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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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为分析框架，我们选取浙江1990-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IPI和计量模型，对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浙江对外直接投资虽处于IDP理论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阶段，但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基于这一阶段的对外投资特点与要求，提出了一些促进浙江对外投资的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净投资头寸；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1―0092―05
一、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及特点
浙江境外投资始于1982年，至2007年底，浙江全省经审批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累计3039家，位居全国首位；投资遍及世界121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总额20.94亿美元，其中我方投资额17.38亿美元；除一般性贸易投资外，投资项目涉及轻纺、机械、电子、化工、医药、建筑、专业市场等优势行业。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以下特点：
1．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私营企业异军突起。浙江的“走出去”最早是从国有企业开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增多，一些集体、“三资”和私营企业开始加入“走出去”的行列，成为新生力量。
2．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2006年，亚洲、欧洲、北美三个地区的投资额分别占总投资额的37.3％和27.1％和14％。
3．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日益多样化，但仍以贸易机构居多。浙江境外投资主要有五种形式：建立境外营销网络；设立境外加工生产企业；进行境外资源开发；创建境外研发机构；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到2007年底，浙江经批准在境外的贸易机构已有2668家，占境外投资项目总数的84.5％。这些机构一般为贸易公司、办事处，也有连锁店、贸易中心、境外商品专业市场等。
4．对外直接投资以传统优势产业为主。2007年机械、纺织、电子、轻工四大传统行业境外投资项目222个，占总数的53％；中方投资9856万美元，占中方投资总额的56.7％。
二、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IDP检验与阶段判定
本文主要使用投资头寸指数(investment position index，IPI)和计量模型来探讨浙江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阶段。我们选取了1990-2007年共18年的浙江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数据来源于浙江外经贸厅和国家商务部，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GDP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统一以当年的平均汇率换算成美元，但未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出人均GDP(GDPpc)，净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头寸(NOIpc)、IPI指数(见表1)。其中，因变量NOI取流量数据。我们认为由于存量数据是对流量数据加总而得到，因此它的平稳性较流量数据差，即流量数据平稳性要优于存量数据。
(一)IPI分析
IPI定义为(直接投资流出－直接投资流入)／直接投资流入或(ODI-IDI)/IDI，其设置思路源自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具体来说，若邓宁的投资阶段论成立，IPI的数值相应作出如下变动：首先，在第一阶段，直接投资流入为零，IPI不存在。一旦这个国家出现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在没有变为净对外直接投资者之前)，IPI的值将在(-1，0)区间。如果IPI=-1，则该国只存在国家直接投资的流入，不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只要I
由图1可以看出，浙江ODI远小于IDI。IDI在经历了1993年的大幅增长之后，至2001年以前基本保持平稳，2001年以后持续快速增长。ODI自2006年开始，出现明显增加趋势，但规模不大，流出直接投资的增加值还不足以抵消流入直接投资的增加值，因此净负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增大。
由图2可以看出，1990-2007年，浙江IPI均在-0.9到-1范围内波动，说明浙江对外投资额相对于实际利用外资额，差距还非常大。从1999年开始，IPI缓慢增加，表明浙江ODI增长率已经逐渐赶超IDI增长率。浙江ODI的快速增长主要同1998年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关。由于浙江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所以浙江“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要以资本输出层次为主。2002年，浙江省财政厅、浙江外经贸厅设立专项资金，对浙江重点“走出去”企业给予财政扶持，对浙江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二)计量模型分析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比较优势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先下降而后逐步上升的U型变动路径。在第三阶段以前，投资发展路径呈U型状态，而在第三阶段以后，投资发展路径则呈现出倒U型状态。虽然2007年浙江人均GDP已达到4885美元，但由IPI分析我们初步认定浙江处于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的第二阶段。为了分析NOI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Dunning(1981)、Dunning和Nanda(1996)及Dunning和Kim等人(2001)分别用了一个两次方程函数来描述投资发展路径曲线；Buckley和Castro则用了一个五次函数来验证和描述投资发展路径。Buckley和Castro通过实证检验认为，二次函数适合运用于那些已经具有完整的投资发展路径u型曲线的国家，即已经进入第三或者第四阶段的发达国家，而五次函数比二次函数更适合描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发展阶段。但同时指出，五次函数在预测拐点以后的投资发展路径时，由于放大效应，将会夸大投资发展路径的上升趋势。本文将分别运用二次函数与五次函数这两个模型来验证并且观察浙江的投资发展路径。
(1)序列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由表2结果可知，GDPpc、NOIpc进行二阶差分后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二阶差分平稳的，即二阶单整。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2)计量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模型1：NOIpc=α+βGDPpct+γ(GDPpct)2+εt
模型2：NOIpc=α+β(GDPpct)3+γ(GDPpct)5+εt
其中，t表示时间下标，α为截距，β和γ为系数，NOIpc和GDPpc分别代表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头寸和人均GDP，ε为随机误差。
依据表2数据，本文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回归。依据协整理论，非平稳序列，如果随机误差项给出的线性组合是平稳序列，则我们称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是协整的。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二次模型随机误差项非平稳，所以不能用该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五次模型随机误差项平稳，而且该模型为(2、2)阶协整，说明NOIpc与GDPpc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关系。所以本文使用五次方模型对浙江IDP理论进行计量模型分析，相关结果见表3。
从表3显示的回归分析结果看，模型2显著性较好，R2为0.9789；且标准回归系数中β为负，γ为正，符合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中U字形的特征。根据回归方程进行计算，五次方程最小值(即IDP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拐点)在GDPpc为4865美元时取得，而浙江2007年GDPpc为4885.26美元。对应我们检验的模型，表明浙江正处在IDP理论的第三阶段。但由实际NOIpc与GDPpc相关性曲线走向C见图3)，及浙江GDPpc与五次方程最小值之间的极小差距，我们认为，目前浙江对外投资仍处于IDP理论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阶段。
根据Dunning的IDP理论，处于第二阶段的国家，在该阶段前半段，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远低于外来直接投资增长率，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NOI)呈负增长趋势。但到这一阶段后半段，随着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差距的缩小，NOI的负增长逐渐达到最低点。由图3不难看出浙江实际NOIpc仍旧是在负方向上不断增加。图中曲线在1996-2000年有一个小的回升；但自2001年起，迅速朝负方向增加，这很大程度上同中国正式加入WTO有关。2003年以后，实际NOIpc与GDPpc相关性走向曲线斜率减小，说明实际NOIpc相对于GDPpc负增长速度开始减缓，主要是由于浙江人均GDP在2003年后增幅加大，所以在以人均GDP作为横坐标的坐标轴上，实际NOIpc与GDPpc相关性走向曲线表现为斜率减小，曲线变平缓。同时，2003年以后，浙江吸引外资的增速开始减缓，主要原因一是开发区是浙江利用外资的主战场，2003年中央对以开发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开始进行清理整顿，浙江县级及以下开发区(园区)已全部撤销。二是2004年上半年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并在半年内暂停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银行信贷政策也开始紧缩，加之电、水、油等重要资源严重短缺，使招商引资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三是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吸引力日趋提高，对我国的利用外资产生分流作用，直接影响到浙江吸引外资数量。
(三)实证分析结论与解释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方面，浙江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规律性认识基本吻合，虽然实际NOIpc与GDPpc相关性走向曲线并没有IDP曲线那么平滑，但发展趋势符合IDP曲线走向；另一方面，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上已经处于二、三阶段的过渡期，但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存在滞后性。对此，我们尝试给出如下解释。
(1)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困难。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82年，对于具体对外直接投资数额没有详尽的统计。通过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存在政策导向性，而且Dunning的IDP理论使用的是人均GNP，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GDP明显大于GNP。也就是说，在人均GDP到达第二阶段假设条件的情况下，人均GNP可能与2000美元还有一段距离。所以，用人均GDP衡量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存在一定误差。但目前对IDP理论的实证研究中，未看到对此的解释，基于浙江GNP统计的不完整性，本文采用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2)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日益开放的庞大市场，均构成了促使境外经济实体投资于浙江的巨大动力，以至于大量外资流入，由此加大了其外商直接投资头寸净额。
(3)作为浙江对外投资主体的中小企业虽然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十分活跃，但浙江中小企业的整体所有权优势并不明显，资金、人才、信息和管理等各方面的不配套也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三、思考与建议
浙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的经济现象，对正在向IDP理论第三阶段过渡的浙江境外投资而言，有必要根据这一发展阶段的特点与要求，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做好境外投资的有关工作。
第一，就政府层面而言，浙江各级政府应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提供多方面的支持。(1)建立境外投资服务体系。制订实施境外投资战略国别和地区规划，建立《境外投资国别环境库》，《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止》，为国内企业提供各国和地区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市场状况和企业资信等投资信息。加强同我驻外使领馆和国内有关行业组织的联系，充分利用我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的前沿信息优势和国内有关行业组织联系企业的职能，通过网络、报刊等渠道，及时收集、传递和境外市场、境外项目信息，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加强与商务部、发改委等相关管理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及时了解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与政策环境的变化，及时掌握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和双边经贸合作的最新动态，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适当的引导和服务。(2)对境外投资进行总体规划和监督。根据国外情况及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制订浙江境外投资国别和地区分业务的发展规划及产业指导目录，以更好和更有效地指导企业境外投资，避免盲目性和相互竞争。(3)大力支持浙江企业利用跨国并购、战略联盟等方式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充分发挥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支持企业以货币、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多种形式对外投资。积极推动具有导向型的境外加工贸易大项目，包括在条件适合的国家建设开发区。
第二，就企业层面而言，(1)要大力培育、加强和提升公司特定优势。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一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需要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浙江境外投资企业应注重培养企业的所有权优势，除了小规模技术优势外，还应加强共同管理优势、产业集群优势等优势的培育。(2)选好市场切入点。对于市场型投资和技术型投资，目的国应选择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生产加工型投资，目的国应选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市场战略定位时，主要要考虑到区位优势，即市场规模和潜力、生产成本、运输成本、政府因素、心理距离等。应先对几个潜在市场的状况和潜力进行调查和评估，然后在可行的基础上做出市场进入的决策。(3)综合考虑情况，确定投资规模。国际化战略应是企业全方位发展的一部分。投资的规模还要同企业未来走向与资本市场的目标相结合。通过对企业自身营运能力进行分析，确定投资的既有能力、潜在能力和追增能力。同时，把握企业经营外部环境的变动情况，通过获取的信息对经济环境发展进行预测，避免盲目投资。可先小规模地进入目标国家，在熟悉了投资环境并且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资金积累以后，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并实现跨国经营。
责任编校：史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