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交友类节目热播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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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江苏卫视新派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为研究对象，从节目形式、节目内容、观众心理等方面分析其热播与火爆的原因，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知识对其进行思考与分析，透过浮华的表面，探究节目热播背后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策略。
【关键词】《非诚勿扰》 婚恋交友 冷思考
自2010年初以来，电视婚恋交友类节目《非诚勿扰》以节目形式新颖、内容极富个性色彩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2010年5月16日，《非诚勿扰》第27期以4.23%的收视率刷新省级卫视收视的最高纪录，成为五年来中国省级卫视节目收视率的峰值。节目组邀请外表时尚、措辞犀利的嘉宾再配以古今不变的爱情议题，中间穿插时下的流行元素，由此打造出了一档观赏性与娱乐性极佳的视听大戏。《非诚勿扰》更是颠覆了观众对传统婚恋交友节目的刻板印象，掀起了速配交友类节目的新一轮热潮，其热播与火爆也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一、《非诚勿扰》的节目形式
《非诚勿扰》每期节目中都有24位女嘉宾和5位男嘉宾，女嘉宾们在每位男嘉宾登场的十几分钟内通过亮灯、灭灯的形式经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男生权利”等环节作出快速选择。节目组结合当下社会热点、热播新剧等，从嘉宾入手，请来知名节目主持人、演艺圈明星、参与抗震救灾的士兵等作为男嘉宾参与节目；在24名女嘉宾的选择上也是力图从不同家庭、职业、外貌、性格、国籍、教育背景等方面，折射出嘉宾不同的婚恋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节目中的嘉宾有多种多样的才艺展示，男嘉宾的出场方式也更是有诸如从空中一跃而下的“空降”方式，这些都直接带来了节目的戏剧性效果。
二、《非诚勿扰》热播原因
1、冲突迭出的节目形式和敏感刺激的话题
女嘉宾造型百变多样：女仆、护士、学生等轮番上阵，从视觉效果上吸引观众。除了外在造型，嘉宾针对婚恋问题的观点更是前卫新潮、极富争议。主持人也经常把房价、豪车、剩男剩女、家庭关系等时下流行的社会热点作为讨论的话题。整档节目把拜金女、富二代、全职主妇等这些略显敏感但观众喜爱的字眼放在一起，通过嘉宾对这些现实问题“惊世骇俗”的讨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青年男女的婚恋观甚至是价值观。
2、满足了观众的某种猎奇心理和窥视欲望
传播学中麦克卢汉将“求新”本能和“好奇”情绪列为人类主要的本能和情绪之一。观众看节目，不仅是为了看嘉宾恋爱的热闹，还博览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人和事。男嘉宾被女嘉宾层层挑剔的闯关过程以及针对争议话题的唇枪舌战都会大大刺激观众的探知心理①。
3、毒舌嘉宾与“恰到好处”的主持人
主持人孟非丰富的个人经历使他成熟稳重，看待问题客观全面透彻，对情感有自己的认识和体会，能在嘉宾的讨论中把握方向。孟非冷不丁冒出的黑色幽默让人捧腹，嘉宾主持乐嘉和黄菡的犀利提问和理性分析又会使节目不时出现高潮，三人一唱一和，一张一弛，让节目锦上添花。三位“月老”在节目中对爱情、金钱和家庭关系这些亘古至今一直困扰人们的话题深刻透彻的解析，让《非诚勿扰》在提供娱乐的同时承担起了有社会意义的教化职责。
三、对节目形态的传播学思考
电视本身就是一个传递信息的媒介，给受众以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和冲击力。夺人眼球的“剩男剩女”，更是迎合了消费主义盛行下快餐式文化的大众心理结构。《非诚勿扰》是一种新颖的节目形式，将真人秀与婚恋速配节目进行有效结合，既解决现代社会大男大女的婚恋问题又迎合了观众的趣味，在社会现实与媒介虚拟空间之间产生了传播的社会效果。
1、拟态环境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在他的《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论著中指出，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务，只能通过传播媒介去了解。所以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着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使得现代环境越来越信息化②。《非诚勿扰》的大众传播，就是在向受众提示着一种拟态环境，节目中嘉宾和主持人针对婚恋问题各抒己见，一些语言、观念、价值或行为方式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通过《非诚勿扰》进入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非诚勿扰》摆脱了传统速配节目中的含蓄和空话，将相亲等婚恋问题摆在公众的视野下，并任由嘉宾们自由提问，尽兴表达各种观点，迎合了消费主义盛行下快餐式文化的大众心理。
2、“培养”理论
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的“培养”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非诚勿扰》在嘉宾选择和富有争议的话题等方面的大胆开放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但这种表达的背后总会携带着娱乐和功利的目的。《非诚勿扰》中的一些女嘉宾对物质与金钱的极端看重，见诸口端的如“我的手只有月薪20万以上的男人才可以握”、“要找能让我住上豪宅的男人”等等，节目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灌输这种观点，会使观众不自觉的认同并接受这种“共识”，在快餐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嫌贫爱富、拜金、虚荣的价值取向。
3、“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研究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顾名思义，是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人们接触报纸、广播和电视都是基于一些基本的需求进行的，包括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要以及精神和心理的需求等。《非诚勿扰》既然获得超高的收视率，必定是满足了受众的需求：观众观看别人婚恋问题的热闹，能够获得消遣和娱乐，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通过观看节目中嘉宾和主持人对金钱、爱情和婆媳关系等问题的见解，为自己提供自我评价的参考框架，对自身行为进行反省，在此基础上协调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平时可以与朋友、家人谈论节目内容，建立社交圈子、融入家庭关系等等，满足人们对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
四、冷思考后的应对策略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旧规范不断受到新事物的冲击，新规范还有待建构和整合。在消费主义的大肆侵蚀下，新闻媒体应该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利益面前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1、树立正确的传播伦理，践行社会责任理论
《非诚勿扰》在节目制作中有种种有失传播伦理的行为，主要表现有：嘉宾单纯为了制造节目高潮，用词犀利尖锐，不顾传播社会效果；宣传拜金主义，引导错误的婚恋价值观；为了追求收视率，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漠视社会效益；置媒介工作者职业道德于不顾，不考虑社会责任与新闻道德等。
对此应树立正确的传播伦理，践行社会责任理论：首先，应该提供真实、全面的嘉宾信息，使节目成为一个平等和谐的交流平台，促进嘉宾相互了解，呈现和倡导正确的婚恋观和价值观。其次，应倡导媒介工作者的自律，做好公众灵魂的工程师，导演组不能为了节目效果，置嘉宾的尊严和人格于不顾，为了制造高潮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电视节目要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电视人应制作好的电视节目，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让观众融入到主流价值取向中，且应该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③。
2、加强自主制约，提升道德素质
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拜金主义思想腐蚀着传媒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使媒体工作者忽视自己的本职工作，偏离了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这就有必要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新闻道德准则。
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媒体要接受公众的社会舆论监督，在节目播出之后，收集和接收观众对节目的评价，节目组要严肃对待，自觉反省，从而使自己今后的节目更加符合道德规范。“80、90后”的青年人，正成长为这个社会的栋梁和脊梁，尤其需要凝聚共识和尊重主流，凝聚多元时代的道德共识，拒绝那种消解主流、叛逆社会、玩世不恭的作风，坚定信仰，坚守价值，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④。
3、完善法律法规，加强问责机制
电视行业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是现在客观存在的问题，诸如节目的雷同撞车、主持人的品位低下、嘉宾的言语低俗等。特别是在节目内容上，消解崇高、鼓励暴富、拜金、窥探别人隐私、追求享乐等腐朽没落思想充斥荧屏。所以，呼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来规范那些走向低俗化的主持人或嘉宾，广电总局加强问责机制，最终还社会以清风和正气。
结语
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过：“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我们绝不能成为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要为一个理性、真理的时代而努力。就一档婚恋交友类的娱乐节目而言，舞台固然需要演绎，但还是应该积极引导、加强监督、强化管理，使其向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倡导主流价值观。
参考文献
①汤铭明，《〈非诚勿扰〉节目形态的传播学思考》，《新闻爱好者》，2010（10）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③陆华，《浅析〈非诚勿扰〉娱乐元素及文化价值》，《今传媒》，2011（11）
④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信息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2012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