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第一镇”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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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镇上有了制衣厂，沈艳、曹志虎将重复哥哥姐姐们的留守儿童命运。

沈艳10岁，姐姐沈美娇14岁之前一直跟着奶奶生活，数年才能见到一次父母。曹志虎4岁，哥哥曹志龙16岁之前一直留守在老家。这些孩子都来自四川省金堂县竹篙镇，由于1988年当地政府就组织农民工到东莞打工，竹篙镇因此被誉为“中国打工第一镇”。

竹篙镇1990～2008年间出生的孩子多数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不少人更是从一路留守到进城打工。竹篙镇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全镇共5万多人口，1997～2004年间全镇约有1.7万人常年在外打工，留守儿童保持在2000～3000人之间，顶峰时超过4000人。

得益于省内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如今10岁的沈艳一直在妈妈身边长大，4岁的曹志虎也结束了短暂的留守儿童命运，有母亲常伴左右。2013年年底，竹篙镇留守儿童为1200多人，今年5月的最新统计数字是1100多人。

辉煌：曾经的打工第一镇

从成都一路向东到达金堂县城，再在山地丘陵中的蜿蜒道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路边出现一栋接一栋的两三层高的水泥房，绵延数百米。这里就是成都最偏远的乡镇之一―――金堂县竹篙镇。

推开路旁一座楼的狭窄铁门，便进入了竹篙锦州制衣厂，数百平方米的厂房内，数十名女工在近百台机器旁紧张工作。厂子里除了女工，还有不少孩子：10岁的沈艳在附近玩耍，4岁的曹志虎老是抱着妈妈的腿，三岁半的许子涵躺在妈妈工作台上的摇篮里睡睡玩玩。

就在数年前，偏远的竹篙镇还很少见到年轻人的行迹，只剩下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住在一栋栋的水泥房子里。镇上唯一的主街空空荡荡，不时有一些少年一路玩着路过。这一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打工潮。

1988年，竹篙镇政府组织了第一批50名女工到东莞的制衣厂打工。曹志龙的母亲杨丽和竹篙锦州制衣厂老板王红琼当年17岁，坐在开往东莞的大巴上，眼里裹着泪水与不安，看着父母亲人渐行渐远。她们的外出令村里谣言四起。去东莞做什么？为什么招的全是女工？

为了粉碎谣言，这批姑娘在当年坚持回家过年。“我妈妈在家里哭，到处都是谣言，说我们在外面做不正当的事。”王红琼的回忆中充满气愤。那次回家之旅也是这些年轻女孩经历的最辛苦旅程。“从武汉转火车，厂里只买到16张坐票，40个人挤着站在一起，行李堆得托着下巴。”王红琼说，三天三夜后，她们脖子僵了，身上也肿了。

当第一批女工安全回来还带着打工赚的钱，所有人都卸下了心理顾虑。于是政府组织、前人带后人、自发外出，竹篙镇的外出务工潮大幕拉起。

很快竹篙镇就走空了，接下来金堂县的农村也空了。1997年，竹篙镇劳务输出达到2.2万人，占当地总劳力的71%。这一年，东莞外来工人数首超本地户籍人口，达到155.46万人，其中22.7万人来自四川。东莞厚街开始出现金堂人的聚居区―――金堂街，高峰时期有金堂人3万多。金堂县在此处还建立了党支部，县外宣办杨主任一到年终就常被派往东莞慰问。

到1992年，珠三角用工需求剧增。当年四川省外出务工人员增幅也创下历史纪录，累计外出打工人数从122.3万人飙至450万人。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曹庆介绍，2000年四川全省有农民工1120万人，到了2003年有1370万人，去省外的就占了900多万人，多数是去往珠三角。这一数字此后仍一路上涨，2013年年底，四川省农民工数量达2400多万人。

尴尬：留守引发社会问题

如今，王红琼专门在二楼辟出了一个房间供孩子们玩耍，工人们休息时便可以上去陪陪孩子。有了父母陪伴，这些孩子再也没了哥哥姐姐小时候那种孤独、恐惧和缺少安全感，他们也不再性格敏感、害怕说话。

竹篙最早感受到了劳务输出的好处，也最早感受到了劳务输出的痛楚―――那些打工潮期间出生的孩子多半经历了一个孤独的童年。在留守儿童问题最严重的1997～2004年间，竹篙所有的小学留守儿童比例都在百分之六七十。

曹志虎的哥哥曹志龙1991年出生后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直到16年后的2007年，母亲杨丽才回到家乡的制衣厂工作。而此时，曹志龙又要离开家乡和亲人，踏上打工之路。杨丽觉得与大儿子曹志龙隔膜很深，他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不听管教。

在竹篙西部100多公里的成都火车南站附近，沈艳的姐姐沈美娇努力地憋住泪花。只要提起留守经历和父母，她总是会大哭。今年20岁的沈美娇有近14年的留守生活。在沈美娇1岁3个月大时，父母就去广东打工，留下她和奶奶单独生活。4岁时，她再一次见到父母，但完全不认识。沈美娇说，虽然知道是爸爸妈妈，但当时总感觉突然出现两个陌生人要叫爸妈，非常震惊和害怕，不知道怎么说话。

打工潮让竹篙镇建起了一栋栋砖瓦房，后来又换成了小洋楼。上世纪90年代，竹篙镇每年收到的劳务汇款都在5000万元以上，1997年后开始突破1亿元大关，同年竹篙全镇达到小康标准。然而，越来越好的居住环境却让孩子们感到更深的孤独和更大的恐慌。偌大的房子，空空荡荡，卷帘门后，水泥墙壁围着一张八仙桌，满脸皱纹的老人牵着一双稚嫩的小手，伫立门前，看着陌生的外地来客。

并不是所有留守儿童都能健康长大。王红琼所在队上（村民小组）有个孩子，因为爷爷管不住，在门外飙摩托车死亡。竹篙镇副镇长肖刚介绍，2000年前后还有小孩吸毒和被人拐卖的个案。大量留守儿童无人管教，天天泡网吧，引发不少治安事件。

回归：经济发展引候鸟归巢

1999年，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成都工业开始快速发展，竹篙当地的基础设施也迅速改善。同年，成南（成都到南充）高速公路开建，贯通金堂县南部5个较偏远的乡镇。2002年，成南高速通车。

金堂县工业发展也非常迅速，计划投资40多亿元的金堂大道纵贯南北所有乡镇。成阿工业园淮口镇园区2009年开工，短短一年便引进总投资超过百亿元的项目近40个，创造数万个就业机会。丰富的人力资源正是这些项目选择落户金堂的原因。

2011年，成都市确立了竹篙轻工业园区的规划，主要以制衣、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同时也是全国农民工回乡示范园，同等条件下回乡创业者可优先使用。

最早返乡的是王红琼。她是竹篙第一批打工妹，如今她的工厂又留下了一批妈妈，像杨丽、邓冬娥、吴秀彬、李素芳等妈妈们先后扎根家乡，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工作。他们的孩子沈艳和沈美娇姐妹、曹志虎曹志龙兄弟等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转折。

办厂不容易。王红琼到处找订单，找销路，直到今年初获得四川省教育厅认可，开始承接校服业务。考虑到妈妈们的特殊需求，工厂管理也非常特殊。王红琼没有将所有工人集中管理，而是将竹篙镇作为总部，同时在各社区设立小厂，派人去管理，每个点二三十人。工厂采用计件工资，要是家里或者孩子有什么事，女工随时可以请假回家。也因此，王红琼接单后在安排工作量和交货时间时，一般要准备50%以上的“抛锚率”。

王红琼的制衣厂留住了一大批妈妈，高峰时期有300多名女工就业，竹篙总部最多时有200多人，现在维持在100多人。工作之时，妈妈们能听到孩子的欢声笑语，孩子顽皮了也能及时管教。

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前往东莞厚街镇金堂街慰问的金堂县外宣办杨主任变换了角色，他到处联系外出务工的金堂人返乡创业、就业。这在当地被称为“回引”工程。竹篙副镇长肖刚介绍，除了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驱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另一原因是留住爸爸妈妈，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变化：经济大发展 在家乡就业

竹篙镇是整个四川的一个缩影。竹篙镇所在的成都市金堂县共有21个乡镇，总人口89.03万，外出务工人员常年在18万人左右，2008年时有留守儿童1.7万人，2013年底减少到1.1万多人。

据四川省教育部门统计，2005年全省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学生约280万人。2007年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达300万人。2009年上半年，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约221万人。2013年，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共有农村留守儿童223.13万人。

总体来说，四川省的留守儿童人数在减少，更为关键的是外出务工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

据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统计，2003年，全省农民工总数1370万人，去往省外的有900多万人，省外首超省内；2011年，全省农民工总数2300多万人，省内1091万人，省外1205万人，省外人数绝对值首次出现减少。结构性变化出现在2012年，当年省内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再次超过省外，全年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2414.64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就业1291.87万人，同比增长18.33%；省外输出就业1117.27万人，同比减少7.3%。

人口流动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发展和政府工作的效果。2008年3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意见》下发，意见提出依托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导和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务工、创业，实现由输出劳务向输出产品的转化。同时出台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如今，“经济大发展，就业不离乡”，“家乡再创业，建功试验区”等宣传语遍布竹篙等乡镇。

“新市民”成时代主流

留守儿童问题逐渐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观念的变化。在成都生活了3年的沈美娇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她想在成都市扎根，“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四川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曹庆表示，根据统计，以1980年划线，现在四川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57%以上，老一代农民工因为观念、家庭和社会制度的原因，不能融入城市，但新生代农民工没干过农活，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官方也开始用“新市民”来指称这些新生代农民工。

“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是举家外迁，独生子女多，很少把孩子丢家里，他们更看重孩子，也更看重城市的教育资源，希望改变下一代命运。”曹庆表示，虽然现在留守儿童仍较严重，但在渐进地解决。现在四川已经放开成都外所有城市的落户限制，加上农村产业的发展，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突出现象，有望成为过去式。

“留守儿童问题根本的解决还是在父母方面，以及当地产业发展和国家户籍、教育、社会保障政策方面的调整。”曹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