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谨防潜在风险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京津冀谨防潜在风险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京津冀一体化带来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会带来产业空间重构和城市职能重构，进而会产生生态环境、产业空心化等风险，在此过程中借助市场力量重塑区域生产关系至关重要。
国家正在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是调整区域分工职能，优化空间布局，化解城市病，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增长的积极举措。然而，区域一体化必然会涉及人口、产业、资源等要素的空间重构，即原有的空间集聚和扩散模式有可能被打破，而新的模式将被建立，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
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超前城市化破坏资源环境。当人口和产业迁移至新迁入地，会涉及到一些用地性质的改变，如农用地变成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变成建设用地等，如果不做好规划承接，加强用地管控，必然会带来土地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因此建议河北省尽 快调整并完善城乡及土地规划，加强项目监控，划定并严格执行城市增长边界，改变城市开发模式，推动组团式开发，即成熟一片开发一片，禁止不切实际地扩大城市规模，防止建设浮夸。要加大工业园区建设，要在上位规划指导下，加强控制性规划的编制与管理。
另一个风险是“三高”企业不退出。在北京、天津、河北都存在大量“三高”企业。目前三地企业退出机制不完善，退出成本高，阻碍大。如果“三高”企业不能在三地同时退出，那么京津冀地区的雾霾等区域性环境问题将很难得到根本解决。有鉴于此，建议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京津冀要出台统一口径的区域产业进驻负面清单。三地政府要明确哪些类别的产业不能进驻该地区，并形成三地相互监督机制和违反协议的惩罚措施。二是要建立三地联合的环境治理体系。要引入市场机制，以三地名义组建环境治理、环保服务委员会，并对社会招标专业环境保护公司，做到共同管理，共担责任，共享利益，共同监督对方是否污染。三是要加快建立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当前经常出现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单个企业排放都达标，但区域整体环境却并不达标。是监管不严存在瞒报，还是标准太低造成积少成多，需要三地认真对待，找出原因。如果是标准太低，要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排放标准体系。四是要鼓励三地对高污染产业就地关停。
产业空心化风险
迁出地产业空心化将是未来的一大隐患。
对于北京和天津来说，如果大量制造企业快速从本地迁出，而又来不及培育出新的产业，必然会造成产业空心化，对地方经济和财税收入等都会带来较大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前些年一些城市主张城市产业发展退二进三，但在推行的过程中很快就发现，由于制造业空心化造成城市主导产业不明确，城市会出现经济增速急剧减缓的现象，城市经营和管理也会因此出现一些困难。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产业发展不能。从目前西方国家再制造来看，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依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经济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石。因此，北京和天津还应重视高端制造业发展，不能盲目退二进三。二是要加快对两地制造业进行分类管理，要尽快弄清楚两地雾霾的真实污染源，弄清到底是什么产业产生什么样的污染，这样的污染能否有效治理，治理成本是否高昂。目前城市规划工业用地分类中，仅仅列出一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和三类工业用地，在科技快速发展多年后的今天，上述划分是不能指导工业迁出和工业布局的。
此外，区域整体产业也存在空心化风险。具体是指京津地区的产业并不一定迁入河北，也可能迁移到其他省份，以及迁移到海外。这种情况完全存在，当企业迁出后，原有产业布局条件不一定会在河北存在，如果京津冀地区出现整体上的产业空心化，京津地区的人口向河北转移就无法得到保障。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做以下工作，一是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还需研发攻关的产业，三地要共同制定技术路线图，采用分工的方式分别予以供给端补偿；对于已经产业化的新兴产业，要引导行业重组，利用企业内部的力量优化行业空间结构；政府要逐渐从供给端补助退出，转而支持需求端。二是加大对外开放。三地可以统一与国外或境外城市合作，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以优化区内企业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要加大与国际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合作，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的引进，吐故纳新，优化产业结构。
结构风险
事实上，空间集聚和扩散现象的背后是生产关系在发挥作用，一体化下的空间重构不但要整合物质资源，借力现代科技。同样，空间重构还会涉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大整合，而这种整合，仅仅靠政治引导是不能完全达到目的的。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和重塑区域生产关系是规避区域风险的关键。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城市群内部的协作关系需要重新建立。城市群是现代区域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没有城市群的支持，京津冀不可能成为全国和全球重要的增长极。事实上城市群的产生是两种力平衡的结果。一种力来自于城市分离，由于城市规模持续增长后，给企业生产带来了无法承受的拥挤成本，因此企业选择迁出母城；另一种力来自于城市集聚，即要求企业生产活动必须在空间上集聚，如此才能获得集聚经济。正是由于以上两种力造成的矛盾，才使得城市群得以产生。城市群的产生还得益于现代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的广泛应用。如高速公路、高速城际铁路的应用，手机、互联网的应用，以及未来物联网、云计算的应用等。这些工具的应用，使得空间成本随距离递增的趋势得以延缓，使得空间上相邻的城市之间实现合作分工变得可能。城市群的产生让企业可以获得以往不可能同时获得的好处：即企业既可以获得集聚经济，又不会获得城市拥挤成本。京津冀一体化中，预计会有很多行政命令性的迁移。在此过程中，原有城市群中的城市关系可能会被打破，城市等级结构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变动，而这些改变能否让企业享受到城市群经济带来的好处值得思考，也存在风险。针对这种情况，一是建议政府在一体化进程中，要充分考虑北京和天津的空间距离因素，近期不能距离太远，中远期可以通过在河北建立副中心向其中南部接力辐射。要加大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不光是交通基础设施，还包括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等。二是要对功能进行分类管理，更加强调功能一体化。居住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休闲功能、政治功能等在空间上有交叉，但也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如政治功能等，就不一定要和生产功能耦合。因此一体化中，在涉及政治功能时就可以规划得更大胆一些；但在生产功能一体化方面，还是要考虑空间距离和城市群经济的影响；而生态功能方面，要借助本区域的自然本地，制定统一行动计划，建设宜居环境。
（作者为赛迪智库规划所助理研究员，文章不代表本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