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故事:世代各自有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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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吴念真从台北飞到北京，参加自己导演的短片《新年头老日子》的首映礼。前一天，他刚过完六十一岁生日。虽然年纪上已经是个不打折扣的“老先生”，可是，当他坐下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那极快的语速和敏捷的思维，瞬间抛过来巨大的信息量和对现实的愤怒感，给人的感觉仍然是，这个在微博上自称“吴念真老先生”的人，至今还是一个表达欲旺盛的年轻人。的确，他应该是这样一个有很多话要说的人，不论用什么方式。自1970年代至今的四十年里，吴念真的角色一直在变，作家、编剧、导演、主持人、广告人、戏剧家……从自己早年的坎坷人生到跌宕沉重的家族史，从对本土台湾的回忆到对现代台湾的反思，这些年来，作为创作者的吴念真从未放弃任何一次发声的机会。

不过，对于华语电影来说，吴念真却已缺席很久。2000年，他以编剧和主演的身份参与了杨德昌导演的世纪之作《一一》。那以后，吴念真似乎很有默契地随着“台湾新电影”一同离开大银幕。新世纪的十几年间，吴念真只执导了两部短片，一部是前年为金马影展《10+10》短片集拍摄的《有家小店叫永久》（2011），一部是今年为优酷“美好2013：大师微电影”制作的《新年头老日子》。这两部作品都是命题作文，拍电影这件事，对于现在的吴念真来说，似乎只是随缘而已。

“多桑”，历史的孤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念真同“台湾新电影”一代狂飙突进的日子里，他写过近四十个剧本，是当时最多产的台湾编剧之一。可是作为导演，吴念真仅仅拍了两部长片：《多桑》和《太平。天国》。

《多桑》讲述了一个父亲的故事。吴念真拍这部电影，最初的触动来自父亲的离世。他的父亲是一个成长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小时候进日本学堂，学习东洋文化。在那一代台湾人心里，日本这个概念要比中华这个概念更加清晰生动。吴念真小时候，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管自己的父亲叫“多桑”（日文“父亲”的音译）。随着抗战结束，政府统治台湾之后，吴念真的父辈一代，一夜之间变成了“被日本奴化的一代”。吴念真甚至记得，家里人一起看篮球比赛，台湾对日本。父亲很自然地支持日本队，吴念真的弟弟非常生气，说爸爸是“汉奸”。

“我们父子两代人的教育差距太大，对于我们来说，喜欢日本就是汉奸。”直到成人以后，吴念真才慢慢理解父亲一代人的孤独，“他们精神上的根源已经断掉，那代人就是历史的孤儿。”因而在吴念真心中，《多桑》虽然是以父亲的一生为原型，但他最终还是要讲那一代“多桑”的悲欢。“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不清楚。在身份和文化的归宿上，他们到死都走得不清不白。”

《多桑》的结尾，因为尘肺病而病入膏肓的多桑，用尽浑身的力气喘息着，试图让自己基本丧失功能的肺，能多吸进一丝氧气。最后，多桑爬上病房的窗台，像一只临死的老鹰一样，伏在那里。镜头切换间，窗台上空了，只有被风吹动的白色窗帘。这一幕，让许多人动容。这并非吴念真的杜撰，而是真实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事。

为底层人民讲话

吴念真的父亲是一个矿工，小时候的吴念真生活在台北县瑞芳镇的九份，那里是台湾知名的煤矿区。从懂事起，吴念真看到太多矿工们的艰辛与困苦，这样的成长经历也让他一直以来都把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当做创作素材。他这么做的原因是，“知识分子不用你替他讲话，他自己就在讲。而中下层的人不会替自己发言，或者是不被人家重视，那替他们讲话是一个必要责任，这是我的写作原则。”

吴念真的第一篇小说，就是针砭时弊之作。初中毕业后，家庭经济困难，他辍学来台北做工。因为是乡下人，时常被人看不起，被人欺侮。有一次，吴念真找工作被人骗光身上的钱。几个月后，他偶然被人拉到一个教堂“听上帝的福音”，却发现那个骗他钱的人在里面给人布道。吴念真觉得很讽刺，回去写了篇小说《请来听福音》，寄到《联合报》，没想到竟然发表了，只是被编辑删掉了后面在教堂的段落。可以拿到比工资多许多倍的稿费，这给了吴念真很大的写作动力。

直到后来，吴念真读到台湾本土作家黄春明的小说《锣》，才意识到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希望用小说来解决社会问题”。他开始写矿工们的故事，写受伤矿工为了从地方医院转到更好的城市大医院，故意往伤口吐痰来让病情恶化；写矿工受伤残疾，无力养家，只能借钱生活，宁愿死掉也不愿伤残，因为死掉会拿到更多的抚恤金；写矿难时，年迈的欧吉桑带着孙子，在矿难现场祭奠被埋在下面的儿子……

写来写去，吴念真的小说拿了台湾的许多文学奖，他成名了。可是，他却发现小说根本说服不了政府官员，也解决不了劳苦民众的生活问题；而他为之呼号的矿工们，因为看不懂小说，也没法得到启蒙甚至是最基本的安慰。

“台湾新电影”的主将

吴念真正陷入“写作者的无力”这个泥潭里，无法自拔时，台湾中央电影公司的总经理明骥邀他来做编剧。当时的电影圈里有一群冲劲十足的年轻人，侯孝贤、杨德昌、柯一正、陈坤厚……这批人就是后来“台湾新电影”主将。

1983年，吴念真编剧的《海滩的一天》和《儿子的大玩偶》上映。前一部电影是杨德昌的长片处女作，以一个台湾新女性的家庭故事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奇迹”交织一体，写出台湾现代化过程对传统家庭的撕裂与重塑；后一部作品，改编自黄春明的小说，其中的“苹果的滋味”一节，直接暴露台湾社会的贫穷一面，公映时差点被政府禁掉。因为台湾民众的强大呼声，这才免于被禁的命运，“人们发现原来民间的情绪已经积压了这么多”。

很快，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朱天文等等这批“台湾新电影”的主力创作人受到本土市场的肯定，同时也开始得到戛纳、柏林和威尼斯电影节的青睐。吴念真却开始担心，“所有的导演都承担着一个责任感，要重塑台湾的历史，这样每个人所拍的类型很像，这样下去观众会厌倦。”

现在看来，吴念真的担心最后变成现实，台湾电影也很久都没有找到新方向。但是，即使危机渐显，吴念真的创作也从未远离“台湾新电影”一代的诉求。从《恋恋风尘》到《悲情城市》，再到《戏梦人生》，吴念真陪着侯孝贤走过了从巅峰这边到那边的关键几步。《恋恋风尘》里，吴念真把自己的初恋故事和盘托出；《悲情城市》，他更倾尽全力，把台湾“二·二八事件”挖掘出来，以家族史映照1945年至1949年间的台湾社会巨变；及至《戏梦人生》，回归乡土文化，纪实与虚构并举，借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戏梦人生”，写日据时代的台湾民生。若说对台湾本土历史的观照，吴念真坦言，“台湾新电影”诸位导演里，侯孝贤与他自己的创作模式更接近一些。

1996年，“台湾新电影”的尾声之年。这一年，吴念真执导了自己的第二部也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部长片，《太平。天国》。如同用《多桑》告别了自己对台湾本土历史的追寻，吴念真以《太平。天国》终结自己在大银幕上对现代台湾的反思。《太平。天国》的故事原本出现在《恋恋风尘》的剧本中，那一节侯孝贤没有采用，最终出现在了吴念真自己的电影里。

《太平。天国》回溯了现代台湾的起始，1950年代美国人对台湾的“保护”。那时，台湾南部经常举行军事演习。一次台湾和美军的联合军演中，小山村遭受巨大损失，村民为弥补损失混入美军驻地偷窃。故事里的父亲，偷回两口大铁箱，打开一看，竟然是两具美军尸体……美国文化对台湾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吴念真看来，已经到了不自知地走向“非常偏的框架里”的状况。

“老先生”的说与不说

在远离电影的日子里，吴念真找到了其他表达自己的方式。他开广告公司，接了无数的广告案，赚来的钱投到自己的戏剧里。2001年，吴念真加入绿光剧团，开始了《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的创作，开始讲述新世纪的台湾社会变革。至今，《人间条件》已排到第五部《男性本是漂泊心情》，这一部讲述了台湾“50后”男人的中年危机。他的新短片《新年头老日子》就是截取了这部舞台剧的开头一段：退休在家的公务员老罗，因为厌倦循规蹈矩的“老日子”，在新年头一天离家出走。

“你有这样的危机感吗？”记者问起吴念真。“我自己还好，回顾这一生，认识了很多精彩的人，做了蛮多自己喜欢做的事。自己很幸福。”吴念真答道。

时至今日，许多人遇见吴念真，最常提起的还是他与电影的故事。有人问他对台湾年轻影人的看法，他摇摇手，“现在，我们这些老先生不能讲这些。我们这个年纪，知道电影的好坏，但是不能讲。年轻人，我还是强调一句话，世代各自有风景，就鼓鼓掌吧。”不过，他有时还是忍不住自己的不满，“像那个电视秀《大学生了没》，里面的人那么幼稚，这样的大学生就是浪费爸妈的钱。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写文章很可怕，都在想怎么做社会改革。现在的年轻人，我也不能讲他们。”

这样的无奈，吴念真在自己电影的首映式上又感受到了。首映后，几家娱乐媒体的年轻记者把吴念真围在影院门口，有人不管他的新作，直接问起他的儿子吴定谦与台湾某女星的绯闻。这位老先生站在自己作品的海报前，愣了几秒钟，随即镇定答道：“那是他们年轻人的事，我们父母就不要管了吧。”

戳到中年男人的痛处

大众电影：《新年头老日子》的表演和念白，给人的感觉像是舞台剧。这种效果是您刻意追求的吗？

吴念真：我希望“老罗”（《新年头老日子》的主角）的表演保留舞台剧的感觉。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他真的讲出来的，还是他心里面想讲又不敢讲出来的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

大众电影：舞台剧《人间条件5：男性本是漂泊心情》原本的情节设计是，老罗确实离家出走了。而在短片《新年头老日子》的结尾，老罗回家了。为什么在短片里做这样一个改动呢？

吴念真：其实舞台剧版本有两个多小时，最后，老罗还是回到家里看罗太太。因为罗太太也说，如果你在外面生活觉得不行，也可以回来。当老罗离家出走之后，罗太太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空间，她整个心里不是只有家庭和小孩了，她也跟邻居有互动了，邻居都有跑到他们家里学国标舞之类的。所以先生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太太的生活忽然间丰富起来，他也会吓一跳。

大众电影：《新年头老日子》的开头，老罗躺在棺材里独白，最后被罗太太“吵醒”那个桥段挺黑色幽默的，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吴念真：这样表现的意思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老罗的朋友死了，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快到尾声。忽然又被罗太太“吵醒”，我觉得这么做挺好玩。以前看影展，很多电影真的很闷。这次香港电影节和优酷找四个导演拍短片，我希望我拍的这个部分要让观众容易看懂，看着很乐呵。

大众电影：《新年头老日子》里面，老罗应该说出了很多中年男人的心里话吧。

吴念真：这个片子放映过，很多公司老板碰到我都说，这样的电影还是别太多，里面太多他们的感触。他们一辈子这样拼，工作很忙，忙到儿女跟自己很有距离。外人看起来，自己好像有很多财产，最后觉得自己倒像个长工。这样的台词，其实就是一个企业老板跟我讲的。

大众电影：您今年61岁，也到了老罗那样的年纪，您会有这种人生被浪费的感觉吗？

吴念真：我自己倒不会觉得浪费了人生。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一辈子做一件事，就是做生意，跟他们相比，我什么事情都做过了。如果回顾我这一生，我有机会做蛮多自己喜欢做的事，自己做剧本，把它拍成电影。我认识了很多很精彩的人，还有，在台湾很多很多人认识我，而且他们对我很好。比如我去吃面，老板都会做一个小菜请我，等等。我觉得我真的可以了，自己很幸福。

长大了才觉得母亲是强者

大众电影：短片里面，老罗的儿子直接问他爸爸，是不是很久没了。为什么设计这样的台词呢？

吴念真：这句台词是真实的。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儿子就这样问他。因为年轻人是有激情的，男女朋友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他觉得自己的父母，如果没有了，那就代表彼此的感情已经淡了。所以我那个朋友的儿子会这么问，结果，我的朋友当场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很心痛。后来他说，“对呀，我跟我老婆超过十年以上没有了。”

大众电影：儿子这么问父亲，很夸张啊。

吴念真：是很夸张啊，但是我觉得这句台词是一语中的。很多年纪大的夫妇看完舞台剧，见到我把我骂了一顿。他们说，“那句台词听到以后，我们夫妻俩回家，一直都没讲话，很尴尬。”

大众电影：每个人年轻时都会对父辈有自己的判断，您当时对自己的父亲有怎样的看法呢？

吴念真：我很清楚地看到我父亲跟母亲之间的性格差异，最初很讨厌他们吵架，后来就认为吵架是正常的。我甚至会跟弟弟妹妹讲，吵架是正常的。爸爸在十几岁的时候，从嘉义跑到台湾北部去工作，挖金矿。金矿没落的时候，他自己讲，“我就像一只鸟掉到笼子里面。”陷入家庭，就走不出去了。我爸爸其实很想往外跑，想当海员，走遍全世界。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她认为男人你有责任照顾这个家，你下班应该回到这个家里面。所以，父母的冲突就是必然的。小时候爸爸妈妈吵架，我都会觉得妈妈是弱者。到后来，我们长大了之后，觉得妈妈是强者。当有一天爸爸已经体力衰弱，没法去外面闯荡了，然后妈妈管着钱，又掌握了子女的心，她其实掌握了一切。

不愿服输的那一代电影人

大众电影：我在台湾电影里，包括您主演的电影《一一》，总会看到一种台湾男人的形象，裤线笔直的西裤、衬衫束在裤子里、整齐的领带、搭在肩上的西装，看起来很职业，但同时也让人觉得他们其实很疲惫。您当时演NJ（《一一》男主角）的时候，自己也处在这样的状态吗？

吴念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都是那样的人，每个人都很拼。早年间，台湾人都是皮箱一提，样本一装，就到美国和欧洲去拼生意，硬生生把市场打出来。他们不想被限制在这个海岛里面，一直想着到外面拼出个世界来。其实我们做电影的台湾人也是这样，杨德昌当时一直鼓励大家说，要让台湾电影被世界看见。像我们这代人，韧性很强，一直到老都还在坚持，不愿服输，或者说因为知道有困境，就会想着撑出一个局面。

大众电影：您跟侯孝贤、杨德昌、许鞍华合作过多次，您参与侯孝贤的电影更多关注台湾乡土、国族的变迁，《海滩的一天》就更像是对台湾现代化中人的变化的记录，许鞍华的几部作品，又转向对华人在那个年代的迷失。这几种方向的不同，对您来说，哪些更偏技术性，哪些更偏自我情怀些呢？

吴念真：我觉得杨德昌很特殊，因为他大学毕业就在美国念书了，他已经学会了美式思考。有一次，他问过我一个很好笑的问题，“念真，你要想东西是用英文想还是中文想，还是台语想？”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好像中文跟台湾话一起想。”他说，“我用英文。”他在美国留学已经强迫自己用英文思考，这样讲出来的英文才会好。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回到台湾的时候，他会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观察整个社会，所以他的电影都是先有理念的，他要批评什么，或者他要讲述什么东西，再把细节往里面塞。侯孝贤的创作是以情带动，我们经常在一起讲故事，把内心隐秘的东西一直往外丢，所以才会有《恋恋风尘》，初恋的故事都讲出来了。许鞍华又不同，她是香港人，他们的生活跟世界的联系很紧密，所以他们会考虑华人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我觉得这不是台湾电影人的专长，我只是作为编剧，帮她写故事。

大众电影：1996年之后，您已有十几年没拍长片。现在来看，1996年之后，台湾新电影慢慢退潮，台湾电影产业也逐渐陷入低谷。您当时感受到那种退潮吗？

吴念真：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台湾的电影已经衰败了。对我来讲，其实最深刻的影响出现在1995年，我记得我去欧洲参加竞赛，顺便带着家人去意大利游玩。我去了他们的电影院，有十个厅，没有一个厅放意大利电影，都是好莱坞电影。我当时吓了一跳，意大利一直是电影强国，都被好莱坞打败了；如果连意大利电影都不行，台湾怎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