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接触和语言互译障碍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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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文化渗透和语言汉化趋势在南博会上日趋明显，如何消除汉语与东南亚各国语言传达和接受障碍是当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语言接触及互译实践中极具挑战性和认知意义的语言转换实务。寻求克服互译障碍策略，重塑汉语及东南亚各语言文化原型，以翻译实践促成跨文化、跨语言经济一体化最大限度的互利互惠，对中国、广西和东南亚地区具有交流上的语言决策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

关键词：中国—东盟 南博会 语言接触 翻译 障碍 克服

一、语言接触研究

在语言演变的长河中，由于族群的相互迁移、近邻间长期密切的文化纽带和输出型的语言传承与教育(吴汉, 2007:69)，任何语言不可能同其他语言完全隔离，必然会连续或阶段性地产生接触，相互继承和借鉴，而促使语言演变的加速、语码的发展及互译机制的改变，引发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及语言转型的语言变化链（袁焱,2002:17）。自二十世纪以来，对语言接触的研究逐渐提上日程并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Weinreich的《接触中的语言》（Language in Contact）、Haugen的《挪威语在美洲》（The Norweigian Language in America）(袁焱,2002:2)，Appel?R和Muysken?P的《语言接触与双语性》（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Sarah?G?Thomason的《语言接触导论》（Language Contact—An Introduction）及Herne.B.和Kuteva.T的《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等都一一得出结论，“显性”和“隐性”的语言接触是引起语言演变的杠杆和产生语言变异的发酵素，能够使多语言、多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更完善、更科学的领域，帮助语言学习者及使用者更好地把握异语言、异文化的特点，从而进一步改善语言共时、历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语言和文化互通互译方面的重要价值。

然语言演变也好，语言变异也罢，纯粹的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文化的相加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新结果，其原因在于语言接触与众多社会因素有关，世界性的语言接触必须将它放在一个特殊的语域环境中去分析和讨论，采取系统研究的方法才能有横到边、纵到底的突破，语言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决定性意义都有它们的个中理由。一种语言在与另一种语言接触时，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共时与历时的概念中都会出现一些新形式和新变异。尤其是文化相对后进的民族与相对先进的民族、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接触后，受影响的程度会相对较大，出现的新形式和变异性状就显得愈加明显。这些新形式和新内容，有的是原本语言中没有的。自身语言或文化中不存在的形式和内容被本地化后，易长期稳定地存活于该语言、该文化中，并推而广之，得以丰富和社会化、生活化、日常化的应用与交流。观照语言、文化具象，从各自语言文化的本体出发，进行语言结构基本要素的研究，以语言文化物理的、心理的和时间的视角为基本轴，进行异语码转换与跨文化交际层面的解析，和宽泛的交际环境与跨文化交际、文化定势的对比分析(贾玉新,2000:55-133)，最终又回归到本体中来思考语言内质、外显及信息代码系统的灵性转换、句界的调用、音韵的调节和遣词造句的调整，演化成跨语言和跨文化中交际效能的“权势”、“平等“或“一致性”(贾玉新,2000:314)，这对于丰富语言区域和文化格局的认知与理解、发现性学习与掌握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意义。同时，立足于语言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而进行语言接触和克服互译障碍是社会语言规划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对语言接触的研究表明，随着被影响语言与影响语言的不断渗透与移植、借用与演变，就会形成有时遥相呼应、有时形影相随的亲缘关系，一方面为异语言接触者的语言使用及交际提供了有形便利，另一方面也衍生出异语码传播、沟通和翻译的无形障碍，相关语言的类型学意象或图景(typological profile)便会经历显著变化，在特定情形下会导致出现次模标本或所谓的后补模式(metatype)，也就是说，相关语言之间获得了高度的互译性(mutual intertranslatability)(林有苗,2008:212-214)层面与机理。

二、中国-东盟的语言接触

中国—东盟一体化进程带来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不同文化的彼此融合和语言的相互接触，各语言、文化在这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网状中向前演进，得到了量的扩充和质的飞跃，并集结于举世瞩目的南博会。从此，中国，尤其是广西与东盟各国、各民族、各文化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与相互融合的途径和效能、广度和深度等都得到不断的发展，各国语言和文化在水融中相映成辉，成就自身的语言规划和语言传播，更彰显出各自围绕汉语言、汉文化核心的独特魅力和科学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接触的频繁、影响的深入，在异语言、异文化的借用成分中，有的语言形式或文化内容在本民族语言文化中已经存在，与其自身的固有成分构成并存之势，共事于汉语和东南亚各国语言间的运用与交际，促成汉语和东南亚各语言的改革与创新。

语言发生学证明，由于时空因子的作用，东南亚各国在与中国汉语及汉文化接触后，必然而又偶然在受着汉语语音、词汇及语法上的影响，语言特点和语言功能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借音、借词、借语法概念的现象涉及到生产、生活、文化、宗教、经贸等各个方面，在广袤的东南亚形成了一个汉语与缅泰语、马来语、印尼语、越南语等耦合共生、极具血缘关系的汉文化语族和汉字文化圈(冯天瑜,2003:50)，自古至今承袭和仿造着中国汉字及汉文化，在语音、文字构件与偏旁、语法结构等貌合形似、体同源近。自秦汉以来，汉字及汉字文化就往境外传播，南至现在的东南亚地区。汉字传到越南，越南语大量吸收汉字词汇，直取汉字词或源于汉字词的词汇曾占越语总词汇量的九成。越南人把汉字称为“儒字”或“字儒”，意即儒家文字。此后千余年间，“儒字”是越南的正式文字。10世纪以后，仿汉字创造“喃字”(或称“字喃”，意即南方汉字) (冯天瑜,2003:52)，但语言特点和语用规律与汉语极为相似，尤其是与广西玉林话最接近，如宋福旋先生经过长期的潜心研究，在越南语中搜集出1500多个词汇在语音、语义上相同或相似的壮语词汇和语言现象(宋福旋,2008:II)；聚居在广西东兴、毗邻越南的沿海沿边地区的中国京族就是越族（越南的主要民族）的中国称呼，两族的语言一致。新加坡于182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引入大量华人，汉字及汉文化随之进入。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时，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三，这一比例延续至今。在新加坡，华语(即汉语)与马来语、英语、泰米尔语并列为官方语言，实行华文和英文并行的教育制度，华文书报与英文书报为国民同阅。马来西亚以汉字为载体的“马华文化”方兴未艾，近十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华语大学生辩论会，有中国(包括港台地区)著名大学代表队参加，马来西亚大学代表队获得两次冠军(冯天瑜,2003:54)，显示了雄厚的汉字文化功底。文莱的国语为马来语，通用语为英语和华语；印度尼西亚通用语为印尼语，华语为第一外语；菲律宾有70多种语言，华语的使用极为普及；泰国以泰语为国语，华语也较为通用，且泰语与广西的壮语发音极为相似，为同一语系(黄中,2005:52)。东盟诸国在历史上都曾经是福建、广东的华人迁徙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定居的华人主要以闽方言、粤方言、客家话等作为社区交际通用语言，在“汉语热”的今天更是向所在国四处延伸、扩展，形成核心式的文化和语言磁场，相当多的有关习俗、文化、宗教、科技、政治、社会、法律等方面的词汇及表达法大都从中国文化和语言中直接借词，如：“惊输” (kiasu，源自闽南话，意为“怕输”)、“头家” (towkay，源自闽南话，意为“老板”)、“激心” (keksim，源自粤语，意为“使生气”)、“咸涩” (hamsap，源自粤语，意为“好色”)等等(陈恒汉,2006:125)，都是汉语的影子。东南亚国家华人社区的汉语教学愈益兴盛，其他语系的外国人学习汉字、汉文的也日渐增多。随着汉字文化圈世界地位的提升，汉字及汉字文化的进一步传播，汉语已成为丰富世界语文之林的一支生力军。南博会举办地——广西的壮语与东南亚国家如泰国、老挝等民族的语言同源程度更甚，而且至今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广西是中国第三大侨乡，有200多万华侨华人，其中主要在东南亚地区。1000多万的广西壮族人，与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老挝的主体民族佬族、越南的主要少数民族岱依族和农族、缅甸的掸族等都是亲缘民族，生活用语相通，文化习俗相似(古小松,2008-7-8)。这种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人缘和地缘关系，自然是民众络绎往来于各个一衣带水的沿边地区，或经商贸易，或探亲访友，或观光旅游，或学习交流，……如此众多、广泛而频繁的双边双向往来，语言接触和文化渗透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影响就可想而知，让本来就相近的语言及文化在不断地得以互识、互证和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