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理事会“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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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如何告别臃肿的事业单位体制制度？如何在高效使用财政资金的基础上，撬动社会财力？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博物馆又将如何更好发挥其公共职能？
这不仅是悬在公众心头上的问号，也是国家制定政策的研究方向，今年5月3日，国家文物局确定了由北京大学承担“博物馆理事会组织规则”课题。为此，记者采访了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宋向光，以及课题组成员、副研究馆员曹宏、王伟华。
资金来源定位
《新理财》：中国的博物馆从隶属关系和经费来源上可以大致划分为哪几类？
宋向光：博物馆按所有制分类，可分公办和民办。公办博物馆可再按照隶属关系细分位国家级、省级、市级。总体来讲，公办博物馆是按照行政层级来划分的，分别由各级财政对应出资承办。
《新理财》：除财政拨款外，博物馆还有哪些资金来源？
宋向光：在国外，博物馆的资金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政府拨款、社会捐助以及博物馆自身经营所得。而我国博物馆的资金来源目前基本上是财政的单一投入，少部分赞助主要以项目合作为主，例如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德国“启蒙的艺术”，就是大众汽车公司赞助的。此外还有捐赠藏品、提供设备设施等方式。至于直接的资金捐助，据我们了解，为数很少。
《新理财》：那么门票和其他经营所得呢？
宋向光：在实行免门票制度前，门票收入是博物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也迫使博物馆努力去办高水准的展览，吸引更多的观众，增加门票收入。但取消门票后，博物馆由国家“养”起来了，部分经营项目也通过“收支两条线”的政策给堵住了，其中“收”的部分，哪些需要上缴，哪些不用，要由博物馆和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内部的详细情况很难摸清。博物馆可以说是被层层束缚，发展空间越来越小。
《新理财》：取消门票政策出台后，财政拿出了资金来填补博物馆在门票收入上的损失，这样的管理方式您如何看？
宋向光：尽管博物馆免费开放，财政拿出了大约40亿的资金，但我认为，这笔钱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但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笔资金，因为它影响到的人群范围是巨大的，有助于国民养成去博物馆的习惯。
然而免费开放是把双刃刀，积极的一面是博物馆不用再为“温饱”而烦恼了，基本业务有了资金保障；消极的一面是支持资金的管理上不合理，失去了经济杠杆的激励作用，博物馆自身的积极性逐渐丧失，导致效率低下。
我认为博物馆主管部门以及财政部门可以适当考虑，在政府埋单的前提下，建立一套类似购买服务这样的激励措施和途径。目前缺乏精细化管理的资金投放，不仅未能推动博物馆管理机制的改革，反而增加了这类事业单位在资金和人事上对行政系统的依赖。
《新理财》：博物馆尝试通过办特展，收取筹展费的方式搞经营，遭到了社会的质疑，例如国家博物馆的LV展览，这样的商业化之路该如何走？
宋向光：起初我也是看到媒体对于LV展览的负面报道，抱着质疑的态度去参观的，但是看过展览，我认为展览的主题策划、影像的放映，以及与观众的互动都做得非常成功，充分融入了历史和创意。
事实上，在不影响公众利益的前提下，精心策划的经营活动，是可以允许的。关键是这部分资金的使用和监管，目前似乎比较欠缺。下一步发展，或可考虑从博物馆年报、年鉴开始，逐步走向公开透明，实现真正的社会监督。
理事会制度难“移植”
《新理财》：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博物馆的理事会制度吗？
宋向光：理事会制度是国际上博物馆管理的一种主流方式，这次的课题研究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制度是怎样构成的，如果运作，需要哪些内在、外在的条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等等。以博物馆为代表的非营利性机构在将来发展中的趋势是实现“管”、“办”分离，分离后博物馆内部需要一个治理结构，理事会制度是其中一种选择。
曹宏：理事会成员即要帮助博物馆获得外部的支持，又要在内部实现监督。成员一般包括拥有雄厚资金的财团董事、具备专业知识的学者、掌握广大人脉和号召力的社会知名人士等等。成员的任免有多种方式，例如在日本，第一任理事会成员是由发起人负责招募，换届将由头任理事会提名。
理事会定期召开会议，针对财务、人事安排、员工福利、展览策略、发展目标等事宜进行讨论：管理博物馆的运营。此外，理事会制度要求非营利性机构要定期公布其财务情况，实现社会监督，还另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理事会自身。
《新理财》：理事会制度可以在中国得到复制吗？
曹宏：通过理事会制度管理非营利性机构，这在国际上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并且暂无更好的管理方法可以超越。但以中国目前的外部环境来看，如果直接复制理事会制度，就好似“器官移植”手术，外部环境没有跟上，理事会制度是会遭到“排异”的。
王伟华：是的。从国际对“非盈利组织”的定义来看，非盈利组织的资金不应来自于自身的运作，而是通过拨款、捐赠等方式获得，正因如此，尽管理事会制度是博物馆内部架构的组成部分，但却无法脱离外部环境。
《新理财》：哪些外部环境造成了理事会制度短期内难以被复制？
王伟华：目前中国博物馆很难得到社会资金捐助，其原因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特别是法律和税收制度上的一些不完善、不清晰的定义所造成的。最突出的就是，对于捐赠者的税收减免、返还机制缺失，捐赠者如果没有政策的引导，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就丧失了主动捐赠的动力。尽管国家有一些相关条例中提到非营利性组织，后面也列数了一系列机构，但博物馆没有明确包含在其中，很多时候都含糊其辞地包括在“等”的范畴里。
正是这样的不明确说明，在博物馆在与税务部门的沟通中，出现了诸多障碍，有些税收能免除，有些不能，灵活性很大。
在美国，“非营利性机构”一词本身就出自于国家税法中的定义，什么样的组织符合“非营利性”的标准，可以免多少税，都有明确的解释，并且规定“非营利性机构”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但可以允许一定比例的盈余。对于盈余部分，不能作为组织内部人士所得，必须用在该非盈利机构自身的运转。
再看中国，“非营利性机构”在民政部叫“民间机构”，在财政部出台的会计制度中叫“非营利性组织”，实际操作中大部分属于“事业单位”。
曹宏：除了法律和税收体制上的不清晰、不明确外，另一个阻挠理事会制度生长的因素，我认为就是人事。例如博物馆馆长一职，应通过理事会投票任命的，而非上级主管单位指定。此外，从更大范围来看，公民对捐赠的理念还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
《新理财》：人事任免让博物馆成了“权力机关”，这是否会影响理事会制度的改革？
王伟华：有学者曾研究过中国基金会理事的架构，其中提出了“理事会失灵”的观点，主要是指理事会的虚设。理事会制度目前也仅仅处于研究和前瞻阶段，唯有外部环境条件允许后，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至于如何防止理事会的虚设，也是我们研究的方向，但具体的政策出台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