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亲历5人谈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灾难亲历5人谈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说还是不说?说什么?怎么说?
陈晓楠：从死到生，从物质现实到人性光辉
(陈晓楠，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我们从未如此直面过残酷的死亡，而且是大规模的死亡。在那里，你随便抓住一个人，他的生命都是骤然改变的，巨大的不可回转的改变。那么多人痛彻心扉的故事，不由会让我们问自己――生命是什么?在平常很嘈杂的生活当中忙忙碌碌，我们毕竟很少问自己这个问题。
未必是要改变当下，而是一切让我们更加清醒或者珍重生活。很多人和我提到陈坚的细节，他三天三夜坚持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爱我的人我要活下去。这是他的原话，活了一辈子没有什么大的要求，就希望和我的老婆安安稳稳地过一生。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不是一场悲剧，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更加有力量的东西，它超越物质现实的层面，是在无力的现实生活层面上更有光辉的东西。这种力量在这么普通这么年轻的一个男人身上闪现，因此震撼了我们，让我们觉得应该更珍重自己的生活。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废墟堆上经常可以听到一串串鞭炮声，那是为死者送行的仪式。每挖出一具尸体，按照当地的风俗就会放鞭炮，可是与此同时你还会听到呼喊声――又挖出人来了，你听到老乡喊那里还有个活人。生和死的信息就是如此交替，如此同时发生的。我在节目上也说过，我们的心好像就在这生死的一线之间跳跃，徘徊。无法回避，你就是在质问生命是什么。这种质问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每天都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那么我们每天的生命是鲜活的，如果我们意识得到每一次的呼吸都是鲜活的，那么我们可以使每天的生命都变得有血有肉。关注生命本质的东西，略去没有意义的东西，这个是采访灾难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爱自己周围的一切生活下去呢?我觉得支持每个人活下去的关键就是爱。人活一辈子，最后什么也带不走，带走的是一些回忆。可能只有爱让你内心时刻丰盈着一种快乐的东西吧，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这场灾难让我们中国人的心突然一下子变得柔软，我们太长时间的麻木让我们的心坚硬得起了老茧。大家的生活太恐怖了，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重要。这个时刻我们中国人流了那么多眼泪，流泪很好，那是一种排毒的状态，你流泪的时候你内心是柔软的、真实的。
(整理／何 宽)
人活着的时候有一口气他是有精神的世界的，他是有某种坚持和尊严的，那就是生命，虽然生命瞬间即逝，但我们有生命的那一分那一秒都是有尊严的。
艾未未：从不透明到透明，从不公平到公平
(艾未未，著名建筑师)
我现在站在一个废墟上，这里还没有帐篷，但你可以看到村民们很乐观，一块板子上，有个酱油壶，一个案板，一把菜刀，一个桶，就是一个家。在这里，人类强大的生存能力是毫无疑问的，但社会生存的可能性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可能性里，你可以看到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次灾难中我们不得不反思这社会的合理性、公平性和平等性。都说天灾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还有很大的不公平，比如那些盖得不好的校舍倒塌，让烂漫的孩子就这样消失了。孩子们的教室倒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谁该承担责任?作为人，每个人都要承担必须的责任，如果这样都做不到，一个社会有什么公平、平等可言?没有公平和平等的社会，就是公民生活质量最大的颓败。生活在缺乏合理性和公平性的社会里，意味着我们也生活在每一天的地震中，只是自己没有看到而已。
中国人能不能从地震中学到什么我不知道，这样的灾难在中国也不是第一次，集体的记忆空白和公众道义的偏差不是没有过。在32年前，那次大地震中死去的是谁?他们生前背负着怎样的伤痛，死后获得了怎样的哀思?那些幸存者现在都在哪里?大家要是想忘却，想让事情轻松过去，它就会过去的。但如果一个民族在面对大灾难的生死问题时还会迟疑，会麻木不仁，无法做出好的选择，这就意味着民族精神的死亡，而无论怎样的煽情和悲痛都无法遮挡这种麻木不仁。
我们处在一个没有真正的痛苦，也没有真正的快乐，一切都被娱乐化、片段化、表面化的时代，毕竟触动个人的内心和启发民族的思考是两回事。我们每个人在事件中都会有所感触，但是这不是流几滴眼泪的触动，这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感受。
在这次灾难中我依然看到了过多的喧嚣，过多的煽情，对于生命意义、事实、公平的探讨还是很少。舆论和知识分子没有更好地思考，只会简单地煽情。要知道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捐几块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应该走向何处的思考。如果说地震中塌下的是校舍，那么精神上塌下的就是舆论和知识分子，他们是精神地震重灾区的塌方部分。当然大家说透明了很多，透明了之后我们能获得什么?一个公平、民主、透明的社会，这不是一个政治理想，而是一种生存方式，这样的社会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社会需要更公平，需要更自由的可能性，包括信息透明等等，只有这种情况，每个人才都能承担责任。
(整理／何 宽)
如果说地震中塌下的是校舍，那么精神塌下的就是舆论和知识分子，他们是精神地震重灾区的塌方部分。
施琪嘉：从爱自己到爱别人
(施琪嘉，武汉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创伤心理学专家)
在灾难的关口，个人应对变故的自我调节能力很重要。有些记者以零度情感状态投入工作，以忙碌的工作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有些记者每隔几天从灾区赶回成都，抽离现场来调整自己……我觉得这些都很好。很多人在这次灾难中，应该学会一点，先爱护自己的身心健康，才能更好地去爱护别人的身心健康。懂得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这是一个基本态度。
这场灾难对很多人的安全感问题是一个拷问，因为地震夺走了很多人的一切身外之物甚至生命，由人及己，每个人都在问自己一一究竟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呢?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当我们发现越是跟着外在物化的指标走、越是依赖外物的时候，我们的安全感越是脆弱。我们每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去重建自我，转入内心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感。有人通过宗教，在一些修行方式中找寻宁静；有人通过旅行探险去寻找自己的突破边界的极限：有人通过读书去了解、完成对自己内心的探索。无论哪种方法，我们必须找到自己要什么，必须明白一切的力量源自内心。好比美国心理大师萨提亚说的一段话：“我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我。我和某些人可能会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和我完全相同。我的一切都真实属于我，因为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拥有自己的全部，我和自己亲如手足。我学习跟自己相处，爱惜自己，善待属于自己的一切。”
此外，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我们不该那么快去遗忘灾难，而是应该释放自己在灾难中
的情绪，让自己更好地前行。我非常认可这次设立国难目的举动，因为生命需要一些仪式，比如以往纪念亲人的过世要七七四十九天，在漫长的时间里让自己与他们道别，化解很多情绪。通过一个仪式让情感凝固在那里，有一个安置。而现在，匆忙的都市人，哪里可能为亲朋去操办一个漫长的丧礼，总是利落地让自己与回忆了断，这不是一个好方法。
(整理／朱慧憬)
当我们发现越是跟着外在物化的指标走、越是依赖外物的时候，我们的安全感越是脆弱。我们每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去重建自我，转入内心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李承鹏：从GDP崇拜到个人幸福指数
(李承鹏，知名足球评论员，汶川大地震亲历者)
中国是一个追求GDP长达30年的国家，我们一直走在飞速发展的大道上。国家有国家的GDP，每个省有每个省的GDP，自然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免俗，也有我们自己的GDP标准。而我们慢慢发现，当GDP上去了，幸福指数却急剧下降了。举个例子，15年前我们家里能装上电话，能用上手机，能开上个小奥拓，觉得小日子过得特美，现在你开上宝马了，随时天天能出国玩了，你觉得有意思么?有快乐么?
曾经有一天深夜，我开车经过一座立交桥，我看到有个人开着一辆陆虎，哇哇的又哭又吐；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有一个会，又经过那里，发现那个人还在痛哭。他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们城市内心的折射面。而这次灾难，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多少走出了自己的内心，在帮助别人中获得了满足感。不仅是我，我的很多邻居，他们有做房地产的，有做IT的，都突然觉得这段时间过得很充实。他们每天都会开车出去做点什么，因为在时刻帮助别人，反而有一些安全感。
灾难面前往往有几种需要，一种就是灾区群众自己的需要，他们需要大米；一种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帮助别人；还有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特别的需要，需要柔软的感情、需要爱。我们曾经在GDP持续增长30年的大发展过程中，变得特别冷漠，女孩想傍大款，男孩想找美女，大家天天在泡着，其实还是不知道追求什么。
非典的时候，你必须隔绝在家，你可以拒绝和外界交流；发洪水的时候，你住在高处也很安全的；雪灾，你只要不断电，在家里也都活得好好的，还能看春晚……地震是你在哪儿都是危险的，你只能去广场去和大家抱成一团。特别是最近几年，大多数的人生活得很无聊、无助甚至，我说的很多“三无”人员，需要一个警示。
地震的第一瞬间，我和大家一样害怕，我躲在我的车里。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做点什么，第一时间去了重灾区，把灾区最需要的物资送过去。在重灾区，我很少和孩子谈到地震，我总是教他们如何练脚功，告诉他们姚明真的很高，姚明说话就好比在你头上八层楼发出声音……我后来一直在想，我在灾区，我最合适做什么?我想还是记录灾难吧，尽我一个时代记录者、观察者的本分。我很好奇，我们的作家们，地震的时候在哪里?在这样一个大时刻，他们是缺席的。
(整理／朱慧憬)
最近几年，大多数的人生活得很无聊、无助甚至，我们需要一个警示。儒教不只是一个学派，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只提供了生命学理的思考，更提供了对人生命深处的情志慰藉。而这种情志慰藉的作用在大灾难中能体现得尤其明显。
蒋庆：从政府救济到宗教慰藉
(蒋庆，民间学者)
灾难发生时，我在贵州乡间，也感觉到了震动，我是过后通过网络了解到灾情的。
政府是世俗的权力组织，志愿团体是世俗的社团组织，这两类组织在救灾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及时救治伤者，防止灾情扩大，安顿生者的物质生活。然而，地震灾难对人的伤害不只表现在生存的物质层面，也表现在心灵的精神层面。这次地震灾难在人的心灵精神层面的伤害主要表现在瞬间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与对生命无常的恐惧，或者说面对死亡的恐惧。面对这种巨大的悲痛和死亡恐惧，世俗组织的救援力量往往是非常微弱的，因为这属于宗教层面的问题，需要通过宗教来解决。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这种具有超越神圣性与灵魂永恒性的宗教就是儒教。从网上图片中看到，救援者将遇难者尸体用塑料布包裹一排排地停放在路边，待确认身份后即时处理，这时没有宗教组织在场举行宗教仪式超度亡灵、安魂送生，死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严，而这种情形反过来又加重了生者丧亲的苦难。
在传统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组织化的教会，而儒教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通过礼乐制度来实现神圣性与永恒性的宗教功能。具体来说，当人死亡时，通过丧礼中的“复礼”呼唤死者之魂归来，并通过“慰灵礼”安抚死者的灵魂，又通过“祭礼”祭奠死者在天之灵。这样，不仅死者在儒教仪式中获得了死者的尊严，相信灵魂升天“在帝左右”的儒教信仰也会缓解生者的恐惧。
对于地震后产生的心灵苦痛，现在社会上强调“心理干预”，固然这是一个救济的方法，但是“死亡”问题是一个既严肃又深奥的问题，它带给人的痛苦实在太深太大，这样的痛苦不是现代医生们给予的“心理援助”所能完全解决的。这时候，就需要由宗教组织举行相应的宗教仪式，通过宗教仪式联接生与死、幽与明、神与人，从而起到尊重死者、安慰生者的作用，激发出每个人对生命的敬畏之感与永恒之情。古代，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终其一生，全在儒教礼制的安顿中度过，通过儒教礼制化解中国人生老病死的生命焦虑与痛苦，使中国人获得生命的神圣意义与永恒价值。所以，我一直强调儒教不只是一个学派，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只提供了生命学理的思考，更提供了对人生命深处的情志慰藉。而这种情志慰藉的作用在大灾难中能体现得尤其明显。
(整理／朱慧憬)
儒教不只是一个学派，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只提供了生命学理的思考，更提供了对人生命深处的情志慰藉。而这种情志慰藉的作用在大灾难中能体现得尤其明显。