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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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在《欧阳修的散文》中说：“中国古代散文，其取胜之处，从不在于诗，而在于理。”“其实，中国散文的特点，是组织要求严密，形体要求短小，思想要求集中。”作者的看法，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这里讲散文的特点，显然是强调了说理的重要。大致说来，诗歌侧重抒情，散文则更多说理的因素。再说文以载道，此种功用就表现而言也要说理。但散文的说理不全是概念的演绎，也可蕴于形象中，即形象的说理。何为形象说理，这里列举一些。比如，庄子《养生主》：“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这里讲了解牛的三个阶段，那顺其自然、游刃有余的境界相通于养生之道。再如，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这里讲种树要顺木之性，可移之于治世。又如，苏轼的《文与可画谷偃竹记》：“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胸有成竹及心手相应，讲的是对客观事物及规律的把握。

散文的说理若尽是干枯的议论，有可能陷入前人所说的理窟中去。但蕴于形象中，就思维上说仍是知性或智性的。郁达夫在《文学上的智的价值》中说：“所以文学上的智的价值之所归，无非在乎它的能丰润我们的智的生活，能帮助与促进我们对于生的了解与享乐，能增加我们的经验而澄清我们的思路各点上，当然不仅仅在乎使我们增加智识的这一件呆事上头。”智的价值，不只是在于增加知识，更在于促进对生活的思考，领会生活或人生的意义。以丰子恺的散文为例，比如，《渐》一文，文中所说的渐，是指人生及世事缓慢的变化过程。此种渐变让人可以承受，又有所忽略。“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春夏秋冬是这样的渐变，生活中的事情亦是这样，比如，傍晚坐在窗下看书，目力可以适应逐渐变暗的光线。“‘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渐让人生或生活变得可以接受，又不无忽略。由于变化的缓慢，还会让人误以为恒久不变。渐的本质是时间，而对时间如何把握，往往对应于人生态度。“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生命体现于时间中，要想有所成就，就得抓紧时间，从而体现出人生应有的价值，而不可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迷失自己。说到底，渐变的过程可以让人成功，也可以让人迷失。

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中这样说：“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融，才成其为‘理趣’。”知性并非纯理性的，尽是抽象的概念表达，而是一种智慧的观照，这样才能与感融。“一位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兼有心肠与头脑，笔下才能兼顾感性与知性，才能‘软硬兼施’。”有心肠，才有观感的印象或事实；而有头脑，才有见解或看法。散文中，感性要与知性结合。余光中在《左手的缪斯》新版序中说：“缺乏知性做脊椎的感性，只是一堆现象，很容易落入滥感。”光写感性经验，是比较浅的，任其泛滥开去，就很疲软了。而知性的作用，就好比脊椎的支撑。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情与理的搭配。余光中在《不老的缪斯》中说：“这样的散文也就是所谓议论文，但是和正式的学术论文不尽相同，因为它说理之际，还有感情、感性，也讲究声调和词藻。韩愈的《杂说四》，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苏轼的《留侯论》，都是说理的散文，但都气势贯串，声调铿锵，形象鲜活，情绪饱满，绝非硬绷绷冷冰冰的抽象说理。每次读《过秦论》，到了篇末的‘然秦以区区之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长问，竟用斩钉截铁的短答断然煞住，真令人要拍案诧叹，情绪久不能平。精警的议论文不能无情。”这里所说的，是议论中还可抒情。用情感来配合说理，进而达到情理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