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疯子段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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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奕宏已经习惯了在摄影棚里被摄影师、时尚杂志的编辑们“摆弄”和拗造型，但显然，有时他又不那么“心甘情愿”。对他来说，太装腔作势的事情他不能接受，因为没有“我”存在，不像他揣摩角色那般有种创造的喜悦和自由。于是，他每每从这种颇为模式化的操作中寻找自己的兴趣点，“我挖掘自己此时此刻静止的状态，内心看到了什么，试图能将它表达出来”。就像对待自己所接的每一个角色一样，在摄影棚里摆pose他也爱注入自己的思考和设计。这么一来，摄影师有时会感到效果惊喜和意外，而他自己也很情愿了。

“愿不愿意”对段奕宏来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儿。

同时从这一点也隐约能看出，他是个凡事较劲又爱过度思考的人。事实上，在短暂而零散的化妆间隙采访他，他的善思和真诚为这个采访达成某种程度的圆满起了作用。

不疯魔，不成活

这十多年来，他一直在默默地演戏。最早他是以一个文艺青年的样式被人称道。在孟京辉导演的2003年版戏剧《恋爱的犀牛》里，他饰演的“马路”把更多的文艺青年震撼了。他身上那股略带疯狂的偏执、忧郁、苦涩劲儿，活灵活现地表现出小人物的倔强和不肯妥协这两样情感灼热交织的矛盾。

他还拍过王小帅的电影《二弟》和娄烨的电影《颐和园》，这两个文艺片导演所拍的片子曾经都被冠以“地下电影”的标签，始终没有在院线里上映过。因为主演《二弟》，他获得了新德里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他称自大学毕业后接拍的第二部大戏《刑警本色》，是为他赢来很多赞誉和机会的一部电视剧。可当时他还差点不演了。

在谈片酬的时候，片方打算只给刚出校门的他800元，这部戏同时还有王志文、李幼斌这样的大腕出演。段奕宏的倔劲儿上来，打算不演了。对方没想到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会拒绝这样的机会，结果又加了钱。至今他回忆起来，觉得自己从没为了钱而拍过戏，可这一部，他也不知道算不算，并且反思自己当时的年少莽撞。

在这部戏里，他饰演的杀手罗阳让人印象深刻。在此之前很多人以为他不是职业演员。待到他分配进实验话剧院后，有一天去看石维坚老师的朗诵会，被问“你不是演杀手罗阳的吗？哪儿的？”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是实验话剧院的。”石维坚很惊讶，“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非职业演员呢。”

据资深媒体人何东回忆，当年《刑警本色》关机时举办新闻会，有好多记者都围着大明星采访，而段奕宏就安静地悄悄闪在一边。是王志文走出记者包围，专门把段奕宏拉过来对大家说：“他是段龙（他那时还没改名），非常有戏的好演员。”

他称自己不太爱说话，在陌生环境中就更拘谨了，相当内向，见人有些羞涩、局促。只有在演戏的时候才会更放松、更自如。

他演起戏来像个戏疯子。当年中戏的同学都称他为“戏妖”，佩服他演戏的态度认真，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态度这么多年都没变过。

出道十多年才红，这些年他演的角色跨度很大，军官、书生、商人、神探、时尚摄影师、陕北农民让他大火的是电视剧《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前者的军人“袁朗”这一角色让他收获美誉，后者让他受到争议。在颇受争议的《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军官“龙文章”是他演艺生涯里最难忘的一个角色，许多人都会用“妖孽”来形容这个颇带试验性的角色，在国产电视剧里像龙文章这样另类的军人形象，也是第一次出现。他自己和“龙文章”的影子重重叠叠，简直可以称之为“不疯魔，不成活”。

而在王全安的新片《白鹿原》中，面对如此庞大的史诗题材，他感到特别忐忑，诚惶诚恐。他称在自己身上，之前“袁朗”、“龙文章”的东西很难剔除，如今是要“摒弃一切进入‘黑娃’这个角色”。看过《白鹿原》的观众中，有人说，“我被这个电影尤其是‘黑娃’紧紧地按在电影院的椅背里，不能动弹。”

演了这么多人物，他说自己没有特别适应、特别得心应手的某一种固定类型。每一个类型都是经过了智慧开发之后的自我创作。“对我来说，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的入境方式。”

“最好的演员会为每一部戏发明一种方式，老段属于此列，极少数派。”与段奕宏两度合作的编剧兰小龙这样评价他。

自我怀疑也是种野心

《刑警本色》之后，由于生性不善奉迎，也不愿意求人，他的生活曾经困顿到一直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憋着无戏可演。

但这都不是他最困境的时候，也不是考大学一直考了四年，直到19岁才考上中戏，从新疆伊犁来到北京读书。

最焦虑的其实是在大学的四年。“对自己前途的衡量，对自我阶段性的质疑，使得我每天都在痛苦中生活，每天都带着困惑和茫然生活。这把我变成一个问题少年，并且由轻度忧郁症趋向重度忧郁症的阶段。”他说那时非常没有底气，跟周围人相比之后，感受到很直观的差距，更是对自己的一切都不满意。

有天他突然获得了解脱，“我先确信自己就是一张白纸，不能拿白纸跟油画去比呀。”“与其那么忧愁，不如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好，解决一个，就有进步。”他开始越来越喜欢这样改进自己、发现自己的过程。

现在别人说他淡定，他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积累，他不可能走得这么结实。“久而久之找到了自己的路数，心里踏实了。”

那一段时间帮助他很大的是书籍，安抚了他身上的躁动、恐惧、不安全感。他看《梵高传》《梅兰芳传》，看布莱希特、平克・弗洛伊德，发现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开始的，各有各的磕磕绊绊和艰难。“我发现怀疑自己其实是艺术创作最好的心理状态。一时的沾沾自喜和成就感，不足以代表我对未来的认定。”

有的时候他又觉得最没有底气的大学四年反而又是他最雄心勃勃的阶段。这听上去显得自相矛盾，但是他依然有一套自我解释。

“现实带给我的虽然是自我怀疑，但是我找到方向了，找到了充满希望的力量，找到了克服恐惧感的力量。我觉得是一种雄心，同时还是一种野心，只不过这种野心不是外露的，是自在的。”

他把这种“倔”和“轴”归结为身为新疆人，那种存在于土壤和血液里的东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自己有股子“狠”劲。

大家都在叫好时未必真好

可以说，在话剧上田沁鑫和孟京辉两位导演给他开启了很大的能量。而康洪雷则改变了他以往对自己的认识。

与康洪雷的合作几次失之交臂之后，直到这一部《士兵突击》。起初他不愿意接演袁朗，因为不知道怎么演，又不想重复以前的军人形象，他找不准这个调子，演不好，人会像一个钢板。

结果康洪雷还是把难度交给了他。

他是没有一点信心地上了这部戏。那三个半月的拍摄也是在忐忑不安、极度不自信中度过的，最后呈现出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康导让我认识到了对职业的敬畏心，我很庆幸到现在这种敬畏心依然没有改变。”

他屡次提到突破，对模式化表演的不甘心。“朋友说我非常轴，较劲，自我角力。我当然知道我自己的出发点，就是想有所突破，有所变化。突破其实是很难受的，同时再加上旁人对你的怀疑态度。但我对创作本身的认识就是这样的，当大家拍手叫好时未必是真的好。”

从前他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现在也放下了，整个人更加松弛、更加无所顾忌。十多年来的演艺路并不是一帆风顺，身处这个娱乐圈，也能看到一些势利的东西，但是他认为自己身上本色并未改变。

有人说他给人的感觉是宠辱不惊，他觉得也不是从来没有过欲望和浮躁，只不过这些他都自我消化掉了。即便是因为《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而最红的那一阵，他也不是特别膨胀。

“我的自知之明起到了作用。观众喜欢的是这个人物，我真正是什么样子，他们可能未必会喜欢我。从事这个职业，被这么多人喜欢，有时候是幸福，有时候是动力，但我很清醒，始终沉迷在观众的声音里，沉迷在过去之中，你可能翻不过去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