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孩子的春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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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布劳-邓肯模型及其拓展模型为基础，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找出了父亲教育水平、父亲职业地位及本人教育水平、政治面貌、性别、户籍、关系网络等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力大小，从而呈现了当代中国的阶层流动现状，并认为权力因素、城乡差别和教育不公平是阻碍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而缩小行业差距是促进阶层流动的方式之一。

【关键词】布劳-邓肯模型 地位获得 阶层流动

一、引言

近年来，社会分层与流动的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2011年， 《南方周末》一篇“穷孩子没有春天？”的报道指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出身越底层，就读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当代中国出现阶层固化趋势。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流动的受阻有着强烈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贫穷家庭将很可能陷入贫困之中无法翻身；另一方面，社会增加的财富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上层群体之中。阶层流动受阻，加大了社会分化与贫富差距，使得国家整体财富增长的同时，处于贫困地位的人群的发展受制，陷入恶性循环。因此，了解当代中国的阶层流动性现状，找出阻碍阶层流动的是哪些因素，对于我们思考脱贫问题、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很有意义。社会阶层流动一直是社会学研究重点之一。在微观层面，对地位获得模式最为经典的探讨就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根据对当时社会的实证研究，提出的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地位获得=

他们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获得是由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共同导致的，并且先赋因素对后致因素也有影响，本人教育程度、初职和现职既是自变量也是中间变量。此模型的提出，为人们理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提供了有力的解释。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各地实证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分别对此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拓展，认为还有一些因素也至关重要，包括性别（李春玲，2009）、族群（Bonacich，1972；Wilson，1987）、同期群（Turner， 1960）、政治忠诚（Walder， 1989）、单位地位（林南与边燕杰，1999）、关系网络（费孝通，1984）。本文利用拓展后的模型，来研究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因素。

二、实证研究

本研究数据全部采自2008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

）。该调查以2005年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抽样框，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城镇范围内采用分层的四阶段PPS不等概率系统抽样，共完成城乡样本6000个。表1列出了基本模型中需要的所有变量：

采用OLS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从表中可以发现：第一，本人教育水平深刻影响着职业地位。这一点在模型二中尤其明显：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初职地位可提高约2个单位。在模型三中，多接受一年的教育可使现职地位提高约1个单位。

第二，父亲受教育水平主要是通过影响子辈受教育水平来作用的。模型一中父亲教育水平显著，但当我们控制了本人教育水平后，回归系数明显变小且不再显著。父辈教育对子辈教育的影响力可以由两个因素解释：第一，父辈素质决定家庭环境，拥有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的子女更容易在学习中表现良好；第二，在义务教育之后，能否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与智力因素有关，而智力因素带有遗传性。

在模型一中，通过比较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发现，对子辈教育水平影响力最大的是父亲职业地位，回归系数为0.556，而不是教育水平。由于本人教育水平深刻影响着本人职业地位，这意味着父辈地位对子辈地位影响力很大，权力在其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因为“职业地位往往同职务、职权或特权联系在一起”（翁定军，何丽，2007）。我们所测量的职业地位高低，是指具体职业所含有的权力、财富、声望的差别而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差别。（仇立平，2001）。

三、结论

通过本文的回归分析，笔者认为拓展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对当代中国社会地位获得现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阶层流动的状况；使我们知道了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性别、政治面貌和关系网络等通过不同的机制对社会流动产生着深刻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第一，各种社会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本人受教育水平促进或阻碍个人的阶层流动，教育的不公平是阻碍阶层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二，权力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依然比较明显，这些都可能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第三，缩小行业间差距是促进阶层流动的方式之一，需要得到重视。（本论文使用数据全部碜灾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的数据协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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