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品赵树理小说中的乡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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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赞美还是贬低，是承认还是否定，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独领，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开创者，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当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故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农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现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浓郁的风俗人情和强烈的乡土色彩

文学史上之所以把以赵树理代表的一个作家群称为“山药蛋派”这样一个土里土气而又很是可爱的名字，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赵树理及他所代表的一类作家的创作中，蕴含了浓郁的风俗人情和强烈的乡土色彩。他热爱生活的那片土地，在创作时，他的目光执著地关注着那片土地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于是他笔下就出现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农民人物和一段段生动细腻的乡村生活。

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时空推移到了今天，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对于那个时代的轰动与风流，在今天的文坛上，赵树理好像已经没有了曾经的魅力。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没有高雅的艺术品位，也没有深邃的思想涵蕴，他的作品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我以为，情况不是这样的。至多我们可以说，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不是缺少审美，而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缺少发现美的眼光。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的民俗描写，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民间文艺都有触及，那山西味道晋阳气息是构成他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方面。赵树理很少写自然景物，却用很多笔墨写民俗，写那种系乎水土地气的民风民性，他把民俗作为一种社会景物，一种社会精神附着物。写民俗就是为了提供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环境，表现人物在社会变革中的精神变迁，同时也加强了小说的故事性。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质朴的民俗变成了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示了一轴生动逼真的农村风俗画卷。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的文坛，也将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其他方面我们暂且不论，单单从赵树理小说中所蕴含的浓郁的风俗人情和强烈的乡土色彩这方面看，他的小说就有永久的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我写这篇文章目的就是想通过对赵树理乡土小说内容的赏析，拨开当前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从深层次去挖掘赵树理小说中对人情世故描写的重要意义，激发我们这代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些许思考。

二、自然纯朴的语言和诙谐生动的文风

赵树理是语言大师，他的语言明白晓畅、生动活泼，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带有强烈而独特的乡土气息，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赵树理的小说用的是通俗易懂的口语，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语言，都能确切体现每个人的身份、个性及心理状态。文本语言不去刻意地粉饰、不去忘情地卖弄，他善用白描手法，使得笔下的语言风格自然而纯朴，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味道。很多人物对话，写得绘声绘色、情趣盎然。如王玉生与袁小俊的争吵，小俊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她幼稚、刁钻、无事找事的自私性格，这是一个在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下初学撒泼的落后妇女。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善于“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

如“糊涂涂”话不多，但句句都是经过盘算才说出，活画出他精明、谨慎、自私、保守的老中农形象。“常有理”、“惹不起”与人舌战中的语言则是典型的泼妇语言，这种语言使她们惹事生非、无理取闹、撒泼耍赖的形象跃然纸上。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风格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极具创新意义的，原因在于他为文学找到了一片适宜其产生并茁壮成长的土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的浩荡气势，根本原因就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说，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探索中国的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始终贯穿于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始终，这也是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的努力的找寻。经过赵树理不懈地努力，执著地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最适合文学生长的土壤，那就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他选择了他身边的生活，那就是农村这片广阔的空间，于是他在文学的创作中掺进了浓厚的风俗人情，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三、农民喜闻乐见的创作形式

赵树理的创作目的，就是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农民而写作，“让老百姓喜欢看”。因此，深邃的民间文学和淳朴的农民生活，便成为他创作的基础和源泉。作品的审美形式完全是农民化、大众化的，作品的语言通俗易懂、朴实幽默，尤其“板话”形式的应用使得其作品语言既言简意赅，又幽默风趣。他的《李有才板话》可谓将板话的形式运用到极致。《小二黑结婚》是一部喜剧的经典，作品到处都洋溢着浓烈的喜剧色彩。作品中离奇的故事情节、诙谐的人物语言、人物绰号的运用，使得作品充满生活的情趣和欢快。再如他的作品故事情节表现为一种线性流程，即人物的行为过程与叙述的方式都是从头到尾，一脉相接，形成一个通畅无阻的审美流程，这种近似话本的民间形式，适合大众的阅读口味。同时在这种平实而又幽默的叙事层中又包蕴着一种丰富的意趣，让人在阅读美感中生发出几分人生苦辣酸甜的味道。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赵树理小说的故事化，主要表现在小说故事性强，有头有尾、首尾连贯上。有的小说甚至故事套故事，有悬念，有伏笔，曲折起伏引人入胜，这构成了他小说艺术结构的主要特征。他指出：“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他的作品适应农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总是像评书体小说那样，把人物放到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发展中去，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有时也用典型细节来刻画人物。例如在《小二黑结婚》中用“不宜栽种”、“恩典恩典”等一连串的故事把二诸葛的迂腐、迷信、厚道、懦弱的个性，刻画得活灵活现。用“米烂了”、“下起神来”，到梳妆打扮到区上去闹等情节，把三仙姑假装神仙、又泼又赖、灵与肉被扭曲的性格凸现出来……

“绰号”，这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称谓形式，它往往能抓住人物性格或心理的某一特征，对写活一个人有点睛之妙。赵树理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富有太行山地区民俗风格的绰号：小腿疼、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三仙姑、二诸葛……

写“大团圆”也是通俗美的重要内容。《小二黑结婚》、《登记》等赵树理的一批写婚恋的小说，大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小二黑与小芹、艾艾与小晚、燕燕与小进等便是这样。

总之，赵树理在其小说中流露出的浓厚的风土人情和极具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细腻生动，贴近生活，透过他的作品就仿佛可以看见农村那活生生的生活场景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农民形象。这不仅归功于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功底，更得益于他对农村和农民的关注，注重探究农民内心深处的真实而丰富的情感世界。因此，从赵树理的小说来说，如果没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人物性格支撑，或许他的小说仅能成为政治“传声筒”，他的“山药蛋派”也就灰飞烟灭了。

薛新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