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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是一个由小村落发展而来的城市,如果从明初建石城墙算起的话,它有近600年的历史。而真正建市,则迟至抗日烽火中贵阳因地处大后方而一度辉煌的1941年7月1日。
贵阳和省外的贸易始于明清时期,当年周边的四川人、湖南人看中了贵阳这块没有“外贸”的处女地,最早进入筑城经商。湖南人在贵阳卖布匹,做木工。精明的四川人开饭店带来了麻辣川菜,与嗜辣的贵阳人一拍即合,于是,聪明的贵阳人吸纳了贵州少数民族食品和川菜的特色,逐渐形成以香辣为特色的黔菜谱系,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江西人则来筑经营菜油和桐油。由于贵阳人的诚信和包容,外省人的生意颇为兴隆。于是,早在300多年前的清顺治年间,贵阳就出现了湖南会馆。接着又有了江西会馆、四川会馆、两广会馆、福建会馆、江南会馆等。
我1953年就读的贵阳三中,就是原两广会馆的馆址。两广会馆给这里带来了一处优美的文化景观。
因为贵阳历史不长,少出名人也少有名人光临,所以凡是名人的踪迹贵阳人都牢牢地铭记着,建馆立碑永志不忘。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于明正德三年被贬谪到贵阳市修文县(当年地名龙场驿),他在这里苦苦求索人生真谛,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的起点,他在这里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等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划时代的历史象征意义。后人在修文建立了阳明洞名胜,修文被海内外学者推尊为“王学圣地”。明万历年间的徐霞客是第一位将贵州介绍给外界的徒步旅行家,曾两次进入贵州,历时51天,行程1500余里,他到过甲秀楼、黔灵山、花溪、桐木岭、青岩等地,并写入了《黔游日记》中。
抗日战争中,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等一些大中学校从沿海和内地迁入,一批批政治、文化、教育名人接踵而至。他们或是逃难途经或是留驻贵阳,比如作家巴金、教育家叶圣陶、竺可桢,历史学家翦伯赞、美学家周谷成、画家徐悲鸿、丰子恺、关山月、常书鸿,戏剧家田汉、舞蹈家吴晓邦等等。
贵阳人从来不曾排外,上文历数的这些名字都被贵阳人铭记着,人们为自己的城市曾经有一片文化星光的辉照而自得。2002年,贵阳还因发现了数十幅张大千、徐悲鸿、关山月等现代国画大家真迹藏品而轰动,主办方在荟文堂展厅特地安装了监视器,参观门票20元一张,平日里门可罗雀的、小小的荟文堂一时间门庭若市。前不久,当我站在上海博物馆华美的展厅中,看到古今中外的7个大展中的那么多历代文物、艺术精品合计也是20元门票却显得清冷寂寞的时候,特别感念贵阳荟文堂那10日的辉煌,感怀山城市民对外来文化渴求、景仰的热情。
上世纪60年代三线工厂的内迁,给贵阳当年几乎是“小儿科”的工业注入了活力;上世纪末期,他们中的许多已经跌入困境,但贵阳人敞开胸怀,又在近郊接纳了一些原先扎根在大山沟里的、“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大三线人。
贵州发展进程的一波三折,使人们积淀了一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心态。在贵阳,一口京片子是备受尊敬的,粤味官话、海派普通话也常常被人摹仿。用这些外来语言对付一些向本地人常常冷面相向的服务窗口,回报的却是“您好”和微笑服务。而一口道地的贵阳话有时会得到“XX就在那点嘛,莫非你都不晓得?”之类的反诘。
尊重“外来和尚”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也是贵阳人海纳百川的气度;但在这个五彩缤纷的现代社会里,不懂得去伪存真,寻求真经,只怕落下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