首先在英国、继而在美国得到了惊人的好评。女作家曼斯菲尔德愿意川莫泊桑的小说全集去换取契诃夫的―个短篇。刨去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恩怨因素，这也是―个绝对出乎预料的评价。毛姆则认为，“今天，在最好的评论家的目中，没有一个人的小说占有比契诃夫更高的位置。”作为小说家的契诃夫这一回超过的是作为戏剧大师的契诃夫。据周启超在《世界文学》1998年第5期中的介绍，近些年来，契诃夫作品中的―些利非现实主义的因素，在俄罗斯受到了空前热烈的关注。
绝望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
在最近的“契阿夫学”著作中，有学者俨然声称：契诃火乃是20世纪的作家，但没有这个世纪时髦的风尚；乃是一个象征主义者，但没有这个流派的宣言及其在塔上的彻夜祈祷，乃是一个先知，但没有那种辞藻华丽的预言。
在俄语布克奖连续3年颁给后现代派作家的90年代，契诃大的声誉依然有着足够的攀升及反弹空间，这岂不是一件咄咄怪事?
―位很有抱负的年轻作家在电话中说他感到绝望，这时我便想起了《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的结尾。即便是在现实中，契诃犬也是有用的，他至少使我可以握紧话筒，学着奥丽雅安慰利沃夫娜的腔调说话：这些都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
尽管伟大的契诃夫通常是指《草原》以后的契诃夫，但翻泽家汝龙仍然不辞劳苦地把《草原》以前的作品翻译了出，来，这部分作品在《契诃大小说全集》中占了一‘大半的篇幅(其中的许多作品依然是杰作)。在本文行将结束时，我觉得何必要用黑体字向汝龙先生表示敬意，我想每一个喜爱契诃夫的人大概都会赞同我的做法的。在五六个人用三四个星期竞相“移译”的时代，不这样做才是有失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