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不同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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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萨义德出生于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他在开罗接受教育后前往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学位，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此间，在萨义德的故国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人国家以色列（1948年），巴勒斯坦人反而失去了祖国。
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了《东方主义》一书，给当时的西方学术界以巨大的冲击。
东方主义下的“东方人”
所谓东方主义，是指欧美学界对东方（萨义德的书中专指中东）的研究。当时的学者们声称自己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地、科学地研究“东方”的（而且这被当作理所应当的前提）。对此，萨义德通过查证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有关中东的庞大的文献资料，发现他们的研究不仅极其随意，而且他们将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套话强加于研究之中。
萨义德的理论极其简洁有力。即西方人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白种人是优秀的人种）必须说“东方人是劣等的人种”；或者，他们为了批判“为文明所毒害了的西方人”而憧憬于“文明开化之前”的“纯粹的东方人”。萨义德认为，无论哪一种“东方人”，都与实际上天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人们毫无关系，它们无非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东西。
然而，萨义德的批判并没有就此结束。此前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是东方人（或阿拉伯人、穆斯林）的人们开始将自己的自画像放入“东方”的框架内加以描绘。他们开始以“西方”这个变了形的镜子发现自己的形象，并对自己加以描述。
如此一来，从东方主义诞生出来的虚构的“东方人”就成为现实中的东方人（阿拉伯人、穆斯林）。所有人种、民族的对立就是从这样一个变形的自我形象的再生产中产生的。
这样的东方主义不仅局限于欧洲与中东的关系之中，也完全适用于最先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欧美各国与除欧美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关系。
像福泽谕吉那样曾提倡“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以西方为参照系塑造“日本人”形象的同时，也用东方主义的视角观察过中国和朝鲜。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愚不可及，或者说他们是歧视主义者。人是无法通过自己认识自己的。对他们来说，东方主义是认识“何谓日本人”的唯一的工具。
“武士”：畅销世界的文化商品
新渡户稻造于江户时代末期出生于盛冈的一个藩士家庭。在札幌农校（后来的北海道大学）学习期间成为基督教徒，23岁时独自前往美国。他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琼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时候，对具有浓厚神秘主义倾向的贵格会（Quaker，基督教教友派）十分崇敬，在这里，他遇见玛丽·埃尔金顿（日文名为万里子），并与她结婚。
新渡户稻造后又去德国公费留学，毕业后回到日本，在母校札幌农校担任教授，不久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疗养。30多岁时，他在美国用英语写作了《武士道》一书。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是人们了解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中打败强大俄国的“新兴国家”日本秘密的著作，不仅在美国，在欧洲各国也非常畅销。
新渡户稻造7岁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虽然他出生于藩士之家，但对武士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要看一下他的经历，就可以了解到，新渡户稻造年轻时曾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欧美文化方面；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方言的缘故，他疲于与对方交流；因而，他很喜欢用英语与人交谈（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尚未实行“标准语”）。
后来，新渡户稻造曾这样回忆年轻时的情况：
我第一次到东京是明治四年，那时日本的学问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很少有人去阅读《论语》《孟子》，更不用说我国的语言了，关注它的人少之又少。
当时，所谓“学问”是用外语习得的。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与美国人结婚的基督教徒新渡户稻造与其说是一个“国际人”，毋宁说更加接近“美籍日本人”。在《武士道》的“序言”中，新渡户稻造指出，妻子、朋友常常向他打听日本人的习惯，为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写作了这本书。那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人都知道“骑士精神”，为与它作对比，他想阐明日本的“武士道”。
在《武士道》中，新渡户稻造对比了日本的皇室与英国的王室、水户光圀与柏拉图以及上杉鹰山与腓特烈大帝。在与西方的比较中，由于他未能在西方找到与“忠”并列的“日本道德的两驾马车”之一的“孝”的例子，所以不得不割爱（增补第十版“序”）。
当时的美国，许多知识分子对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边沁式的功利主义）侵蚀古老而美好的传统而感到十分忧虑（无论哪个时代，人们的不满都是相同的）。对自认为是欧洲文明直系子孙的美国人来说，那个“传统”就是中世纪的价值观，那时，基督教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支柱。
新渡户稻造向他们的内心深处强烈地灌输着这样一个道理：欧美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的“骑士精神”在日本以“武士道”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新渡户博闻强记，纵横捭阖，不仅在书中引述了从孔子、老子、王阳明到当时最新的思想---尼采、马克思，而且还论述了仁（恻隐之心）、礼、忠、义等儒家道德观，还有美国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勇气、名誉等英勇准则，以及他们极其喜好的异国习俗（剖腹）等（与此相反，日本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德川家康、西乡隆盛等人在他书中只是一带而过）。
新渡户对他的论述是否能够将日本武士的“真正形象”传达给美国人几乎毫不关注。其实，新渡户不是历史学家，在毫无资料可供利用的加利福尼亚，他是根本无法做到传达日本武士“真正形象”的。
作为基督教徒的新渡户的目的在于证明这一点，即让欧美国家的人知道，在日本，也存在着可以接受基督教的“文化”土壤。于是，他运用了以东方主义加工过的“武士”这个形象塑造了理想中的“日本人”，创造了在世界上都很畅销的商品。
《菊与刀》：美国制造的“日本人论”原型
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受到美国战时情报局海外情报部的委托，分析日本社会及日本人，为占领日本作准备。
在此之前，本尼迪克特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她通过对美籍日本人的采访、观看日本电影以及阅读与日本相关的书籍，研究日本。战后，她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这就是“日本人论”的名著《菊与刀》。（本尼迪克特于该书出版后的第三年因病去世，因此，她从未到过日本。）
众所周知，本尼迪克特发现日本人有“菊”和“刀”的两种特性，即审美性和好战性（武士道）。她认为，与欧美国家的“罪文化”意识不同，“耻文化”意识才是日本人的本质。如果从当时她所获得的时间和研究材料十分有限的情况来看的话，这样的分析，即便以现在的水准判断，应该说也是高水平的。
但是，如果从本尼迪克特从事研究的前提条件（受美国军部的委托）来看的话，她的结论就有着根本性的制约。这就是，她不是寻求日本人与美国人的相似之处，而是必须找出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对占领日本迫在眉睫的美军高层来说，如何统治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民族成为头等重要的课题。即便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有“共通性”，作为情报也是毫无利用价值的。
《菊与刀》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是因为书中写着“日本人与西方人是如此不同”。这正如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西方读者（包括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高层）从本尼迪克特的分析中找到西方与日本的差异，由此确认了自我的身份（优越性）。
然而，在日本，《菊与刀》也空前地畅销，成为后来不断出现的“日本人论”的原型。因为日本的读者也想知道自己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
“日本人论”的大流行和悖论
此后的“日本人论”成为日本读书界最常见的商品，如精神科医生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等相继问世，极为畅销。这两本书还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引起极大的反响。因为日本经济高速成长之后，“日本的奇迹”再次引起国际上的关注。
战后出版的“日本人论”数目庞大，且分析结构各不相同，论点和结论也五花八门，但每本书都只是谈“日本人的特殊性”。（其结果是写“日本人的特殊性”的书被归类于“日本人论”。）
首先发现这种情况的是美籍日裔人类学家哈鲁米·贝夫（别府春海），他认为，日本文化论已成为“大众消费对象”，其实日本人与美国人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
一个叫作杉本良夫的人从《每日新闻》社离职，前往美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所大学里任教，他曾发出这样的警告：正是将日本人“特殊化”的“日本人论”阻碍了日本的国际化。
杉本认为，国外日本人的形象基本上都是战后由美国建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用英语介绍“日本人论”的社会学家们绝大多数都是在战争期间的美国教育机构接受日语教育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占领军的工作人员，为推进美国国家政策出过力。他们最关心的是寻找到日本人整体的共通特性。经过冷战时期，这个特点越发显著，由财团等向研究机构提供的基金也优先分配给研究“日本人的特性”的课题。
向“日本人的特殊性”方向极端倾斜的“日本人论”拥有奇妙的悖论。
例如，日本企业相互竞争激烈，却又一丝不苟地践行着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做法。日本人强烈执著于自然，却在公害、环境破坏方面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注重禅宗，是一个重视精神世界的国家，然而也是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消费文明社会。在“日本人论”的视野里，对这样的矛盾视而不见成为一种默契。
战败后的“日本人论”之所以要描绘一幅“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日本人”的形象，是由于直接引进了美国研究者的“日本人论”的缘故。此后，土居、中根等人的“日本人论”被翻译成英文，广为人知，这时，美国的研究者们又开始将日本人的“日本人论”作为参考。
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人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都不相似”的观点就这样在“东方主义相互参照”的理论下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